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法国外籍兵团华人士兵:为了国籍什么都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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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来中法交战,你会为谁而战?”桌子一端,一名戴着贝蕾的法国军人提问。“我会选择当逃兵。如果我背叛中国,有一天我也会背叛法国。”桌子另一端,一名20岁出头的黄皮肤年轻人用流利的法语回答。年轻人的简历显示,他来自中国天津,在法留学四年。


站在旁边的张明俊不动声色地笑了。这一幕,和9年前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当时,还是在巴黎诺让征兵站这座围墙爬满藤类植物的古老城堡一楼,他背着个大背包,忐忑不安地接过报名表,一一填上自己的详细信息:中学学历,来自温州,到法6年,能讲法语。


如今,张明俊已是征兵站的一名中士长,这是华人迄今在外籍兵团中获得的最高职位。他说,想不到9年后自己的同胞居然还选择加入法国外籍兵团。而他当时选择入伍,也被许多温州老乡,甚至他的父母所不理解——你已经在1997年法国大赦时拿到了居留权,为什么还要去当外籍大兵?


在大多数华人大兵看来,加入外籍兵团,无非是用青春换国籍——无论你是否偷渡到法国,甚至犯过法,只要你年龄在18-40周岁之间,在军团服役满5年,即可优先申请入籍;除此之外,谈什么人生理想,“全他妈扯淡”。


张明俊填完报名表后就挨了教训——他自始至终保持的微笑惹恼了征兵官员,“笑什么笑?你以为你是谁?去,做20个俯卧撑先!”


“我想通过参军适应法国主流社会,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自己首先要适应外籍兵团的生存方式。”张明俊说。


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1992年的“长途旅行”让张明俊刻骨铭心。时方16岁的他,与一群人跟着蛇头,坐火车、转汽车、爬雪山、辗转数个国家,最后到达巴黎。


上世纪90年代,大批温州人像铁片一样被欧洲这块巨大的磁铁所吸引,开饭馆、做批发生意,等待大赦机会获得居留权。渐渐地,温州人占据了巴黎的3区、13区、美丽城与巴黎北郊的欧拜赫维里耶市,占居法华人总数的43%。


成功人士的传奇频频传回家乡,流传并放大,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无论如何,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


到了巴黎,张明俊才明白,没有居留权,开不了银行账户,找不到正式工作,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甚至连呼吸一口巴黎的空气都是违法的”。


同样来自温州的李厚霖1990年初到巴黎,“成为一个法国人,这和今天在街上开宝马奔驰一样,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可来到巴黎后,16岁的他不得不到一家中餐馆刷盘子,做大厨,对于工时和工钱,他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仔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空闲时,李厚霖几乎不敢走出温州城一步,那会像“离开水缸的鱼一样失去安全感”。一些温州人甚至留法几十年还不会说法语,他们只需呆在温州城就好,在这座半封闭的聚居点内,从一日三餐到办理车险,都能搞定。“我们不是来到法国,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


这完全不是李厚霖想要的生活,作为一名典型的温州人,他渴望有自己的生意,比如开一个餐馆。但一切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拥有合法居留权。对于偷渡者而言,李厚霖们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一是等待大赦机会,只要你足够幸运与耐心,并且在这之前还没被警察逮捕——要知道,法国最近两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与199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如果对方乐意配合且你觉得这笔交易划算。


这是每个偷渡者必须面对的抉择,作为一个庞大族群的新成员,他们很容易得到温州老乡的经验之谈——加入外籍兵团吧,这是你我获得法国国籍最便捷的途径。1990年代初中期,外籍兵团中已陆续走进了近300名中国人。


张明俊就是被一个已从外籍兵团退役,做起了批发生意,还开上了跑车的老乡说动了心,“不就是混5年的兵么?在和平年代当兵,比当的士司机还安全。别再犹豫了,没有比这还轻松的办法!”


