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界 政界浮沉不定的陈锡联和李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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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陈锡联,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陡山彭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参加革命。在多年战火的考验中,他成长为“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一代名将。”建国后,陈锡联历任人民解放军军委炮兵司令员、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过程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陈锡联,1915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区陡山彭家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28年参加革命。在多年战火的考验中,他成长为“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一代名将。”建国后,陈锡联历任人民解放军军委炮兵司令员、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在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过程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任务。”



从中共七大至十五大,陈锡联始终是大会代表(十五大为特邀代表)。自1982年起至离休,他一直担任中顾委常委。



比陈锡联小一岁的李德生,1916年5月20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柴山堡李家(今属新县)一个同样贫苦的农民家庭,同样于1928年参加革命。在斗争中,他成长为我军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建国伊始,李德生率部抗美援朝,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他声名鹊起,历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沈阳军区司令员、国防大学政委。



1955年,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从中共九大至十二大,李德生始终是中央委员。自1985年起至离休,他一直是中顾委常委。目前,他在家中安度晚年。



从上面的履历中可以看出,李德生、陈锡联是两位在中共党史、军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这两位中共党史、军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间,有着浓厚的战友情谊……



在陈锡联逝世后,李德生曾用沉痛的笔墨写道:陈锡联同志是“与我相交60余年、情深谊笃的老领导、老同事、老战友。”由于同出生于大别山地区,李德生对外一直讲“陈锡联同志与我是同乡。”



陈、李二人早期的革命经历有相似之处:先后出生于腥风血雨的大别山地区,都是喝黄连水长大的穷娃子;两人自幼都生就天不怕、地不怕、敢斗争、敢反抗的刚毅性格;两人同年参加儿童团工作,陈是勇敢的儿童团长,李是机智的儿童团员,都参加过打土豪,斗劣绅的农民革命运动;两人先后加入鄂豫皖苏区红军(红四方面军),经历过多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红四方面军艰难西征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后,两人都参加过反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作战等,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立过战功……



不同的是,被李先念称赞为“打仗数第一”的陈锡联一再受到擢选重用:他参加红军时年仅14岁,入伍一年多就担任了连政治指导员,在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等战役、战斗中屡建奇功,使其很快进入团、师级领导岗位。而与此同时,比陈只小一岁的李德生因受张国焘错误路线残酷迫害,一度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这或许是1955年授衔时陈、李相差悬殊的原因之一。



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为接应中央红军北上,西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时年仅20岁的陈锡联担任红十师师长,在李先念指挥下一路夺关斩将,于懋功率先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不久,部队在四川甘孜进行了整编,受到处分的李德生被调到陈锡联师交通队当传令兵班长。由此,二人相识并开始缔结长达60多年的真挚友谊。



对于陈锡联的关爱,李德生在回忆文章中念念不忘:



“想当年,陈锡联同志英姿勃发,风华正茂,声名显赫,但身为一师之长从不摆官架子,长征途中、战斗间隙、宿营以后,有空就和我们传令兵谈心聊天,传授战斗经验。当他得知我遭受迫害的不幸之后,马上找我谈话,了解详情,鼓励我放下‘包袱’,战胜挫折,轻装前进。此后,他一直对我非常关心,非常信任,给予了很多的关照和帮助。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先后担任第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团长、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当时,部队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由于编制压缩,绝大多数干部都是降职任用,而他却给我提升了职务,先是安排我当通信排排长,以后又相继升任通信连连长、特务连连长、副营长,营长,许多重大的作战任务都交给我去完成。



“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二十师团3000多人,在两架飞机的配合下,分六路对我太行山根据地疯狂‘扫荡’,陈锡联旅长指挥部队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就在那次激战中,敌人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头部,陈旅长得知后,马上安排医务人员抢救,在紧张的战斗中还亲自来看望我。”



1943年,李德生升任营长,不久调到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任三十团团长,暂时离开了陈锡联任司令员的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航战胜利后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陈锡联马上又想到李德生,他要求上级为李平反并将其调任三纵王牌七六九团(陈曾任团长)团长。对此,李德生始终充满感激:



“抗战胜利后,陈锡联同志特意指名将我从太行军区二分区三十团调回野战部队,到他的纵队当主力团团长;时隔不久,他又亲自向纵队党委提出议案,推倒张国焘错误路线强加给我的‘莫须有’罪名,彻底平反昭雪,把我的党籍恢复到1932年。”



在陈锡联的直接领导下,李德生经历了许多大战、恶战,多年后他依然对夜袭阳明堡,设伏响堂铺、鏖兵狮垴山记忆犹新: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攻势凌厉,气焰嚣张,华北局势岌岌可危,八路军总部命令我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奔赴晋东北,侧击南犯之敌的后方,以配合国共两军联合进行的忻口战役。10月16日,陈锡联团长带领全团深入敌后50余公里,进抵代县以南滹沱河南岸苏龙口、刘家庄一带,发现一批又一批的敌机从对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对忻口和太原地区狂轰滥炸。陈锡联团长敏锐地意识到,敌机对我抗日军民威胁太大,必须想办法狠狠敲它一家伙。于是,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展开山地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和刘伯承师长放手机动歼敌的指示,立即派人侦察,查明敌情,迅速制定周密的战斗方案。10月18日傍晚,利用夜幕掩护,陈锡联团长指挥我们对敌机场突然发起猛烈进攻,激战一小时,击毁敌机24架,毙伤日军100余人,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



夜袭阳明堡是一二九师抗日的首战胜利,它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受到八路军总部嘉奖。



