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55年首次实行授衔全景揭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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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5年开始的授衔、授勋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随着时间的远去,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更多的探寻和了解。今年9月是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勋50周年,本刊特意组织了1955年授衔、授勋方面的文章,以飨读者。

中央军委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建国后,中央军委为加强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把实行军衔制的问题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0年7月4日,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在军委部长会议的发言中,提起军衔、奖励问题,拟在总干部管理部的编制里增设军衔奖励处。并准备把1951年的首要任务定为给军队评定军衔。

1939年和1946年,我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施。建国前夕的1948年,党内又开始酝酿关于军队内部的等级和军衔制的问题。

建国初期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解放军军兵种发展很快,短短两年多,空军、海军和装甲兵、防化兵等新的军兵种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初步建成了一支军兵种齐全的诸军兵种合成部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解放军已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作战形式,尤其是与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作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无军衔,朝鲜人民军有军衔,在确定指挥关系和协同作战上带来许多不便。因此,实行军衔制,不仅已是解放军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现代战争对军队协同作战的需要。实行军衔制度,便被提到统帅部议事日程。当然,要在全军正式授军衔,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授军衔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罗荣桓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傅钟,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为此忙得不可开交。给数以万计的功臣“论功行赏”,评定军衔谈何容易?在要评衔的人当中,许多是红军时期的老同志,也有不少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还有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同时,还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军干部的平衡问题等等。

经过1951年进行的外围基础工作,如对从战争年代发展起来的庞大单一的陆军步兵进行精简整编,裁减员额150余万,同时又扩大海、空军军种和陆军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兵种的建设,并重新清理干部、战士的档案,总政治部对评定军衔的工作有了大致的宏观把握。1952年初,罗荣桓率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与苏联专家开始酝酿军衔等级设置方案,拟设6等20级,即:元帅3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4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3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4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4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2级,上等兵、列兵。

但是,这个方案遭到当时的苏联顾问卡苏林的反对,因为苏军中没有准上将和准尉,同时,他还反对中国的准将制度。莫斯科也发来电报支持卡苏林的意见,中方最终妥协。

1952年11月26日,罗荣桓代表总干部管理部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实行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报告,报告中列出了与苏军顾问拟制的初步计划。

1953年初,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准备于当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由于各种原因,这个条例未能实行。同年9月上旬,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实行军衔制的必要性。1953年底召开的党的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要实行军衔制、干部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加强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1954年10月,经罗荣桓提名,宋任穷调任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和徐立清一起协助罗荣桓工作。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1月28日,总政治部印发《关于实施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衔制度的宣传要点》。2月8日,包括军官军衔制有关内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由毛泽东颁布实施。军官军衔等级正式设为4等14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条例》规定:“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因此,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于永久军衔性质。永久军衔的特点是,将军官的荣誉称号、待遇、等级和职务因素融为一体,使其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和调整个人利益关系的两种功能。当然,军官犯了错误,“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还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军衔高的军官对军衔低的军官,军衔高的为上级。当军衔高的军官在职务上隶属军衔低的军官时,职务高的为上级”。根据这一规定,同在一个连队工作的上尉副连长,必须作为下级而服从中尉连长的指挥。

按干部任免权限,授予上将至少将军衔人员名单由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授予校官军衔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1955年8月11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达了《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士兵军衔正式设为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这样,军官和士兵军衔等级设置总共为6等19级。经过反复酝酿,全军军官和士兵的授衔工作正式开始。

由总干部管理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负责提出名单的少将至上将共有1000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入伍于红军时代,也有少数人入伍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战争年代,他们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也有差异。在评定军衔时,对这1000多名部队骨干,如何能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毛泽东提出不要大元帅军衔。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终于诞生

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些常委提出,毛泽东应被授予大元帅军衔,就像斯大林那样,而他比斯大林率领部队打的仗多,时间又长。同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都应被授予元帅军衔。对此,刘少奇和彭真都在会上作了说明。他们说,这个建议是合理的、正确的。

