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集宁之战

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先后对我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我各区军民进行了坚决反击,解放战争正式开始。在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我们最先面临的是阎锡山、傅作义军队向绥东地区的侵犯。为此,晋绥军区六月份向中央军委报告,拟在短期内发起晋北战役,先拿下同蒲路北段各重要城镇,然后再乘胜攻取大同,以争取主动,打破阎锡山、傅作义的挑衅和威胁。中央军委批准进行晋北战役,打大同问题留待以后再说。对晋北战役是否需要晋察冀军区配合的问题,请晋绥军区考虑提出意见,然后报中央军委批准。

这之后,晋绥军区提出了晋北战役作战方案。中央军委同意按晋绥军区的作战方案执行,要求我区立即派出一个主力旅,交给晋绥军区统一指挥,配合他们完成晋北战役的任务。

七月初,我区派出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由旅长陈仿仁同志率领开赴晋北地区作战,我们同时命冀晋军区第一、二分区的部队也予以配合。

经过四十多天的连续作战,两区部队先后解放了山阴、岱岳、宁武、繁峙、代县、崞县(今属原平)、原平、五台、忻口、定襄等城镇,完成了夺取晋北诸城的任务,歼敌八千余名。

我军夺取了上述各地,就孤立了大同的敌人。中央军委根据我们的报告与当时情况,同意攻打大同,命令我区与晋绥军区部队配合,执行攻打大同的任务。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是平绥、同蒲铁路的连接点,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环境看,大同易守难攻。城西北,山岳拔起,延至城东,象一把圈椅,拱卫着大同。城东面,有御河流过,可依水设防。只有城南地形比较平坦,便于攻城用兵。

日本侵略军投降以后,阎锡山派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率骑兵第四师开进了大同。他们与日伪势力同流合污,把原来的伪军改头换面,编成了省防第五军,并将部分伪军与骑兵第四师合编成暂编第三十八师。他们还把八百多名日军加上伪警察部队,编成了保安教导总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骑兵第五师、第六师,在绥远战役中也退缩到了这里。把敌人的这些兵力加起来,约两万多人。

我军发起晋北战役的时候,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经乘飞机来到大同,亲自作了坚守大同的部署。他们还把大批粮食、弹药空运到大同。我军晋北战役的胜利,虽然震动了大同的敌人,但他们依仗城垣坚固,仍准备在大同固守下去。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和我区在阳高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罗瑞卿、刘澜涛、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等同志,晋绥方面有张宗逊同志。

在这次会议上,首先对大同敌情作了分析研究,认为敌人的设防坚固,城垣和周围的据点,筑有明暗堡垒,有利于守,不利于攻;但他们兵力不强,建制七拼八凑,内部成分复杂,守备信心不足,供应补给困难。只要我们组织指挥得当,搞好协同配合,做好打援准备,扬我之所长,击敌之所短,攻下大同是有可能的。

会上,我们确定的具体部署是:以约六个旅的兵力攻打大同,打法上尽量将城外各点敌人分割歼灭,不使其退缩城内,以减少攻城阻力,并力争二十天内拿下大同。我军打大同后,估计南口方向的敌人三个师可能西援,因此命杨得志纵队隐蔽开进到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敌人;也估计到傅作义部约四个师可能东犯,策应大同,所以又确定以五个旅(即晋绥军区的四个旅和二纵队第四旅)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准备打援。为统一指挥,由晋绥和晋察冀军区部分负责同志组成了前线指挥部。

为打大同,我区确定由杨成武、李志民同志率领三纵队第七旅、第八旅,李湘同志率领军区教导旅和炮兵团,还有冀晋军区一分区的两个团,晋绥军区一个旅另一个团完成攻打大同的任务。第四纵队第十旅由旅长邱蔚同志率领在攻下应县之后,也参加大同攻城作战。

八月三日,我们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

开完阳高联席会议,我就回到了张家口。

早在七月三十一日,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就已经打响。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两千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集到了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

此时,前线指挥部经过考虑,认为一举攻克大同不易实现,决定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大力改造地形,攻占一点,巩固一点。