“从邯郸到长治及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是侵华日军为进犯黄河各渡口部队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交通线,运输十分繁忙。1938年初,一二九师首长根据掌握的敌情,决心以主力 于涉县西南的响堂铺,伏击敌往返的运输部队,断敌前方补给,具体部署是:以第七七一团全部和第七六九团团主力,预伏于响堂铺公路以北后宽漳至杨家山东西长5公里的一线山地,以一部伏于公路以南的山脚下,阻止敌军抢占东南面高山,以第七七二团全部七六九团一部,阻击由黎城和涉县可能来援之敌,并掩护伏击部队侧后的安全。3月31日9时许,敌辎重部队汽车180辆及其掩护部队进入我伏击圈,副师长徐向前命令第七七一团放过前面100余辆汽车,让其进入第七六九团伏击区,待其余汽车全部进入伏击区时,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陈锡联团长身先士卒,亲临第一线指挥部队。激战两小时,我军共歼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大量军用物资,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胜利。鉴于陈锡联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响堂铺战斗结束没几天,即升任第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



“在‘百团大战’中,我军中心任务是开展交通破击战,,重点摧毁正(定)太(原)铁路。八路军总部命我一二九师以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重点破击阳泉至榆次段。战役一发起,陈锡联旅长就指挥部队抢先占领了狮垴山。狮垴山貌似一头威猛的雄狮高踞阳泉城西南,逼视阳泉,扼守正太铁路咽喉,夺取狮垴山对敌我双方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敌军为抢回狮垴山,倾巢出动,几架飞机低空轰炸扫射,不断施放毒气,地面部队轮番猛烈攻击,每前进一段就构筑工事,与我展开反复争夺。陈锡联旅长亲临前沿,指挥部队寸土必争,与敌血战六昼夜,截断了正太铁路,有力地掩护了破路部队翼侧的安全。”

经过陈锡联指挥的这些大战、恶战的历练,李德生逐步成长为攻得开、守得住的指挥员,他经常担负刘伯承将军布置的“掏心”战术任务:带领小部队利用夜色潜入敌人纵深腹地,配合主力里应外合夺取胜利。



1946年,李德生升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垢称二野)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十七旅旅长。又离开了陈锡联任司令员的三纵。不过,二人仍然战斗在同一战区,在刘伯承、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各率所部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陇海战役和鲁西南战役,连战连捷。1947年8月,陈、李所部作为刘邓大军成员千里跃进大别山,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实施战略展开,为实现战略反攻作出了贡献。



在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陈锡联率领三纵执行宿县攻坚战任务,李德生所在的二纵(司令员陈再道)负责吸引、牵制、阻击敌军。在陈锡联的培养下,这时的李德生已经成为我军的悍将,他在《李德生征程忆怀》里自述:在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场上,我率部镇守马小庄,敌十二兵团集中4个师的兵力,加上飞机、大炮和坦克,昏天黑地干了一整天,马小庄屹然不动。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陈锡联升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李德生升任该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二人又直接共事。对于这段时间的共事情况,李德生如数家珍:



“在陈锡联同志的领导下,我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向江南进军的命令和第二野战军《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工作大纲》精神,从2月份起就组织本师积极展开向江南进军的准备工作。根据陈锡联同志的指示,我师以渡江作战的政治动员为中心,组织部队深入地学习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文章,以及入城守则,约法八章等政策。同时,根据部队驻地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广泛开展强渡江河的技术、战术训练。



“1949年4月21日夜,在陈锡联同志指挥下,我师所在的第三兵团横渡长江,迅猛地突破敌人江防阵地,一举攻占贵池、青阳、高坦等地,歼敌第八兵团一部,乘胜展开千里追击,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江衢州以西、以北地区,与兄弟部队共同截断浙赣线,切断敌汤恩伯、白崇禧两个战略集团的联系,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



“同年8月后,在进军大西南作战中,我师在陈锡联同志领导下参与了川黔攻坚、突破乌江天险、解放国民党“陪都”重庆及西南重镇成都等战役,为歼灭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0年10月,陈锡联调任人民解放军军委炮兵司令员,从此他和李德生之间没有再直接共事过。



不过,二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我军建设作出了贡献。



1959年10月至1973年12月,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他积极组织和指导机关在全区开展“学雷锋活动”,推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红九连”等一批全军性的先进典型,使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1960年,时任军长的李德生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毕业返回所部。之后,他在组织军事训练中总结出了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并被推广到全军部队。之后,李德生成为军界、政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1968年,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陈锡联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与陈锡联对调就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在陈锡联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李德生迅速上升为一位比老首长更显赫的军界、政界的重要人物。



1975年1月至1980年1月,陈锡联先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中央军委常委(1976年2月至1977年2月间曾主持军委工作),在军界、政界的地位又上升。反之,李德生在沈阳受到江青集团的毛远新排挤,不久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在军界、政界影响下降。



尽管在军界、政界浮沉不定,但陈李二人的战友情谊依旧,用李德生的话说就是:“在这几十年里,我同陈锡联天南地北,他来我往,聚散无时,然而,正如古人说的‘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我们虽然不在一个部队工作,但是,我俩都珍惜在枪林弹雨中凝结成的友谊,每逢节假日,我们会打打电话,互致问讯,交流信息,或者抽出时间互相看望拜访。”




晚年,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陈李二人在各种场合相聚日多。1999年6月10,陈锡联在北京逝世,李德生悲痛万分。在一年后发表的纪念文章中,李德生满怀深情地说:“陈锡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我为失去陈锡联这样一位老领导、老战友感到无限的惋惜与悲痛,将会永远深深地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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