和李厚霖一样,他被老乡反复告知,报名前要先练跑步,这是最难过的一道关,12分钟内必须跑完2800米。


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


通过体检,即将进入体能测试的张明俊,发现军队并非“混5年兵”那么简单。


外籍兵团允许你是偷渡客,允许你冲着国籍而来,允许你曾经有过犯罪记录,慷慨为你提供食宿、高额保险、每月1043欧元的薪水与每年45天的带薪休假,但绝不允许你在此混日子。从报名者的体能测试开始,外籍兵团的严苛训练与残酷的生存逻辑就发挥出威力。


2800米测试前几天,张明俊患了重感冒。他害怕出局,不敢找军医,只好一个劲地灌开水;为了取暖,他每天一早起来便去抱树。这是他的偶然发现,在乍暖还凉的4月,树的温度比人的温度要高。宿舍内住着五六十人,始终没人注意到他。有人生病,对其他人来说是好消息。毕竟,从体检到正式签约,成功率平均只有20%。


每个报名者都是被各自强烈的目的驱动来此饱尝苦头。后来调往巴黎诺让征兵站工作的张明俊发现,外籍兵团是观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一扇独特的窗口。军团长期以来自东欧国家的人居多,这与1991年苏联解体与经济长期不景气直接相关。许多东欧人依法享有双重国籍,他们更在乎军团提供的薪水,这比其国内的收入要高许多。不少人出身军人世家,他们乐意成为职业军人,在外籍兵团中打拼前途,逐渐占据了军团的中高层职位。


在近乎晕厥状态下,张明俊冲过了最后的100米。这一关的淘汰率最高,来自台湾的小吴在日记中记录道,绝大部分前来报名的中国人并不知道选拔的程序,像当初盲目地随大流偷渡到法国一样,他们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来到军团时,连A到Z的法文都不会念,12分钟的轻装跑步,连1600公尺也跑不到。因此,中国人报名人众,录取者少。


吴是中国大兵中的例外,这个此前在台湾拥有自己的IT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纯粹为了“换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接受严苛的体能训练”,加入法国外籍兵团。


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需要全天24小时待命,通常在三更半夜,教官将几颗模拟炸弹扔进军营,大喊,“全都给我滚出来!”急行军是家常便饭,最长的那次连续走两天,一辆越野车全程跟随,随时捡起昏厥或放弃的士兵。


这场最后的考核让张明俊终生难忘。在最后几百米,他快要瘫软在地上之时,双臂被两个东欧人架住了,两人几乎是拖着他到达终点。“那一刻,我明白大家已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兄弟了。”张明俊说。


战友间坚固的兄弟情谊是外籍兵团最关键的生存法则,在战场上,能单独赢得一场战争,并活到最后的那是好莱坞大片。在法国外籍兵团,来自各个国家的士兵要学会唱法国军歌、参加法国国旗的升旗仪式,但他们不必彻底洗刷此前“爱国主义”的对象。培训课上,教官大声告诉台下肤色各异的学员,“你们不为任何国家而战,只为身边的兄弟而战。”


5年后当上中士长的张明俊带新兵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回家告诉你老婆,她永远是第二位的,军团的兄弟们才是你的大老婆。”


李厚霖曾经与几名战友到酒吧喝酒,其中一名战友醉酒与人打架受伤,同伴架着他到公路旁拦的士,好容易停了一辆,司机看这架势,正欲开走,被愤怒的大兵拦下,把车玻璃砸得粉碎。回到军营后,打架的战友受到了处分,砸的士的几个却得到了表扬:“这是让大家记住,你身边的兄弟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你为你身体一部分打架是对的。


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李厚霖最终以高分入选外籍兵团,和他一同报名的两名中国同胞则遭淘汰。


原则上,高分者都将分到伞军团,但李厚霖申请去了步军团,“我没勇气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他告诉副团长。而他的实际想法是,伞兵训练基地在科西嘉岛,离巴黎太远,步军团相对近一些,每个周末可以回趟家。


马剑一选择当厨师,可以在厨房里避过战火,安然度过五年,然后成为法国人。“我只是想获得国籍。”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大兵的多半选择。


被送往步军团的当晚,李厚霖与战友立即受到“新兵期”的洗礼。


“你们有牙刷吗?”长官问。“有!”士兵答。


“有水桶吗?”“有!”