不久,彭德怀、罗荣桓、宋任穷、赖传珠等人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授衔的初步方案。此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评出的元帅、大将也不止十个。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听完汇报后,毛泽东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问在座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刘、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工作的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李先念等人:“你们几个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反复考虑,认为毛泽东已任党和国家主席,周恩来已任政府总理,现在又是和平时期,他们不要军衔也有道理。于是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应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大元帅衔空缺未授;为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又增设了准尉军衔,准备过渡一两年之后撤销,但实际上一直保留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之时。

1955年授衔时,评衔条件掌握较严,按照中央的规定,军衔评定的参考标准分为三项:军功、资历、任职。中将以上可以称为高级将领。少将以上的军衔评定交由彭德怀、罗荣桓等人负责,元帅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

关于元帅军衔的授予标准,《条例》第二章第九条规定,对创建全国人民武装力量和领导全国人民武装力量进行革命战争、立有卓越功勋的最高统帅,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规定了正兵团级以下各级军队级别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编制军衔》规定了兵团司令员以下各级职务与上将以下各级军衔的比照标准。

彭德怀、罗荣桓等主管评衔的领导人,在评衔过程中始终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罗荣桓要求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然后由他亲自提出名单。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萧华和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级别和职务。但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按当时每人的职级机械套衔,因此按职级评衔存在很大的伸缩性。例如同为少将,有正师级的,有军级的,还有准兵团级的。对一些级高而评衔相对偏低的干部,罗荣桓亲自谈话,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说明原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照顾大局,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有少数人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又屡犯错误,如何评定他们的军衔也是一个需慎重对待的问题。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10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0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55名,中将175名,少将800名,校级军官3.2万名,尉级军官49.8万名,准尉11.3万名。上将及其以下的将官,其名单的排列顺序基本上是以将军们当时在军队的任职职务,按照各大军事单位的顺序排列,依次是国防部、军委各总部、军种、兵种、军事院校、大军区、志愿军等各大军事单位。其中军事院校和军兵种的次序略有变动。中将和少将的排列顺序在大军区仍按原6大军区: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来进行。同时,少将在系统单位内按照职务级别:准兵团级、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正师级等,分别依次排序。

根据国防部下发的《军官职务编制军衔表》,军官编制军衔基本上是以一职一衔和一职二衔规定的。如: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长、军兵种司令员、军兵种政委授予上将至大将军衔;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沈阳、北京、南京、济南、广州、武汉军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副职,军事、政治学院副职,兵团司令员、政委授予上将至中将军衔;

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昆明、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政委,其他军区、兵团副职,军兵种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司令员、政委授予中将至上将军衔;

军长、政委,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昆明、内蒙古军区副职,其他军区、兵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授予中将军衔;

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昆明、内蒙古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军区海、空军副职,海军基地司令员、政委,其他军区、兵团、军兵种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直属部部长授予中将至少将军衔;新疆、西藏、成都、兰州、昆明、内蒙古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海、空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副政委、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授予少将至中将军衔;省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师长、政委,军分区司、政、政治部主任授予少将至大校军衔;海军水警区司令员、政委,总部各下属处处长,军兵种司、政、后下属部(处)长授予大校至少将军衔;

副师长、副政委、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省军区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授予大校至上校军衔;军区海、空军司令员、政委、后下属处处长授予上校至大校军衔;团长、政委授予上校军衔;师副参谋长、总部一级参谋、助理员授予上校至中校军衔;军司、政各处处长,军兵种及部分军区科长授予中校至上校军衔;总部、军兵种的副科长,军分区各科科长、二级参谋授予中校至少校军衔;师司、政各科长,军司、政各副处长,200个床位医院院长、政委授予少校至中校军衔;营长、教导员,空军大队长,团副参谋长、后勤处主任,三级军舰舰长,三级参谋授予少校军衔;

师后勤各科科长授予少校至大尉军衔;空军团领航主任,四级门诊部主任授予大尉至少校军衔;连长、指导员授予上尉至大尉军衔;四级舰艇长,五级参谋授予上尉军衔;空军大队军械、特设主任授予上尉至中尉军衔;副连长、副指导员授予中尉至上尉军衔;五级舰艇长,空军中队军械、特设、机械师授予中尉至少尉军衔;排长授予少尉至中尉军衔;空军副驾驶,50瓦电台台长授予少尉军衔。

