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物]中国第一畅销作家——张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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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1895-1967)


原名张心远,安徽潜山岭头乡黄岭村人。生于江西广信小官吏家庭,肄业于蒙藏边疆垦殖学堂。后历任《皖江报》总编辑,《世界日报》编辑,北平《世界日报》编辑,上海《立报》主笔,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报》主审兼经理,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1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完成作品不下三千万言,中长篇小说达一百一十部以上,堪称著作等身。而建国后所修现代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也因他后期参与抗战文学的创作而远在其他民国旧派小说家之上。


主要著述


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已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并拍摄发行)、《八十一梦》、《白蛇传》(已改编为电视剧本并录制播出)、《啼笑因缘》、《秋江》、《孔雀东南飞》(已改编为电视剧本并录制发行)、《西北行》、《荷花三娘子》、《陈三五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太平花》、《燕归来》、《夜深沉》、《北雁南飞》、《欢喜冤家》、《秦淮世家》、《水浒新传》、《斯人记》、《落霞孤鹜》、《丹凤街》、《傲霜花》、《偶像》、《纸醉金迷》、《美人恩》、《杨柳青青》、《大江东去》等。



1949年1月1日至2月15日,54岁的张恨水,在其北平寓所,忽然开始写一篇东西。那是一部简要总结自己先前写作生涯的自传,题目就叫《写作生涯回忆》。他起始便说:


我虽然是个很微末的人物,但我向来反对自传一类的文字。因为我看了不少的自传,除了那有些是谎言,有些也无非是一篇广告。


接着,提到“在重庆过五十岁的时候”,许多朋友曾提出请他做自传的建议,都被他“婉谢”了。显然,眼下着手做的这件事,于他,是破了例的。


《写作生涯回忆》从动笔到完成,刚好跨越北平解放这一过程。


窗外,虽无震耳欲聋的炮声,但那种围困中的平静,有时是更让人心慌的。然而就在这时,张恨水却拿起了笔,以淡然的心情和口吻,在纸上将他过往30年的笔墨生涯做一交待。这篇约四五万言的文字,竟无一语提及斗室之外正发生的一切,哪怕从情绪上——是喜?是忧?——也分毫看不出来。


但我们却留意到张恨水吐露了这样的心态:


我家乡安徽人说的话,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这个“不知”目前是非常之明显。万一是明天不穿,趁着今天健康如牛,我是不是有些事要交代的呢?


这简直是惊人的预感。因为再过三个来月,一个黄昏,他在给儿子辅导英语时,突然发音不准,迅即不省人事,急送医院,诊为突发脑溢血。抢救之后,命得苟存,但失忆失语,半身不遂,直至1953年才渐脱病状。


我们不知道他何以在“健康如牛”的“今天”,而产生对“明天”的“不知”,但有一点却看得清楚,此时他心中突然有了强烈的关于今天*明天的界限意识,而在思索这二者时,他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划在“明天”以外,并为此采取一些“料理后事”般的行动。他这样表述自己的用意,以及家人的反应:


在我百年之后,从朋友手里拿出我的亲笔供状来,不失人家考张恨水的一点材料。我这样想,我就要办。而家人以为这是不祥之兆,反对我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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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过去的报社同人听到此事,“笑说这很有趣”,形容为“遗嘱式的文字”。


总之,就在那时,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成功的畅销小说作家张恨水,忽有一叶知秋之感。他担心着自己的健康,担心着如果不留下一点“亲笔供状”将使未来“人家考张恨水”失去了依据——或者,并无确指、非常宽泛地担心着“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一类情形的发生……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也即1895年5月18日,张恨水出生于江西广信府(今上饶地区),父亲给他取名张心远。


他7岁入蒙学,他曾在两个月内,看完全部《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封神榜》、《水浒传》、《五虎平西南》、《野叟曝言》和上半部《红楼梦》,那是他当时所能找到的所有旧小说。这样,到17岁他“已经读了几百种小说了”。“不但读本文,而且读批注。”批注,是中国旧小说特有的批评的办法。一般的小说刻本,除了把正文印在上面,也把批注用小些的字体细细地刻在中间。自张恨水看去,这些旁人读来未免枯燥的文字,妙处实不亚于小说本身。他从里面“懂了许多典故”,又“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


我们由他读小说的方式,便知道小说于他绝非如一般人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座奥妙无穷、终须一探究竟的精神迷宫。他在这件事上的创造性,很快显露出来。他以饱览小说而在伙伴中知名,时常被央求着讲故事,“我往往随便说着,自己就加了许多的穿插进去。而且我这穿插,总是博得他们赞许的。”