后来,敌人的防线被我军突破了,但向纵深发展仍然困难。直到九月四日,大同城郊的据点,才被一个一个地啃下来,部队逼近到大同城下,开始坑道作业,准备攻城。

我军正要攻城的时候,蒋介石鉴于大同危急,签发了一道命令,把大同划给了第十二战区,归属傅作义管辖,促使傅作义为大同解围。蒋介石摸透了傅作义的心思,一纸命令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傅作义马上将第三十五军等三万多人马,由归绥倾巢东犯,以解大同之围。敌人兵分北、中、南三路,北路由陶林向集宁进攻;南路由归绥进犯凉城;主攻是中路,傅作义集中三个师以上的兵力,沿平绥线东进,攻占我卓资山后,向集宁前进。

我军前线指挥部研究了这一情况,决定先行北上消灭傅作义援兵,尔后再攻取大同城。前线指挥部的判断认为,敌人可能沿铁路进犯集宁,或沿公路进犯丰镇,以解大同之围。

为应付这两种可能的情况,我主力隐蔽在岱海滩附近和榆树湾地区机动,准备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留下三纵队和其他一些部队,由杨成武、李志民同志指挥,继续围攻大同城。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将正在五台地区休整的我四纵队第十一旅(旅长陈仿仁),调往集宁前线,并将第一纵队的两个旅,由平绥路东段紧急调往丰镇,作为这次战役的预备队。

经过这样部署,从兵力上来说,我军在集宁地区占有明显优势,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以歼灭来援之敌。

然而,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敌人,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通信联络也不顺畅,致使敌人暂编第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于九月七日从铁路北面绕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把部队主力转向集宁。

九月十日晚,敌我会战在集宁城下。

塞外集宁的九月,已经相当冷了,夜间气温常在零摄氏度以下。我们的战士身穿单衣,不畏艰辛,从四面八方奔向集宁前线。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胡耀邦同志率领的第四旅和军区教导旅(临时组成的陈正湘纵队)用四个小时的时间,赶完了七十多里路程。第四纵队第十一旅经过强行军,赶到了指定地点,立即投入了战斗。

在集宁城下的会战中,我军包围了傅作义的前述三个师。敌人一面阻止我军攻击,一面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城,企图拿下集宁,固守待援。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这三个师处在支离破碎的境地,我军只要乘势再一猛击,就会全歼这股敌人。当时,他们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

可是,我军前线指挥部距离战场较远,对前面的情况不明,在一天的时间里,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到了九月十二日下午,才再次向城下敌人进攻,而傅作义的主力第一○一师已赶来增援。这时本应先歼灭即将被歼之敌,然后再打敌人的援兵,但不意我军前线指挥部却决定,掉转主力部队立即西进,要求先歼灭赶来增援的一○一师。这个决定显然是极为错误的。当时各部队接到这个命令后,都不愿放弃即将被歼灭的敌人,但最后还是执行了前线指挥部的命令。可是,部队只知道向大脑包山前进,去打一○一师,至于敌人的位置、我军的行军路线、作战的具体部署、部队的互相协同、战场的通信联络等,都不清楚。这样指挥作战,怎么能够打好?结果不但打援计划没有实现,聚歼集宁城下残敌的战机也失去了。

第二天拂晓,集宁城下的敌人乘我军主力西进打援之机,恢复了集宁城外的阵地,并策应一○一师东进。各部队经过几昼夜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既疲劳,又饥饿。敌人新编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又尾随一○一师前来增援,更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这样,在集宁附近歼灭敌人已无可能,遂于九月十三日晚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不宜再攻,接着我军撤围大同。

为了配合张家口正面作战,分散敌人兵力,并守住易县那个口子,保证我军的退路畅通,决定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王平同志,指挥第三纵队第八旅和冀晋、冀察、冀中军区的五个独立旅,在平汉铁路北段发动了进攻。

同时,命令冀热辽军区部队,箝制敌人的第十三军,也配合正面主力部队作战。

九月二十九日,北平方向敌人以四个师的兵力,分成两个梯队,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开始向怀来地区进攻,企图先占领延庆,然后再迂回怀来。我军士气高昂,沉着应战,抗击着优势装备的敌人,连续战斗至十月二日,李文兵团付出了巨大伤亡,才进占了东、西花园等地。