评衔结果,普遍存在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如:军长的编制军衔是中将,而68名在职的军长、政委中,除2位军长(陈明仁、董其武)被授予上将衔外,其余的只有5人(陈康、吴瑞林、张天云、曾泽生、饶子健)被授予中将军衔,59人被授予少将军衔,还有2人(梁金华、刘宣)被授予大校军衔,低于编制军衔者占89.7%。在师长中,也普遍存在实际军衔低于编制军衔一到两级的现象。

解放军在授衔的同时,又为全体官兵授勋,以表彰他们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将帅们虚怀若谷,主动让衔的佳话频传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到地方工作的原解放军高级领导人除赛福鼎.艾则孜、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的领导,如程子华、习仲勋、杨尚昆、滕代远、舒同、江华等,还有驻外大使,如耿腾、姬鹏飞、黄镇、韩念龙、王幼平等都没有授予军衔。

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的军队领导人,高风亮节,以身作则,纷纷提出降衔。

第一个提出让衔的是徐向前。他的理由主要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他给毛泽东专门写过信,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评这个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内“山头’夕最大的同志为元帅,而徐向前的让衔有小部分原因也是避嫌。

第二个是主持评定工作的罗荣桓。他不同意自己出任元帅,因为自觉无尺寸军功。然而,毛泽东坚持罗荣桓上选,他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大将里面让衔的首推许光达。许光达在接见苏军代表团以后,周恩来通知他将被评为大将,他感到很不安。周恩来让贺龙做他的工作。贺龙说:“这次授衔,10个元帅、10个大将,是毛主席、中央军委几位副主席反复研讨、权衡,又照顾各方面而决定的。’许光达却反问贺龙:“如果柳直荀、周逸群要还在,应该授什么军衔?’贺龙说:“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不忘却共患难的亡友。周、柳有可能像总理、邓小平一样,改行搞党务或行政。’夕许光达又问:“贺锦斋、段德昌要是不死呢?’贺龙回答:“可能是大将。’‘若是叶挺还在呢?'‘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许光达又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均不如他们。我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后来,许光达又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信,要求降低标准,只评上将。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作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讲话时,对许光达让衔一事进行了真挚的赞扬:“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 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五百年前,明朝有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是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五百年后,我们人民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1965年,取消军衔制,改为国家行政级别。根据规定,许光达应定为行政四级。这时,他坚决要求把自己的行政级别降为行政五级。

大将里还有一个让衔的是徐海东。徐海东一生三次“让贤”:第一次就是因为上级任命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丝毫没有怨言,主动提出自己做副军长,让专门赶来做他工作的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很感动。第二次,他把新四军副军长的职位让给张云逸,主要是考虑张云逸在百色起义的功绩。这次,他提出自己在1940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工作过,所以,不适合当选如此之高的军衔,他推荐了王震、萧克,而许光达向中央推荐的也是这两个人。徐海东在让衔的时候曾经说过:“想起徐宝珊、吴焕先同志功劳都在我之上,却过早地为革命牺牲了,我何以能够当得起大将呢?"

中将里让衔的有徐立清和孙毅。徐立清要把自己该评的上将降为中将,孙毅则是要把自己该评的中将降为少将。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在1949年底就是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彭德怀几次找他谈话,但是,他坚决要求把自己降低为中将,彭德怀苦笑着说:

“别人都说我是孽脾气,我看你比我还孽!’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 产 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说完,周恩来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未被授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少奇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素有“孙胡子”之称的孙毅,1936年2月任红一军团参谋长,1945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初,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与他一样的同志戴上了上将军衔,而他只是中将,评衔前他给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党组织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大大超过我的奉献了。

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三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四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六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七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六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七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四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三兵团副司令兼任十二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助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

王近山也喊过几嗓子,被邓小平严肃地批评了一顿,就算了。

还有钟伟少将。他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他是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四十九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毛泽东都知道了。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实事求是地讲,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同让衔的人一样,他们也应受到人们的尊敬。有些人连牢骚都不发。像白志文少将,红军的时候就是师长,评定他为少将,有人就建议他去争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后续——解放军55年首次实行授衔全景揭密(二)

本文内容于 2008-10-13 1:30:40 被tjzqb2008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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