他开始创作,这创作居然早至13岁。他说:“这篇小说,是为弟妹们写的,当然我就写了他们最欢迎的五侠故事。”任何人,如果13岁就自发地做一件事,那末,只要以后人生不把他逼迫到别的路途上去,恐怕他都会在成年的时候加以继续。


当然,他暂时还来不及认识这一切,眼前需要发愁的是生计。他18岁时,父亲匆促去世。这变故,让张恨水原先可能去日本或英国留学的前景瞬间消失。翌年,他去苏州,胡乱念了一所蒙藏垦殖学校,好歹算是继续学业。


不过,垦殖学校却有两个重要进展不能不提。


一是他正式开始了创作,假如13岁那篇连题目都没留下来的武侠小说属于“涂鸦”,那么,张恨水一生的真正处女作应该属于这时写出来的两个短篇小说,一篇叫《旧新娘》,一篇叫《桃花劫》。他不单写了,而且投了——投往他最为心仪的《小说月报》。此时《小说月报》,仍由恽铁樵编辑,尚未被茅盾接管而改为“新文学”刊物。令张恨水惊喜不已的是,恽铁樵亲笔回了信,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虽然终于没有登出,也仍然是个标志。


二是后来名垂史册的笔名“恨水”,亦于这期间萌生。他从李煜词中读到“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就以此为出处,“断章取义,只用了‘恨水’两个字”。这样,张心远就变成张恨水,本名“反而因此湮没了”。


不过,直到1924年以前,张恨水都不觉得自己可以作家为业。他喜欢写小说是无疑的,但他首先需要挣钱,来撑起父亲离去后境状日窘的家。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给张恨水“很大的刺激”。他决定去北京,计划先在北大旁听,慢慢地转为一名正式生。初衷为求学而来,可是由于穷,不得不找份事做。随即又发现,只做一份事工资甚菲,便同时兼着两张报纸的工作,“这样,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读书了”。


这未虞的变化,至关重要。在北京从事新闻,眼界、信息都跟芜湖、汉口大不相同,这对于张恨水做小说的积累,极有裨益。所以三年后,成舍我请他为《世界晚报》副刊“夜光”写个连载小说,在张恨水而言,已是水到渠成。


此即成名作《春明外史》。如果不来北京,张恨水决计写不出《春明外史》。如果到北京后,不干新闻,而去北大做了陈独秀、胡适之、周作人们的学生,同样不大可能去写什么《春明外史》。从此,一个“文学奇观”发生了。



张友鸾说:“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这确实仅得谓之“大概”。张恨水创作量之庞大,他自己都不能回忆得确切,单论中长篇小说数量,以同时代过来人秦瘦鸥相当谨慎的估计:“在全国作家中至少可以列入第五名之内。”(《海堂室闲话》)




这么宏富的产出,背后是读者的欢迎与认可,和对市场的巨无霸式占有。我们今天热烈讨论着文学市场化,把它看做全新的课题,殊不知远在七八十年前,中国文学已经析分为两个板块:一是体现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新文学”,一是面向大众特别是普通市民的市场文学。不过一直以来主流文学史著述认为后者不值一提,而把明明两个板块并存的文学格局,叙述成“新文学”的一统天下。


张恨水受欢迎到什么程度?我们以《啼笑因缘》为例。


1929年前后,张恨水在北方已经很叫座了,但沪上知之者却不多。这时,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北平,听说张恨水名头,就唤人介绍,约他写一个长篇以便连载。起初不甚重视,不意,登出后报纸销量猛增,“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的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广告来源随之大增,而且众客户纷纷要求把广告的位置安排得尽量靠近小说(可以吸引更多眼球)。


目睹《啼笑因缘》不可思议的市场魔力,严独鹤与《新闻报》另两位编辑,紧急成立“三友书社”,以近水楼台之便,抢先取得出版权——这种专为一本书而组建出版社的现象,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继之,电影改编权又引起激烈争夺。明星公司购得摄制权,确定胡蝶、郑小秋为主演。然而大华电影社突然插足,也要开拍《啼笑因缘》。明星公司与之对簿公堂,除两位常年法律顾问,不惜血本再聘当时最有身份的大律师章士钊等7人,总共9名律师轰轰烈烈打这场官司。大华电影社本无道理,社会背景却复杂。最后,黄金荣、杜月笙出面调停,由明星公司给付10万元,大华退出争夺。


