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经济评论:又一个帝国寿终正寝--写得很有水平

华尔街的崩溃预示了全球性的地壳移动 -- 这就是美国实力的式微。伟大的帝国和伟大的文明都有其从顶峰走向消亡的方式,这在历史上是已成规律的。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崩溃,然后是经济模式的崩溃。再后来是货币地位的丢失,最后是军事失去霸主地位。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伟大而正义的”帝国,显示了从顶峰开始走向消亡的诸多症状,然而遗憾的是,历史的步伐已经加快。罗马帝国从其巅峰走向衰落用了三百年的时间;而美国则只能以数十年计。在我们所目睹的财经市场的震动过后,经济将加快这个衰落的过程。尼禄[译注:古代罗马皇帝。]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布隆伯格[译注:美国纽约市市长]不在罗马帝国。否则的话,罗马市可能会在一日之间化为灰烬!

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和史上其他由盛转衰的帝国如出一辙。作为帝国核心的不可持续的生活水准被国民不劳而获地享受着,而且依赖于从周边国家涌来的财富而维持。美国的信用泡沫和信用崩溃实际上是其消费无度文化的另一侧面,而对信贷过度的平仓对美国经济、军事力量和美国在世界知识界的领导地位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那种“不劳而获”的心态在一个挥霍无度、靠信用为生的社会里已经非常普遍,人们的所获和所劳之间的巨大鸿沟只能靠债务来填补。最后,债务水平已经到了不能维持的地步而导致崩溃。其结果貌似一场信用危机,实际上这是一场道德危机。

目前,布什政府试图医治这种痼疾,但是又不想给那些消费债务人和银行债务人带来任何痛苦;这是徒劳的,而且只能加快帝国的衰落。这种做法只能在美国的债权国面前摧毁美国的信誉,因为这些债权国将不断的被要求为不断增长的联邦债务和持续不断的银行救助买单。

很多亚洲新兴市场的外国投资者指出,当1997年的信用风暴席卷他们所在地区时,当时美国的口头禅是让他们自行承受这种经济痛苦,并按照严格的自由市场规则去重组银行业。然而,当同样的危机袭击美国时,美国的政策却是印刷纸币以及信用和风险的社会化。虚伪是不会赢得尊重的。当外国投资者远离美国国债时,美元最重要付出代价。当帝国的货币日薄西山时,又如何能指望太阳在帝国升起?

通过试图免除这种疼痛,比如试图核销金融业针对股东投资的坏账,布什政府拒绝给金融系统本身一个评估风险的机会。一个不成文的政策就是鼓励金融经纪人在经济情况好时通过冒愚蠢的投资风险去获得巨大的收益,而当他们失败时,却要纳税人去承担后果。

从愚蠢的银行手中按面值收买呆坏贷款这种“避重就轻”的政策(最终)会促使银行家重复的错误,而正是这种错误把资本主义带到了今天这种危险的深渊的边缘。其结果就是运转不良的金融中间人没有能力高效率地进行资本分配,经济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不再是一个其他国家效仿的模式,一个全球范例就此烟消云散了。

对美国不断加深的不信任、主要盟友的失去以及极端恐怖主义的兴起,这一切已经增加了在世界上彰显美国力量的经济代价。国际贸易自由化已经让步给美国和少数国家之间的低效率的双边贸易。受过剩问题打击的美国经济所呈现的日益恶化的前景,在加上民主党有可能入主白宫,这一切都增加了“贸易选择主义” 让步于 “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

全球改革疲惫症 -- 尤其是新兴市场的改革 -- 现在已经广泛传播。数年以前,自由市场经济和供方改革(正义帝国的意识形态的最成功的外销)曾经是表达经济最终真理的时髦词汇。现在,这些词汇正在遥远的委内瑞拉、俄罗斯、南非和中国经受考验。对这些主张的不断增长的抵抗已经使针对帝国本身的抵抗不断升级,而这种抵抗已经和恶性的经济排污没有任何关联。美国政府对新型市场的经济危机所作出的矛盾的和困惑的反应也凸显了它对意识形态本身的信仰的丢失。

当然,受到信用危机影响的不仅是美国的形象;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放任型经济管理模式也正在富裕国家受到合法的批判。在德国和法国,政治领导人在说,“你看,我们告诉过你,欧元区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野蛮的”资本主义更稳定,而且更能创造福利。”

所以,欧元区的经济构造将迎来它的复兴。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成员国间的政府将变得更强大而且更有干涉性。富人和大企业将被迫付更多的税以为此买单。随着气候变化和食品安全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国家干涉也将获得广泛的支持。其代价就是政府债券发行量降低,债券收益增加和通货膨胀。

欧元区经济模式的兴起将得到世界后信用危机发展的支持。在未来的多年以内,金融机构将被迫降低债务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性的信用萎缩,接着而来的是比象征性的GDP增长更缓慢的经济增长。

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反通货膨胀过程中,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成员国的消费者被鼓励用借债来代替节俭。现在这一切要被逆转过来,对于很多经济体来说这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学习过程。消费者将学会讨价还价。诸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低债经济体将是这种环境中的赢家,而债务型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将是输家。在这些经济体中,出口商或者进口替代者将和那些日常消费用品和基本服务销售商一起获利,而豪华品和豪华服务提供者将成为输家。