“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去拿,用牙刷把厕所、走廊的马赛克给我刷光亮!”


还有烫衣服。外籍兵团阅兵服很繁复,熨烫时,讲究施力,烫轻,没效果;烫重,褶皱会烫糟。第一次给长官烫礼服,李厚霖从晚上10点忙乎到凌晨6点。新兵期里,他像复读机一样反复告诉自己,“忍!为了国籍我什么都能忍!”


每个人的新兵期长短不一,法语好、动手能力强的新兵最容易被老兵们接纳为兄弟。这支庞杂的“联合国”军队严禁拉帮结派,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士兵原则上不得分到一个连队,在公共场合说家乡话会被惩罚。你要么和大家一起说法语,要么保持沉默。因此,语言始终有障碍的新兵往往成为被人使唤的对象,军团中抑郁症患者形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逃亡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在许多法国人眼中,外籍兵团的士兵多是些犯罪青年或走投无路之人,经历残酷训练后英勇善战,他们对人生没有眷恋,与母国也恩断义绝。


“残酷是我们的生存逻辑。”张明俊说,最危险的战场全都由外籍兵团冲锋陷阵,在法国这个所谓讲人权的地方,公众与媒体都不愿看到法国士兵阵亡,曾有7名法国正规军军人在同一场战争中牺牲,整个法国闹翻了天。而外籍兵团不一样,尽管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将或已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法国人,但在法国主流观点看来,他们始终是一群外国人。


李厚霖完全不能接受“与母国恩断义绝”之说,“相反,我执行的任务绝不能危害中国的利益,这是我的底线。”1995年,李厚霖所在步军团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团里一位战友来自南斯拉夫,他选择回到母国作战。“他说不喜欢自己国家的政权,可我觉得他是一个叛徒。”“自己的国家就像外籍兵团一样没得选择,你既然属于他,就得无条件热爱他!


我再也不要见到这鬼地方了


同样是1995年那次被派往南斯拉夫执行任务的轮船上,李厚霖第一次感受到死神如此贴近。其时,长达4年多的波黑内战已近尾声,但巴尔干半岛依然笼罩在硝烟中,人员伤亡人数每天都在更新。


晚餐时,每人桌前上了各种昂贵的海鲜和鹅肝,吃完后,每人面前递上一份遗书,内容已用法文打好,只需在空白处填上姓名,亲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即可。


轮船到岸后,一些战友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到了战场不久,两个战友自杀了,其中一个年方18,拿着冲锋枪朝自己喉咙连开数枪。李厚霖坚持了下来,“我尽量去想四年后的事情,那时,我已经拿到法国国籍,还做起老板了。我会活到那天的。”“在战场上,没有兄弟的支撑,一个人是非常脆弱、容易击垮的。”1990年,坦克兵杨卫国被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一次,同一个装甲车的土耳其人出去上厕所,彼时,飞毛腿导弹袭击的警报突然响起,按规定装甲车必须马上关闭,全体士兵戴上防毒面具。那名土耳其人绝望地敲打车门。开还是不开?杨卫国与同车的三名战友透过面具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几秒后,杨卫国猛地拉开车门,一把将土耳其战友拽了进来。最终导弹被爱国者拦截,虚惊一场。装甲车内,土耳其人抱住杨卫国,泪流满面。


厨师马剑一已记不清自己上过哪个战场,他的战场始终是一个十余平方米的厨房,每天就是把牛排煎到八九成熟,将薯条过一道沸油,再做一锅汤。他的确可以平安熬过5年,但他并不开心,在兄弟重如山与丛林法则并存的外籍兵团,始终讲不好法语、性格温吞、酒量也不行的他经常受到战友的戏弄。李厚霖和他在一起吃饭,从来不敢叫啤酒,“担心他情绪失控”。


