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猝死隐匿着怎样的人生图景

9月14日凌晨3时许,农民工季建修醒了,把白天没空洗的一大堆脏衣服洗了,就在他晾好衣服回工棚再睡时,一头栽倒,从此再也没有醒来。一个36岁的庄稼汉子就这样撒手人寰,丢下了年迈的老父、患病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一天,恰逢中秋节。(《现代快报》9月16日)


此前一天发生了什么?9月13日早上6时,季建修上班,先是拖砖块砌墙,一直干到9时。然后浇混凝土,他负责操作震动泵,夯实刚浇的混凝土,一口气干到中午12时半,歇工吃午饭。下午2时到6时半,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他继续操作震动泵。吃过晚饭后,他又加了两个小时的班,一直到晚上9时40分歇工。工友说,“这样没日没夜地干,铁打的汉子也吃不消呀。”


我注意到,媒体在报道季建修的伤逝时,使用的称谓是“民工”,而国家官方说法里,也叫“农民工”。此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还专门成立了“农民工司”,负责料理与这一群体相关的事宜。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风景,不管叫什么,他们的命运遭际大体上是接近的,他们始终是难于纳入社会真实关注视野的一群。透过瓦工季建修的猝死,我再度悲哀地看到了这一群体惨淡的人生风景。


没有休息的权利。现行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加班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这些原则性的条文规定,在刚性的用工单位那里,不过是摆设。单个的、分散的劳动者,根本没有任何抗衡的可能。常见的情形就是,对付那些试图主张个人权利的劳动者,只消包工头一声断喝:不干走人!


没有谈判的权利。我们很少看到农民工能够与用工单位平等谈判的情形,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根本缺乏坐在一起的条件。单个的讨价还价,当然不可能;而现行制度框架下,自我组织起来亦属不可行;现有的工会组织,鉴于其体制内的身份,又很难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


没有退出的权利。季建修的工友说得好,你不干有人干。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条件下,农民工其实没有退出的权利。包工头随便一招呼,便有大批壮汉洗脚上岸,夹着铺盖卷投身城市的万丈红尘。8月28日,国家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宣布,2007年,我国的农民工人数达到2.26亿。如此庞大的数目固然成为经济奇迹的支撑者,却也使得农民工之间的机会争夺空前惨烈。


不可否认,权利缺失之外,中国农民工这些年来的处境也是在逐步改善的。据农业部调查,2007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月平均工资为1060元,2008年上半年达到1240元。与此同时,国家不断加大清理欠薪力度,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基本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难、劳动条件差等问题……种种迹象表明,情况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只是,很多改善落到具体的农民工头上,似乎还需要艰难的过渡,季建修就是最好的例证。权利之类的说辞,不过是一首动听的曲子。加班一小时好歹能多赚9块钱啊,奉养老母、救治病妻、供养儿女,都寄托在日日时时的9块钱上了——这大概才是渗入骨髓的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种悲哀,其实也正是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图景。


从开始涌向城市的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亿万中国农民工在各种权利缺失的条件下,以其强健的筋骨、忍耐的精神以及改善生活、改变人生的指望和理想,推动着中国城市的崛起,推动着中国制造产业的崛起,也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财富、知识的积累上,远逊于那些精英;在个体尊严的捍卫上,很难完全体现一个公民的权利;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他们的后代将继续重复他们的人生。


在承受中,不断拓展自己的生命韧性,其最后的底牌,不过是以自己的生命发出呐喊:救救农民工。难道,这就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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