此后,敌人进攻达到高潮,开始使用第二梯队。

十月三日破晓,李文用两个师的兵力,以怀来东面火烧营阵地为重点,在十多公里宽的正面上,展开了全线的猛烈攻击,企图突破火烧营阵地夺取怀来,打乱我军整个防御体系。

对火烧营这个小村子,敌人倾泻了七千多发炮弹,动用飞机、坦克作掩护,一再发动猛烈的攻击。我第二纵队坚守火烧营等阵地的战士们,没有被这种猛烈的攻击所吓倒,从拂晓一直拚杀到黄昏。在英勇的战士面前,进攻之敌只得后撤到东、西花园等地。

李文从怀来正面进攻受阻,蒋介石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亲自来到了南口,部署从侧面向怀来迂回。

十月七日,李文兵团预备队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企图从怀来东南方向迂回过来。我们觉察到敌人这一企图,决定由杨得志、苏振华同志负责指挥,以第一纵队的全部和第二、三、四纵队的两个旅另一个团,在马刨泉地区设伏。

我军在马刨泉地区的伏击战,粉碎了敌人迂回怀来的企图。第一次是在马刨泉,基本上歼灭了敌人一个团。第二次是在南石岭,歼敌六百多人。第三次是在镇边城东南,又歼敌一千多人。

就这样,敌人迂回怀来的企图又失败了。

在这次平绥铁路东段的防御战中,我军歼灭敌人达一万以上,把敌六个师的兵力,拦阻在怀来以东以南地区。

平绥铁路东段防御战打响之后,平汉铁路北段的战役也打响了,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连克了望都、徐水、容城、定兴四座县城,控制了铁路二百五十多里,攻占了沿线的全部车站,歼敌八千三百多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

在这段时间里,冀热辽军区的部队,也展开了广泛的进攻,恢复、攻克了冀东的一些地方。

正当平绥、平汉前线捷报频传,我军进一步调整部署,准备粉碎傅作义从西面进攻之时,由于蒋介石让李文抢先占领张家口的愿望落空,于是,重演把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的故伎,又把张家口划归了第十二战区,促使傅作义尽快从西面发动进攻。

这之前,傅作义在西线按兵不动,坐看李文兵团在东线与我军激战,待蒋嫡系部队受到重创,无法占领张家口之后,蒋介石下令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正中傅作义的下怀,他调集两万多人的兵力,从集宁向张家口的侧背迂回过来,我们对傅作义经丰镇、大同、阳高东进策应怀来是有准备的,但对他从集宁、尚义(南壕堑)直插张北估计不足,所以,十月八日傅作义得以占领了大青沟和张北。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我们在必要时撤离张家口,这个决心九月中旬就定了。在消耗了敌人的一定力量之后,十月十一日我军毅然撤出了张家口。敌人由张北进到狼窝沟的时候,军区教导旅进行了顽强抵抗,掩护领导机关有秩序地转移。我留下当时的张家口卫戍司令郑维山同志指挥教导旅作后卫,还留下军区司令部的几个人,有条不紊地处理撤退中的问题。我们在撤离张家口时,只搬走了一部分有用的机器设备,对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的各种建筑设施,例如下花园的发电厂、张家口飞机场,等等,我就告诉部队不要进行破坏性处置。因为我们撤出来以后,那里还有人民群众;何况撤出来是暂时的,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我军全部撤出张家口。我们撤退的那天晚上,一轮明月悬在天上,好似也有送别之情。各部队都安全撤完了,我们才在明亮的月色中,告别了这座塞外山城。

我们撤离了张家口,因为是回到根据地去,并没有茫然的感觉。相反,放下了这个包袱,我觉得更自由了!

在回根据地的路上,中秋节的夜晚正好经过西陵,天上的月很圆很大。我和刘澜涛同志一起下了车,观赏了月夜的西陵景色,可真是悠哉游哉了!