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对信贷过度的平仓将对亚洲经济也造成冲击。信用泡沫是为全球过度消费提供资助的一面镜子和方式,这种过度消费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到美国消费者的过度消费,不一而足。它们反过来又是造成经常帐户赤字的原因。随着全球信用的萎缩,它所提供金融资助的无节制和不平衡消费也将随之萎缩。

在后信用紧缩的环境里,低债务经济体将从高债务经济体中获益。亚洲当然属于低债务经济。即使如此,亚洲的危机后经济模式也将面临威胁。这是因为这种经济模式是建立在为高债务、低储蓄的西方制造消费产品的基础上的。当那些消费者不得不重归简朴生活时,这种经济模式看起来就不那么可持续了。缩减流动资金可能在美国和欧共体造成经济衰退。所以面向亚洲的出口将放缓,同时,制造商的盈利空间也会受到挤压。

从长远来看,亚洲经济需要向拉动内需转移。在世界经济由衰退转向复苏的周期当中,亚洲将不得不重建其面向国内的工业和服务行业的能力。对于新兴的经济体来说,比如对供出口的贸易产品已经进行过度投资的中国,不断减少的国外需求可能会使很多工厂倒闭。这种损失不是通过拉动内需就可以弥补的,因为国内消费占GDP的份额实在是太小了(在中国只占36%)。即使对国内基础设施的投资再增加1%或者2%,这与外贸产品工厂的投资(据我的估计超过 GDP20%)相比,也难免相形见绌。

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的话,上述事实也许不会显得那么重要。最近俄罗斯队格鲁吉亚的侵略,很明显是因为俄罗斯相信美国军事力量完全被牵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无暇他顾。

毫无疑问,俄罗斯的举动至少和它眼中的美国在中东的麻烦以及经济衰落有部分的关联。这使俄罗斯有胆量声称,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用俄罗斯和中国的话来说,未来是属于“多极”的。

但是这句话需要放在特定的条件下来理解。从纯军事角度来看,美国的武器从技术和质量上讲都要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领先大约十年。诚然,将来美国在国防上的投入不一定能够像过去那么多,但是国防开支的缩减,即使能够发生,也是缓慢而持久的。

我认为,在进入2030年之前,任何一个国家在军事上都难与美国匹敌。中国根本没有尝试的意愿 -- 他们正在发展“杀手级技术” 以用来制约美国,而不是和它硬碰硬。

俄罗斯则可能去尝试,但是它永远不会赶上美国。即使它用能源作为对付欧共体的武器,那也是柄双刃剑,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和莫斯科的预算都依赖于能源的出口。而且,在下一个十年内,它只能出口到欧共体国家。如果它想增加对中国的供给,那它将不得不依赖破旧的铁路系统。

但是莫斯科并不认为军事和经济力量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它指出,中国的GDP是美国的10%,俄罗斯的GDP是美国的25%(其军事技术具有巨大的优势),但是没有人敢惹中国。当年冷战时俄罗斯的经济也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但是由于美国和俄罗斯都不能使用核武器,所以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和美国是平起平坐的。

经过大约二十年的相对平静之后,中亚即将成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战场。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梦想开发中亚的能源资源为西方服务;它拉拢当地政府,并且在中亚地区建立了几个美国军事基地。但是这一招并不管用:这个地区的专制政府由于受到华盛顿喋喋不休的人权说教的威胁而重新投入莫斯科的怀抱以寻求保护。而现在俄罗斯人由于受到了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胜利的鼓舞,也肯定会进军中东。

同时,中国也在步俄罗斯的后尘。两个主要的能源项目将在两年内完工:一个是通往里海在哈萨克斯坦境内部分的每日向中国西部输送两百万桶石油的管道,另外一个是将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输送给中国消费者的项目。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依赖于能源进口,但是仍然不用有一支能守护其漫长海岸运输线的海军,所以不得已向内转向中亚。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不是一致的。因为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已经呈下降趋势,莫斯科需要用中亚的资源来弥补任何不足部分。所以对中国染指这个地区,俄罗斯人将侧目而视。

但是至少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中国有一点是观点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在鼓吹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性。把这个无效的组织转换成一种军事同盟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西方,尤其是美国,拒之门外。这样就可以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瓜分中亚,而西方政府则只是旁观者而已。

那个在1990年初共产主义崩溃时签署的“华盛顿共识”现在也日渐式微。各个国家将探索各种各样的其他模式,这些模式不牵扯民主、不牵扯国家和经济的分离,但是涉及严重的保护主义以及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等等。美国经济模式的倒塌不意味着基于中国发展模式或者俄罗斯发展模式的新的共识将出现,因为这两个模式都不会成为世界上新的吸引人的模式,所以我们开始看到经济模式的重新国有化,每个国家都在采取不同的途径。

这些动态在很多方面极大地增加了新兴市场投资者的风险。首先,经济模式不再与自由市场观念和拍,这意味着发展和收益都将变得不可预测。其次,已经在俄罗斯收到挑战的西方投资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将越来越恶化,随之而来的是财产权力和拥有权和将不断弱化。再次,不断增长的经济国有主义将使私有企业,尤其是外资私有企业的操作环境变得更困难而更不利于获取利润,这在那些允许本地人获取不合理收益的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

David Roche是本部在伦敦的独立政策咨询公司的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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