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市立二院误使患者十日两次开腹,术后围追堵截

2007年3月17日,我爱人(病案号:90057181)在威海市立第二医院(威海妇女儿童医院)因胆结石接受腹腔镜胆切除手术,却因为院方过错使他在十天内两次开腹。

第一次是手术过程中,止血纱布条遗落腹中寻找不到,最后不得不开腹,原本3个小时的手术却历时12个小时。可就在我爱人术后极度虚弱时,又出现黄疸体征,并最终查出是胆管梗阻。3月23日我爱人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了第二次开腹探查,结果发现是上次手术大夫误将两枚钛夹夹住了胆总管,导致胆汁不流畅。医生说错过安全期,就会危及生命。为防止胆管狭窄,手术中大夫又在我爱人的胆管里安置了支撑T管,直到近7个月后才拔除。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第一次开腹寻找纱布时,医院竟找来一名妇科大夫,而这时如果换一名有经验的外科大夫来,他就一定会发现胆总管误夹而予以纠正,这样我爱人也不会再挨第二刀了,更不会让他遭受那么大的惊吓、恐慌、痛苦!


一个腹腔镜微创手术,由于院方的一系列过错给患者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创伤,在我爱人腹部留下长达25厘米的刀口,以及大大小小9个坑眼,至今整个右腹还是大范围地疼痛、麻木。每逢工作紧张,正处于青壮年的他,都会感到身体与精力不济。事故也使他接近一年时间无法工作,他的公司蒙受很大的损失。这么长时间他再也没有去公共场合泡过澡、游过泳,他怕吓着别人。




医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不幸,如果稍有一些人情味、还讲一点人道精神,他们都应该主动派人来看望、安慰我爱人,协商赔偿我们的损失。然而很遗憾,他们连这点人情味与人道精神都没有!不仅如此,他们还采取种种方法弄虚作假、对我们围追堵截,让人心冷。




事例一:冷漠强硬。2008年3月11日,在我爱人手术快满一年、维权期限行将到期之时、缮后事宜毫无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我们冲出了当事医生设置的人情羁绊,正式向医院提出赔偿要求,明确了我们的合法权益。


我们找到医院后,与我们接洽的副院长希望双方协商解决,他说做鉴定或走法院会影响医院的声誉。然而当我们根据对方要求提出索赔金额,对方却很长时间没有消息,在我们的追问下,对方突然变了口风,说院方领导进行了集体研究,认为赔偿没有什么依据,建议我们要么去鉴定,要么去起诉。对于他们态度的变化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以为可能是索赔金额过高所致,于是又先后两次主动将索赔从19万元降到10万元(这当中有我们实际医药及交通费等花销四万多元,对方还应赔偿我们误工费、精神伤害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按医疗事故等级标准,我爱人两次开腹,应属两个十级伤残,仅此项的赔偿就应在10万元以上。就连我们咨询的律师与专家也说我们的索赔金额并不高)。我们还主动建议双方找来律师,根据有关规定计算赔偿金额,然后我们就低不就高,争取一揽子解决。然而院方早就忘记了当初是他们先提出协商解决的,态度自始至终冷漠强硬,一副你爱咋地咋地的架式。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背地里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早就有恃无恐了!


作为受害者,我们之所以这样一二再地主动降低索赔金额,争取协商解决。是因为面对一个当地大医院,我们个人太弱小了,难以与院方去较力。另外我们也不想在这上面耗费时间,也不能为这些杂事去上火生气。然而我们想得太天真了,院方的心思可不这么简单!




事例二:围追堵截。在我们与院方第一次接触后,他们得知我爱人原先从事记者工作,为防止我们向媒体求助,一向很少宣传自己的院方突然在几家媒体投放了巨额广告,进行了连篇累犊的形象宣传,企图谋求媒体对广告客户实施保护,不对他们进行负面报道。当有记者介入采访时,他们又通过各种关系进行阻拦,不让记者采写的稿件见报。他们当初实际上是以协商、研究为名,实施缓兵之计,争取时机,暗地里却积极活动,既堵塞了我们的言路,也使我们错过了医疗事故鉴定的有效期限(按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的期限应当从当事人或亲属知道被伤害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事例三:弄虚作假。在堵住了我们媒体求助、事故鉴定道路的同时,他们还早就准备了更为阴险歹毒的招数,即在病历上造假,在我爱人的病历上只字未提因纱布遗落腹中、因误夹胆总管导致两次开腹的真相,而是“手术顺利,麻醉满意”、“病情恢复较好,准予出院”,病历造假让我们失去了去做事故鉴定、去到法院起诉他们的最直接的证据!他们先是主动提出协商,借与他们交涉拖延时机。可在我们报出索赔金额后却根本不予理睬,不去讨价还价,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要让我们无路可走,逼我们就范。




我们私下里也得知,事情迟迟未得到解决,是与市立第二医院的王福安院长本人有直接关系。本来我们最后提出的10万元索赔金额就连与一直我们接触的副院长也觉得可以接受了,这位副院长还让我们回去列一个清单,并嘱咐我们不要提医疗事故。可是报上后又遭到了王福安院长的否决。我们的医疗事故发生在王福安院长调来二院之前,他可能认为此事与自己无关,而最近又有传言说王福安院长有希望调到本市另一医院去任职,这也会导致他对事情的解决不抱积极态度。我不知王福安院长是否想到,他这种消极、冷漠与强硬的态度,又会给已经遭受了一连串身心创伤的当事人带来何种伤害?如果是他本人或他亲属遭遇了这样的伤害,他还会这样消极冷漠吗?!




我与我爱人是无数善良的人中的一员,平常勤恳工作,遵纪守法,与人为善。我们曾经坚持用自家车帮助一对外地老年人接送他们的外孙上学、放学,直至小学毕业,四年来几乎无一日中断。当四川大地震发生时,我们在第一时间来到红十字会捐出一个月工资。我爱人以前做记者时,积极给弱势群体主持正义,提供帮助,化解社会矛盾。即便在这次事故中,我们遭受了那么大的创伤、痛苦与损失,我们自始至终也与院方文明、理性、合法地交涉,没有任何过激行为。可是我们不能不说,面对一个接连遭遇重大身心创伤却又不断让步的弱者,院方所表现出的欺善、凌弱、毫不负责、弄虚作假、四处围堵、丧失人性的做法,既是对受害者精神的践踏与二次伤害,也为我们这个主张构建和谐的社会抹了黑,为威海这座全国文明城市抹了黑!




我们相信法律,相信党和政府,相信人民。我们勇敢地站出来,向社会讨要公道,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更多的受害者不再遭受这样的“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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