在我们撤离张家口的同时,三纵队在易县那个口子上,消灭了来犯之敌保定暂编第一路军的两个团,保障我们顺利地回到了根据地。

涞源会议前后

我们撤离张家口之后,敌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他们大吹大擂,说什么“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蒋介石是好吹大话的,这些话,我们听了几十年了。可我们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这就需要认真对待,统一认识,否则就不利于日后的斗争。于是,我们就召开了涞源会议。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党中央发出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他在这个指示中明确提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实际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撤离了张家口,换取了自由和主动,可以更好地机动作战。只要掌握好运动战、歼灭战的作战方针,连续给敌人几个打击,就可以制止敌人的猖狂进攻。

可是,那时候有些同志,尤其是党政机关的一些同志,思想还一时转不过弯来,对于为什么撤离张家口,心里想不通,感情过不去,好象撤离了张家口就不得了,什么都完了似的。

有的同志说,我们艰苦奋斗抗战八年,钻了八年的山沟,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可是,我们刚进张家口一年多点儿,为什么又把它让给敌人了?

还有一些同志,好当事后诸葛亮,在张家口弃守问题上,说长道短,大发议论,说张家口不能丢,应该怎么部署,怎么进攻,怎么坚守等等,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就是忘了一点,毛泽东同志的运动战思想。

当然,张家口得而复失,觉得可惜,这在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而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这就不对了。那时候,如何用毛泽东同志运动战、歼灭战的军事思想,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在撤离张家口问题上,不但下面有不同看法,领导当中也有不同意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就更为必要了。

为此,我们晋察冀中央局,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在涞源召开了扩大会议。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三个月总结》等指示。这些指示总结了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以来,我军在几个月战争中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任务,指出了在克服一个时期的困难之后,我们必然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央发出的这些指示,对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学习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我谈了对放弃张家口问题的看法。

我说,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正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嘛!所以,我们撤离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吗!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

我又说,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的力量又弱于敌人,就是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如果我们把主要的兵力,都纠缠在张家口,要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张家口就变成了一个包袱,看你有没有决心把它丢掉。而我们决定撤离张家口,就是决心丢掉这个包袱,回到我们的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在那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以在运动中歼灭更多的敌人,这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

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大家提高了思想认识,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认真地检查了各种糊涂观念,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主要是对大规模的内战来得如此之快估计不足,在各方面还缺乏必要的准备。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表示要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心。只要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就能战胜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夺取战争的胜利。

会议还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只有更加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我区的军事形势。

开完涞源扩大会议不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对部队原有的战斗序列,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充实加强了野战军。野战军领导机关仍由肖克同志任司令员,罗瑞卿同志任政委,耿飚同志任参谋长,潘自力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第一纵队调回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李志民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仍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第四纵队仍由陈正湘同志任司令员,胡耀邦同志任政委。我们动员了三四万群众补充了野战军。各野战纵队由原来的两个旅增加为三个旅。与此同时,我们对二级军区也作了些调整。将冀察军区与张家口卫戍区合并为察哈尔军区,由郑维山同志任司令员,刘杰同志任政委,将冀察军区所属的平北、察北地区划归热河军区,改称冀热察军区,由段苏权同志任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任政委,冀中军区仍由孙毅、林铁同志分任司令员、政委,冀东军区仍由詹才芳、李楚离同志分任司令员、政委,冀晋军区由文年生同志任司令员,政委仍为王平同志,冀热辽军区由黄永胜任司令员。本着便于领导,便于作战的原则,各独立旅的归属,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那时候,敌人的活动很猖狂,重新占领了平汉铁路北段,又侵占了察南地区。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他们想深入晋察冀腹地,占领要点,封锁关隘,把我军主力困在山区,进而包围歼灭。为达到以上目的,敌第五十三军在平汉铁路上维护交通,第九十四军准备攻占易县,西出紫荆关,与察南敌人会攻涞源,以实现分割晋察冀腹地的梦想。

虽然,敌人的野心很大,这样却拉长了它的战线,力不从心,首尾难顾。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涞源扩大会议之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区野战军主力部队,连续发起了易(县)涞(水)、满城、保(定)南战役,共歼敌一万六千多人,整建制的歼敌八个团另四个营。其中有两个完整的美械化团,大大提高了我军战胜蒋帮美械化部队的信心。这三个战役,不仅粉碎了敌人对我军的分割包围,挫败了他们自侵占张家口以来的锐气,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和必胜信心,而且斩断了保定与石家庄敌人的联系,使冀晋、冀中地区连成了一片,我们的行动确实更自由了。

这表明,在涞源扩大会议以后,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运动战、歼灭战军事思想的体会和运用,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和提高,为我军在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