《啼笑因缘》的出版史,简直可以做一个专门研究。它总共印行了多少,到现在无人知道,因为没法加以完全的统计。历来国内以及南洋各处,都频有盗版翻印。而单是正版这部分,到1949年止便“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而这样的发行量,尚是在当时教育普及率和读者规模之下,如换成今天,那更会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


除盗版外,也有蹭吃蹭喝、揩油捞利者。《啼笑因缘》窜红后,一班潦倒文人勾结书商,擅为之续或借壳孵雏。一时间,《续啼笑因缘》、《反啼笑因缘》、《关秀姑宝卷》之类杂然出笼。更有甚者,直接假冒“啼笑因缘”四个字另编故事,读者以为买到的是《啼笑因缘》,实际却是假货。


日寇侵华后,张恨水去往陪都重庆,沦陷区与大后方分割成两个空间。这样,在沦陷区文学市场,“张恨水作品”就是一个巨大空白,以致东北、华北及上海,盗用“张恨水”名义的伪作蜂起。1943年,老舍夫人胡絜青由北平脱身到重庆,见着张恨水便告诉他,“张恨水小说”在华北、伪满洲国出版的太多——当然全是假的。胜利后,回到北平,北平有朋友说曾统计过,单是公然做了广告的伪作,即“约有四十几部之多”。


张恨水真正构成了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品牌化现象。通常,文学作品是生产出来并投入市场之后才引起读者这样或那样的反应,而在形成品牌效应的情形下,作家与读者之间已经形成相当牢靠的联系,从而培养起一种品牌忠诚度。其作品市场前景,完全无待出版发行之后再加验证,凡列于他名下的作品,必然走俏,“张恨水”三个字就意味着吸引力、信任和追逐。



1925年以来,他的知名度与市场都在不断扩大,并于《啼笑因缘》获巨大成功后达到颠峰。可以说,日本侵华前,张恨水正是如日中天。战争一来,这势头被拦腰截断。


这是张恨水一生转折点之一。对这位从事商业文学写作的作家来说,战争意味着他赖以存在的基础完全抽空,无论是精神的基础,还是物质的基础。以精神论,试想,国破家亡之际,有几人能有心情读休闲的文学作品?从物质论,战争令一切物资骤然短缺——哪怕图书出版所需要的仅仅是似乎最不值钱的纸张。


《写作生涯回忆》专门讲过重庆出版物所用的“土质纸”:“两面都粗糙黄黑,不但印字不清楚,而且印料太薄,行印的一面往往是‘力透纸背’。”就是这么低劣的纸,也十分稀缺。那么,作为畅销书作家,就算写出来可以畅销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印成足够畅销数量的书呢?张恨水概括为“写的不多,而又无法多写”。“写的不多”是实际如何,“无法多写”则是可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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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张恨水写作题材发生极大变化。他写了许多反映抗战的小说,他的这部分文字,配得上中国人的良知,也是任何有一定文学造诣的中国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书写的东西。这都不存一丝一毫疑问。


不过,有人试图就重庆时期张恨水作品提出一种观点,把它概括为“转型”,说张恨水出现了“由强调小说的趣味性向体现主流时代意识的转变”,不仅有“题材转型”,还有“创作观转型”。这种推崇的意思,大约是说,抗战小说终于使张恨水从消费性的畅销文学写作(非知识分子精英价值观的,亦即“非主流”)迈上了“新文学”与“现代性”的康庄大道。当人们提出这种论述时,我从中读出了类似于“修成正果”的潜台词。似乎不如此,张恨水的形象和地位就不够“伟岸”。


他应该未曾树立过想变成巴金或者茅盾或者老舍的理想。一直到1949年在《写作生涯回忆》里,他对别人明显以贬意而将其归入鸳蝴派或礼拜六派,仍是欣然以对,未尝以为羞耻。



张友鸾把他小说创作分为4期:一期、二期、三期、末期。末期,从“抗战结束后”算起,直到逝世。关于“末期”的命名,张友鸾特别作了意味深长的说明:


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作家,老而弥健,晚期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成了“强弩之末”。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张友鸾所力辨的“晚”、“末”之分,值得很好地玩味。


对这个“末”字,张恨水恐怕已经有了一种直觉。他忽然在那样一个时刻,命笔去写《写作生涯回忆》,是不是受到这个字眼的启示呢?无论如何,这篇东西含有与过往生涯揖别的心情,以致被人称之为“遗嘱式的文字”。


