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辽沈警察:9.18之夜在沈阳打巷战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端起始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发端起始于1931年9月18日东北的武装抵抗。而在东北的武装抵抗中,首举武装抵抗义旗的是辽沈警察。事实上,正是这支警察武装在1931年9月18日之夜打响了中国武装抗战的第一枪,又是这支警察武装在1931年9月18日之后的中国抗日战争中续写了光彩的篇章。


警方对日本侵华野心早有戒备


日本对中国早有侵略野心。1927年7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将其拟就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奏呈日本天皇,狂妄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后日本的一系列行径表明,他们正是按照“田中奏折”所规划的侵略路线,步步加紧了在东北的侵华准备。


1931年,依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周围开始进行一系列军事演习,并蓄意挑起事端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4月份,日本人唆使朝鲜浪人在吉林万宝山挑起中朝农民土地纠纷,7月2日,日方出动军警前往镇压,向中国农民开枪抓人,并在朝鲜大肆制造反华声浪,至使许多在朝华侨被杀害。6月份,日本军方又借其在东北边防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的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被中国边防部队查获处死一事,咄咄逼人地对东北当局施压,叫嚷发动侵华战争。


面对日军的种种挑畔,时任辽宁省政府委员,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十分警惕。7月份,受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影响,沈阳形势骤然紧张,黄显声汇集各方面情报,亲赴北平向当时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汇报,提出“应变建议”。此时,张学良尊奉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按照蒋介石关于“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的电示,未采纳黄显声的建议,但表示“地方武装可以加紧训练,严加戒备。”据此,黄显声以辽宁省警务处长的名义,扩充警察部队在全省编组12个警察总队。9月初,当他得知日本关东军向在辽沈的日本人发枪时,取得张学良同意,向全省58个县公安局发旧枪20余万杆,每杆配发子弹50发。


这一重要举措,为日后组织武装抗日提供了有利条件。

9.18之夜警察在沈打巷战


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接到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飞回沈阳,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在沈可能有行动的密报,坐镇公安局研究抵抗对策。午夜,10时20分,日军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军未予抵抗的情况下攻占北大营,并连夜向市区进军。19日晨,日军占领了沈阳市商业区及大小西门一带。为阻止日军的侵占,黄显声命令三经街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场等公安分队及警察大队奋起抵抗。与日军展开巷战。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公安官兵伤亡很大,黄显声命令各部向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集中,继续抵抗。至9月21日夜,黄显声因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命令各部撤出沈阳,向锦州集中待命,自己仍留在沈阳观察局势。此后,黄显声见大势已去,才通知部分潜伏在沈阳的公安队员到锦州归队,自己也化装离开沈阳,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一切。


沈阳警察的武装抵抗虽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却在中国的抗战历史上写下了首举武装抵抗义旗的光辉篇章。

警察队伍在义勇军中勇担重任


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中国民众,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民众义愤填膺,一个规模浩大的民众抗战浪潮迅速掀起。辽宁各地义勇军的兴起在这一抗战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以黄显声为首的警察队伍勇敢地担当了许多重任。


1931年9月25日,黄显声由北平回到锦州,全力组织抗日武装。在整编了由沈阳撤出的公安警队后,又主持召开锦西、义县、兴城、绥中、北票、黑山、盘山、台安等县公安局长会议。会上决定抽调各县警察补充公安警队,重编公安骑兵三个部队,于锦州城郊三里屯整训。在整编警察队伍的同时,黄显声调兵遣将,坚决果断地镇压了汉奸凌印清、张学诚(张学良堂弟)刚刚拼凑起来的两支汉奸队伍。这两次剿灭汉奸队伍的胜利,使辽沈民众为之振奋,也使张学良受到一定鼓舞。张学良虽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不便公开支持抗日,却在暗中对抗日有功人员予以奖励,并由黄显声以警务处长名义对有功人员委任官职。与此同时,张学良还将赴北平找他的爱国志士一一介绍给黄显声。


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黄显声积极扩大武装,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至1931年末,黄显声仅在辽西、辽北一带组织的各类性质的抗日义勇军总数即达5万人之多。有力地推动了风起云涌的民众抗日浪潮。