台湾的吴是中国大兵中最享受军旅生活的人。他从不把薪水大把花在啤酒上,而是用来建设自己的网站,向网友介绍外籍兵团征兵条件、中国人在军队中的生存状态,及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厌其烦地回复网友的邮件。


他还申请加入伞军团,渴望被派往最危险的战场。“他在人堆中始终是最扎眼的,”张明俊回忆,一次军团组织野营,大家都穿着裤衩,带上烧烤工具来集合,唯独吴穿着一身迷彩服,头上箍着一盏探照灯——他以为野营是野外生存训练。


吴的日记最后的更新时间停留在2007年12月,本报记者多次给他发邮件,未复。李厚霖告诉记者,他也许是被派往海外执行任务了,“上网?到梦里上去吧!”


在枯燥与高度紧张的战地环境中,男人的性压抑亟需释放,“露点”杂志和三级片成为军营中的抢手货。张明俊所在工军团在科索沃执行任务时,一到晚上便涌到后勤连看“片”,那儿有一台投影仪和幕布,大家边看边放声大笑。观众中没有长官,但所有人都相信,他们有自己的“放映厅”。


“在海外执行任务的大兵工作之余,最感兴趣的是酒和女人。”在一些驻扎非洲的部队里,还曾设过半合法的军妓,为防止艾滋病,部队还给军妓做定期检查。


李厚霖所在步军团在南斯拉夫执行任务时,流动性极大,“看到头母猪都稀罕”,驻守的5个月里,最high的娱乐是烤全羊,战友们挖了一道很深的战壕,架上几十头羊,大家拿着蘸上油的拖把,来回奔跑着往羊身上抹油,边开心地大喊大叫。在嘈杂欢腾的人群中,李厚霖操起中文大吼,“我再也不要见到这鬼地方了!


你们中国人退役后,就成了NO.1


5年合同将满时,张明俊选择续签。作为军队中的佼佼者,他被长官再三挽留并许诺,续签后即刻调回巴黎诺让征兵站做文官,升迁中士。文官和法国的普通上班族一样,每天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类似于法国的公务员,而不再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现在,我有了老婆、小孩、房子、小车,我和法国人没什么不一样了。”


第二个5年后,张明俊再次续签,“这次是为了获得政府退休金,根据规定,在外籍兵团连续服役满15年,可终生领取法国政府提供的每月一千多欧元的退休金。”这让张感到自豪。


选择续签的中国人迄今只有1%,退役从商是所有温州籍大兵拿到国籍后的选择。如今,作为华人中唯一升至中士长的战友,张明俊每次提起军衔,总是连连摆手,“中国人从没升过中高层军官,那是我们志不在此呀!”他已下定决心,15年期满后无论如何要退役做生意,“我毕竟是个温州人”。


李厚霖退役时,却放弃了法国国籍。他发现,中国的机会已今非昔比,生活条件也不比法国差,他常常对朋友说,“现在做中国人才有优越感呢!”2007年,他携妻儿回到温州,加上在法国时创下的事业,如今他已是五家外贸公司的老板。回国前,李厚霖在街上偶遇前上司,这名来自东欧的中年人盯着李的奔驰320感慨,“你们中国人退役后,就成了NO.1。”李厚霖也感慨,“要算成功,也是外籍兵团赐给我的。”


回国后,他买了保时捷唯一的一款SUV,在这座已完成艰辛创业与原始积累的侨乡,这款车算不上惊艳。“近10年来,只有一个温州老乡找我咨询加入外籍兵团的事。”李说。


如今,外籍兵团中温州籍大兵的比例已然下降,越来越多的温州人不必再“爬雪山”爬往欧洲,温州街道上四处竖立的移民咨询广告显示,他们开始从容、理智地选择留学、投资移民、人才输出,或仅仅是到巴黎串亲戚。他们不再认为欧洲等同天堂。而同时,上世纪90年代东北下岗人数与国内留法学生的急遽上升,军团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这些人的身影。