而生活竟然真有那么巧的事。刚写完《写作生涯回忆》不久,张恨水就几乎殒命。那场暴病,说来突然,却也处处可见时代的激荡作用。


1946—1948年间,张恨水把历年版税所积,换成10两左右黄金,交大中银行经理王锡恒存入该行,但未立存折,只开了一个收据。解放前夕,王锡恒携黄金逃往台湾,遂令张恨水全部积蓄化为乌有。钱财一空之外,我们更应注意事情经过当中张恨水的心理活动:他秘密其事,以非正规方式把黄金托人代管的行为,透露了在现实及未来面前,内心充满了怎样的不安和疑虑。


在这重大打击以外,又传来其他“信息”。1949年3月2日至4日,《新民报》连载王达仁文章《北平新民报——在国特统治下被迫害的一页》,对作为该报原经理的张恨水,在政治上加以攻击。随后,得知家乡土改中,元配徐文淑被划为地主分子,而他存于家乡的12箱书籍、手稿,“或被焚烧,或被农民当作手纸,荡然无存……”(董康成、徐传礼《闲话张恨水》)有道是“敝帚自珍”。几页手稿,旁人看来不算什么,于写作者却是心血所成。烧的是纸,灰飞烟灭的是写作者的心魂。


钱财遭骗,令张恨水切切实实一贫如洗;而若虚若实地,周遭又氤氲着让人忧戚不宁的气氛。他便在这枝枝桠桠的实际的、精神的两重困境中,急罹重症。


这一病就是5年。5年中,一辈子伏案写作的张恨水,不着一字。


1954年,张恨水从脑溢血后遗症中恢复,可以写作。他怀着谢意,璧还了文化部顾问的职位和120元工资,去继续所习惯的以稿费维持生活的方式,实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信条。


重操旧业,没有人强迫他,他自动选择了写作的内容与方式:故事新编。这种写作,简单说,就是从“祖国优秀民间传说”中撷取素材,结合时代精神,将其敷陈得较为可观,来满足初级文化程度读者的需求。它是改编,脱离了原创性写作范畴。


还有一个变化:解放后张恨水的写作,传播范围主要被放置到中国本土以外;其中,肩负面向海外华人宣传之责的中国新闻社,似乎与张恨水形成了固定合作关系。《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秋江》,是在香港《大公报》连载;《牛郎织女》、《磨镜记》、《逐车尘》、《重起绿波》、《卓文君传》、《凤求凰》等,均系“由中国新闻社发表”。这意味着,张恨水病后虽恢复了写作,但与中国本土读者基本无关。而这个人,恰恰却曾是在国内拥有最大量读者的作家。


较为异常的,是1957年。那年,张恨水罕见地回到了原创性写作,写出《记者外传》,由上海《新闻日报》连载。《闲话张恨水》说:


《记者外传》是作者解放后创作的唯一的长篇小说。据说他曾雄心勃勃地打算写成四部头的巨著,不少朋友也曾深寄厚望,可是动笔之后麻烦很多,便改变计划缩短为上下两部,而结果还是下笔不顺,只写出上半部就不了了之……


这个“雄心勃勃”因何而来,我们没有材料。而考诸是年客观形势,可知头5个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况甚为热烈。至于“不了了之”,也不难从形势的变迁中获得踪迹。


反右后,他的旧作“被视为黄色小说而遭到封存,即使是研究文学的人也无法接触”。这样,1959年秋,旧病复来,再度丧失写作能力。1961年,病至危急,救治及时,转危为安。


“大病初愈,他又在写”,张友鸾说,“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自己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但一生这最后的写作片断有些奇怪:他最后发表的作品,就散文言是发表于《新民晚报》1962年5月20日《我的长篇连载》,就故事新编言是1963年由中国新闻社发表的《凤求凰》——然而张友鸾说:“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似乎这三、四年,他虽然一直在写,作品却无处发表了。


“文革”爆发,左邻右舍不断被抄家。张恨水见此情景,“烧毁了自己不少作品,剩下一部分,由儿女们分散保存”。被烧毁的,应是解放后的手稿。这是第二次烧毁,所不同的,土改那次是被烧,这次是“亲手”烧毁,黛玉式的焚稿。


就在几乎不发表乃至焚稿的无望中,他仍旧写着,写到生命末日。他实在是一个彻底的写作者。


他死于第三次脑溢血发作,为时仅16分钟即告别人生,不再有后遗症,也侥幸逃脱了本来大抵不能避免的批斗、污辱甚至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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