许多警察成为抗日民族英雄


在抗日战争的洗礼中,投入义勇军抗战武装中的许多警察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为世人所敬仰。


9.18事变前曾在凤城任县公安局长的邓铁梅,受黄显声之命在辽东召集朋友、旧部,组织义勇军奋力抗战,战功卓著。至1934年9月被捕遇害,三年中,邓铁梅率部组织大小战役多次,威镇辽东,令日军胆战心惊。1931年12月26日,邓铁梅率部500人,兵分三路夜袭凤凰城,攻进火车站,砸开监狱,冲进“县维持会”院内,烧毁日本人开的药房,打死日本侵略者10人,缴获机枪2挺,手枪1支,放出狱中“犯人”50多人。此后2年间邓铁梅又先后率部进军庄河,夜袭龙王庙、黄圭坎,智取三义庙,攻打大孤山,血战红花岭,屡创日军,战功十分显赫。邓铁梅1934年6月被日军捕获,9月遇害。1935年我党发布《八一宣言》将邓铁梅誉为“民族英雄”,1988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9.18事变之后,也有许多警察按黄显声作长期抵抗的部署在沈阳潜伏下来,有的则寻机打入敌营,从事搜集情报和为义勇军作内应。多年追随黄显声的张凤岐,9.18之前曾在黄显声手下当过警务督察和县公安局长。9.18之后张凤岐率部在沈坚持抵抗两天两夜,撤到锦州后,又于9月25日返回沈阳,并通关系担任了沈阳县的警务局长。任职后,张凤歧以组织民团、大会之名暗建义勇军,并千方百计收集情报密送给黄显声。1932年5月,张凤歧接到黄显声为义勇军8月大规模进攻沈阳作内应的指示,组织部下耿光汉、程远桥、杨春元、洪德彰、陈范、秦国禄密商暗杀关东军、省政府要员的计划,并成立指挥部,明确了任务分工。令人痛心的是,计划被叛徒出卖,张凤岐等7人均遭逮捕。张凤岐等面对种种利诱和酷刑,宁死不屈。杨春元在舌头被割后血尽死去,耿光汉、程运桥、洪德彰、陈范、秦国禄在大石桥被活埋,张凤歧则在沈阳故宫大政殿后面的草地上被活活烧死。日寇的种种暴行未能阻止勇军的抗日行动。张凤岐等爱国志士牺牲后,义勇军处决了叛徒,于8月28、29、9月1日3次攻打沈阳,火烧飞机场,袭击兵工厂、破坏电台,给了日军极大打击。


义勇军的组织领导者黄显声在抗日救国的历程中,由一名旧军人成长为追求革命和进步的爱国将领。继组织指挥沈阳警察打响抗战第一枪之后,他又组织义勇军转战辽宁及长城古北口一带,狙击日寇,被誉为“血肉长城第一人”。他还主张打消党派成见,联合红军抗日,并协助张学良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又营救张学良,组织东干队到延安。黄显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他的种种爱国行动却为蒋介石所不容。1938年2月黄显声被秘密逮捕入狱,先后关押在息烽集中营、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白公馆。在狱中黄显声以“虎入笼中威不倒”自勉,与狱中的共产党人合作,开展斗争。他把从国民党报纸看到的消息传给被捕前原中共重庆市委《挺进报》的主编陈然,再由陈然通过秘密渠道传遍全狱,被称为“狱中挺进报”。1949年11月27日,黄显声在新中国已经诞生之际在狱中惨遭特务杀害。1949年12月2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的第2天,黄显声的遗骸在歌乐山被发现。12月15日,重庆市各界人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黄显声遗像与杨虎城将军、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士文及车耀先、陈然、江竹筠等革命烈士的遗像摆放在一起。中共西南局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负责人刘伯承、邓小平等亲自前往致祭。会后,这位爱国将领的忠骨从重庆移送到北京,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历史是一面镜子,追忆辽沈警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特殊贡献,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将增强我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我们相信,过去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是万众一心筑起了新的长城。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万众一心的情怀将保证和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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