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汉奸形色相:有草根卖国,有精英卖国! zt


中国人在打中国人

抗日战争中许多战斗场合,中国人不是在与日本人打,而是中国人在打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的“单打”在对中国人、日本人的“混合双打”。淞沪会战时就屡见这样的场景-伪满洲国的军队在坦克车前面冲,日寇则跟在坦克车后,都穿一样的军装,使一样的武器。只有当他们被俘后,我方国军士兵才清楚这些人高马大的家伙是来自松花江畔的东北人。

为“分而冶之,渐之殖民化”,日本侵华后,先后在沦陷区扶植厂五个较一大的伪政权,即:伪满洲国、伪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伪德王蒙疆政权和伪汪精卫政权。每个伪政权都有自己的军队。

在这乱世,中华文化里“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绿林哲学,被各路宵小强人用得淋漓尽致。其中,华北的伪军最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地雷一响,炸死三个鬼子,十八个伪军”。

至八年抗战结束,为日寇作战的伪军已超过百万之数。

汉奸为祸之烈

然而与伪军比起来,汉奸的为祸之烈,从华北到陕北,从长江沿岸到东部沿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更是遍布中国!!!

1937年9月下旬,日军西进一路主力在平型关惨败后,改变了作战部署,其先头部队在汉奸的带领下,从平型关和雁门关之间的隘口-菇越口越过长城,置我国军防线于其后,而此地是晋北御敌主阵地之要点。日军突破后,一面南下直趋太原,一面威胁胁平型关、雁门关之后侧翼。战区内汉奸到处活动。他们给日军指路,白昼发射带烟信号弹,晚间乱照手电筒,暴露国军阵地与八路军埋伏地点,致使坚守平型关一线的八路军第115师连夜向五台、代县一带撤退,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

1942年,中共抗日根据地最困难之际,侵华日军大肆收罗汉奸,破坏中国抗战,“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日寇还暗地派特务到我们根据地活动。”

汉奸,在北方多得像走进了一个管理不善的牧马场,随时都可能踏上一脚的马粪。在南方,也叹为观止,尤其在两次会战里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

一是凇沪会战。

此战最后中国军队溃退的导引,在于日军增援部队成功地从杭州湾登陆成功,立时陷中国军队于腹背受敌之窘境。日军将登陆地点选在了出乎所有中国高级将领意料之外的金山卫,便首推汉奸的“功劳”。一个奉命早期潜入金山卫的日军军营山田武一,事后有这样的回忆-

大概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星期,我们从上海出发,自松江县,经金山县来到金山卫。住在一个姓陆的当地人家中。我敢肯定,这家姓陆的,接待过的日本人,我们既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遍了这里的海滩,这里的海面辽阔,地形开展,很方便大部队的集散、运动,但是,水比较浅,根据我们测量,军舰停下后,士兵们划着小艇需2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海岸,在这段时间里,守卫部队完全能够组织起一种有效的阻击。

庆幸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在这里布防,金山卫就像敞开了胸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证实这一点……

我们和当地人平安相处,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进他们售出的物品(尽管这些物品我们也不需要),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帮助,甚至满足你过分的要求。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日本人,而且正在战争状态,但是没有人向当地政府或者警察报告我们的活动,我们很安全…….

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成果得到维持,我们又发展了许多亲日分子,发给他们电筒和信号枪。约定暗号,规定他们联络时问,在登陆的前几夜,金山卫一带海岸线,到处都可以看到电筒的光柱和信号弹,像夏日夜空中划过的流星。这种景象,连漂泊在海上的帝国军队都能清晰地看见,这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亲自告诉我的。(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二是武汉会战。

南京失陷后,武汉已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国军在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洪峰突发,夺路东去,淮河流域尽成泽国,日军运动极其困难,其进攻路线只能沿长江西上,别无它途。长江的江防顿成万众瞩目的焦点。马当,便是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之间的第一道屏障。在此,中国海军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0艘,布雷1600余个。无疑指望这一带江面能成为阻挡倭寇西进的滑铁卢。

然而,大大小小汉奸几乎布满了长江沿线,有渔民,有船工,有农夫,有商八,有学生,有士绅,有流氓。日本人对马当的江面情况、中国军队的配置了如指掌。6月24日,日军渡田支队乘八艘运输舰顺江而下,至东流舍舟登陆,连陷马当东面的香山、黄山、香口诸要地,乘胜攻占马当。马当要塞500名中国士兵尽管拼死抵抗,却因众寡悬殊,援兵不至,伤亡殆尽。26日,马当失陷,日军又拿下湖口,凶锋直抵九江。

沦陷区里汉奸更是公开亮相

1939年2月,倭寇占领汉口后,汉奸们迅逑公开聚集起来,成立了“新民会”的组织,并在闹市区召开支持侵略者的“民众救国大会”。上千面小太阳旗在双奸们的手里哗哗地挥舞,会场上方的标语竟然写着“新中国万岁”,将铁蹄下正饱受蹂躏的中国称为“新中国”,其寡廉鲜耻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港岛、沪上,一些报纸一夜变色,昨天还疾呼抗日,今天已一言一字均受日本人指使。每星期中,总有几次什么“海军报道会”、“陆军报道会”、“大使馆报道会”,各报社派记者参加,由日本人主持,讲解时事,提供消息。于是,版面上不是“日本飞机生产急速进展”、“日本海军新锐飞机雄姿”等大幅图片,就是“世界人民所以遭此空前芝惨祸,莫不皆由贪婪无厌之英美帝国主义之野心造成”等一类高论。

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日后的一篇回忆录里满是疑惑地写道:

“中国是一个让人难解的国家,它的古老、它的悠久,都说明这个国家有它存在的道理和能力,许多在华外侨都亲眼目睹了中国军人勇敢抗敌的一幕,视死如归,较之西方的军队犹有过之。即使他们的一些童子军,那种爱国的热情也足以让人感动得流泪。但是在这些事迹发生的同时,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转引自《国共抗战-肃奸记》)

精英也卖国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例,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3/5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日本或在那个象马桶一样狭小的小岛上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楫唐、王荫泰、汪时景、周作人。汪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我军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睿…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旧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了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即便是葚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位他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典型如周佛海,他一向自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干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土待之,当不以国土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汪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干将;

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

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自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县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的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查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精英”汉奸里,有不少人,包括周佛海、王克敏、周作人、李士群在内,都是明里担当伪职的同时,暗地里又脚踩国民党、共产党两条船。

这些“精英”汉奸们,革命时可以气冲牛斗,卖国时可以妮妮道来。他们一切都可以算计,只要有足够高的红利,哪怕纵火烧了大半生历史的房子,只为是煮熟眼前的几个鸡蛋。

(《100个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版胡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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