我们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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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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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23年写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6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168篇。


此书引起司马光之后许多史学家的醒思,史学家面临改朝换代,君臣异位的尴尬时期时,往往以资治通鉴的撰写精神为原则, 强调 君臣处理事情与一般人处理事情有所不同与学习思考。这一个特点由书名也可看出,“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此书虽有不少司马光自己的意见以“臣光曰”出现,但并非司马光一人完成,据资料记载,他邀请了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助手,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一起编修《通鉴》,负责检订文字。此外,又出版了《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目录》来替这本巨著做说明。


《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通鉴》在撰写前先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作为全书的骨干,首先把史料摘录下来,按年代顺序,编成“丛目”。如果发现汇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进行考异工作。


司马光撰《通鉴》,重视战争之描写,如对战国时代孙膑与庞涓的“马陵之战”,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 “官渡之战”,三国时代曹魏与蜀、吴的“赤壁之战”,东晋谢玄与苻坚的“淝水之战”,皆详细生动,如历其境。司马光留意军事,严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积极态度抵御外侮。


另外《通鉴》不书奇节,对往昔史料上所载奇节伟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 储 君,屈原自沉汨罗江,严光足加光武帝腹诸事,悉阙而不录。司马光思想保守,主张政简刑轻、轻徭薄赋,对于一切急进改革,均予以否定,诋毁商鞅变法,盛赞曹参谨尊萧何律。温公非议变法,不满王安石之新政,他请求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年(1069—1084),以书局自随,继续编纂《通鉴》;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司马光重新执政之后,尽废新法。


《通鉴》写作时间据资料记载一共花了19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西元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西元1084年)才完成,书成之后,只有他的朋友王胜之看过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页,就哈欠连连,欠伸思睡。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


内容


《周纪》,五卷。

《秦纪》,三卷。《周纪》与《秦纪》原为《通志》八卷。

《汉纪》,六十卷。

《魏纪》,十卷。

《晋纪》,四十卷。

《宋纪》,十六卷。

《齐纪》,十卷。

《梁纪》,二十二卷。

《陈纪》,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无纪。

《隋纪》,八卷。

《唐纪》,最多,凡八十一卷。

《后梁纪》,六卷。

《后唐纪》,八卷。

《后晋纪》,六卷。

《后汉纪》,四卷。

《后周纪》,五卷。五代有纪,而十国无纪。


影响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致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清代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成书不久,其体例后世仿效亦众,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资治通鉴前编》、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秦缃业的《资治通鉴长编拾补》,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作,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人和战之事。南宋史家袁枢读《通鉴》,因分事立目,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钞辑成书《通鉴纪事本末》,开创“纪事本末体”之先河;朱熹著《资治通鉴纲目》,用意在标榜“正统”、“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徐干学的《资治通鉴后编》。历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


但是《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著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二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明代严衍熟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二十世纪,台湾作家柏杨译有《柏杨版资治通鉴》、《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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