厨师马剑一未满五年便申请退役,回到温州。这个患上严重抑郁症的中年人一落地温州,立即像找回了身体的一部分。如今,他的生活回到原点,继续做着公务员,也能喝点啤酒了。


时不时地,李厚霖和马剑一回法国走走亲友。战友们坐在一起喝酒,有人提起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李厚霖马上反驳,怎么不好了?中国GDP还是两位数增长呢!随即才反应过来,对方指的“国家”是法国。


坦克兵,现任法国外籍兵团退伍华人战友会秘书长杨卫国退役后,在巴黎东北郊地铁奥什站几十米远处开了一座城外城酒楼,典型的大型中餐馆,五百多平方米,涂绘着中国红和中国龙。和所有退役军人一样,他始终保持着小平头,“头发长得碰到耳朵了就浑身不舒服”。甚至他的睡衣,还是当年的军汗衫。


他至今也没适应将法国称为“我们国家”。他的中餐馆频频受到警方“惠顾”,查卫生、查营业执照、查黑工。一次,杨卫国火了,“最危险的战场,是我和我的弟兄去打仗。现在我也是法国人,且对法国做出的贡献要比你们大得多,你们凭什么对我这样?!”


这依然是所有留法经商的中国大兵的尴尬处境。他们的经营与交际范围,始终局限于半封闭的“温州城”中,聘用中国雇员、赚中国人的钱。“说白了,你就是个拿着法国国籍的外国人。”


直到与张明俊聊起一直未回复邮件的台湾士兵吴,记者才得知他已经失踪了近两年。失踪当天,吴与4名战友出海,遇上高达11米的风浪,连人带船被席卷一空……法国警方接到报案后24小时才进行搜救,两天后返回,向外籍兵团报告“失踪”。


“失踪”的消息登在了外籍兵团的网站上,法国主流媒体没有报道此事。张明俊说,他们压根就没关注过外籍兵团的伤亡。


但没人愿意身边的战友西去无痕。2004年,来自福建的伞兵李普在非洲执行钻石缉私任务时被击落殉职,战友们在网上为他设立了纪念堂,这个已有近23万访问量的网页上飘落着红色枫叶,每片红叶都会触碰到一行暗红色的字,“永远的蓝盔士兵李普”。


(田芬对本文亦有贡献)(应采访对象要求,李厚霖、马剑一为化名)


雇佣军


在英文中,“雇佣军”和“惟利是图者”是同义词,从古希腊时代开始,雇佣军就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以 “战争”和“冒险”为职业。


近十几年来,安哥拉、波黑、科索沃、阿富汗、车臣等地发生的武装冲突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外籍雇佣军出现。目前伊拉克境内有几十家雇佣军公司,手下雇员超过 两万人,他们负责保卫伊拉克临时政府大楼、机场、石油管道等重要目标。在东亚,也有外国雇佣军,他们大多为反政府势力、宗教势力卖命。


20世纪80年代以前,雇佣军都是以个人或小团体为单位,他们策动政变、绑架暗杀、劫掠财物,被称为“战争动物”。2003年联合国大会曾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外籍雇佣军这个职业。


从90年代开始,雇佣军开始逐步转型。首先是搞集团公司化经营模式。全球现在大约有一百多家这样的雇佣军公司,其中南非私营武装公司(EO)、SI公司、军事职业资源公司(MPRI)、黑水安全咨询公司等四家规模最大。


除美国雇佣军和法国外籍军团外,西班牙外籍军团、哥萨克雇佣军、尼泊尔廓尔喀部队也都是国际市场上名气较大的雇佣兵集团。


雇佣兵的工资根据任务危险程度不同,兵种不同,来源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档次。招募对象包括平民、前军人、亡命徒等,总之想要加入,通过考核就可以。中国人的踪迹也遍布世界各大雇佣军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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