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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士气低落,急需一次胜利来鼓舞民众的斗志。由于当时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力量有限,根本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海陆进攻,唯一可行的就是组织对日本本土的空袭,然而美军可以利用的空军基地都距离太远,只有航空母舰才有可能接近日本本土,但问题是日军在距本土800公里就有警戒船只遂行巡逻任务,要想取得突然性,就必须在880公里以外起飞飞机,这样一来往返航程达到1760公里,没有一种舰载机具有这样大的航程,况且航母编队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起飞海域等待舰载机的归来,因为日军掌握着海空优势,航母编队在靠近日本本土的海域停留时间过长,势必会遭到攻击,已经遭受重创的美国海军是再也经受不起什么损失了!因此空袭计划被暂时搁置。


1942年1月10日,美国海军总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的作战参谋弗朗西斯·洛上校在诺福克海军基地视察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母时,看到海军航空兵训练基地跑道上用白色油漆模拟的航母甲板,突然灵机一动,闪过一个念头,用航母搭载陆军航空兵(当时美国还没有组建独立的空军,陆军航空兵就是空军的前身)的双发轰炸机,运送到日本本土附近,那样就可以轰炸日本了!


洛回到华盛顿以后,立即向金上将汇报了这一设想,金建议他先与航空兵副官伦纳德·邓肯上校讨论是否可行。邓肯毕业于哈佛大学,同时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是金上将的首席航空兵顾问,精通航空兵业务,战后官至主管航空兵事务的海军作战部副部长,他听取了洛的设想,立即开始进行可行性研究,他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花了足足五天进行研究,甚至不让秘书参与,亲自撰写了一份长达30页的报告,首先从航程、载弹量、飞机起飞距离和尺寸是否适合航母甲板等因素综合考虑,选择B—25“米切尔”轰炸机;其次建议派遣两艘航母,一艘负责运送B—25,另一艘则搭载战斗机,负责在航行途中为编队提供空中掩护,鉴于“大黄蜂”号航母即将结束试航,将前往珍珠港,邓肯建议可以在旧金山将B—25和机组人员秘密装船,这样就不会引起注意;最后航母编队全速驶抵距日本本土900公里海域,起飞轰炸机,航母迅速撤离,轰炸机则在完成空袭任务后飞往中国,加入在中国作战的陈纳德航空队。由于有利的天气条件只有在4月底前,因此他特别强调空袭必须在4月底前实施才更有成功的把握。


1月16日,邓肯在洛陪同下向金上将递交了报告,金翻阅了报告,指示俩人去和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上将联系。


1月17日,邓肯和洛向阿诺德汇报了这一计划,阿诺德也已经在指示陆军航空兵作战计划处进行从航母起飞陆军轰炸机的可行性研究,因此立即做出了热烈的响应,表示全力支持,并同意邓肯继续筹划海军所承担的任务,而由他负责物色陆军航空兵的参战人选。阿诺德首先想到的就是詹姆斯·哈罗德·杜利特尔,一位杰出的特技飞行员和航空工程师,杜利特尔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飞行员,曾两次刷新横越美国东西海岸的飞行记录,创造过水上飞机航速世界记录,赢得过施奈德锦标赛、本狄克斯航空竞赛和汤普森杯航空界三大赛事的胜利,1929年进行了世界上首次仪表飞行。他不仅是技艺高超的优秀飞行员,而且获得过马塞诸塞理工学院的航空工程学博士学位,是专业的航空工程师,1930年退役后被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聘用,正是在他的坚持下,壳牌公司于三十年代后期投资兴建生产高辛烷航空汽油的工厂,而不久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的大功率活塞发动机就是以高辛烷航空汽油为专用燃料的。1939年他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就向阿诺德提出要求返回现役,但由于杜利特尔是预备役少校,根据现行法律阿诺德是无法征召他加入现役的,直到1940年7月国会通过征召预备役的修正案后,他才成为被召回现役的第一人!


邓肯和洛刚离开阿诺德的办公室,阿诺德就找来了杜利特尔,任命他负责这次行动的改装飞机、训练飞行员。杜利特尔尽管知道此次轰炸行动极具危险,但他强烈要求亲自担任空袭行动的空中指挥。


杜利特尔从1月22日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中部航空公司的工厂和佛罗里达的埃格林机场开始进行飞机的改装,工程量最大的是加装三个副油箱,使飞机的载油量能增加一倍,第一个是在炸弹舱加装的副油箱,最初使用的265加仑钢制油箱由于漏油严重而改为225加仑橡皮油箱,第二个是在炸弹舱上方加装160加仑的折叠式橡皮油箱,用完里面的油料后可以将其压瘪折叠,不占空间,第三个是在机腹炮塔里安装了110加仑的金属副油箱,此外还在飞机尾部的无线电员座舱装十个容量为五加仑的小油箱,要求炮手在飞行过程中不断将小油箱里的油料加注到炮塔副油箱里,然后在小油箱上钻上孔,再扔出飞机,使小油箱能很快沉入大海,不给日军留下追踪航母编队的痕迹。这样,使B—25的总载油量增加到1200加仑,勉强能够执行这次远程攻击。


接着改进炸弹舱的炸弹钩环,使之能够在加装了副油箱的狭小空间里安装两枚227千克爆破弹和一枚454千克燃烧弹,燃烧弹为子母弹,内有128枚3千克子燃烧弹。


还有就是改装机载武器,为了减轻飞机重量,而且尾炮塔的双管12.7毫米机枪性能也不可靠,杜利特尔决定取消尾部机枪,但为了保护飞机不至于受到来自后方的攻击,杜利特尔命令在机尾安装了两根涂成黑色的木棍,模拟成机炮炮管,这种“稻草人”机炮在实战中颇有效果,日军飞行员远远看去,难辩真假,倒也不敢轻易从后面发动攻击。


其他改装还有考虑到可能会遇到比较寒冷的天气,在机翼前端和机尾安装了除冰器;为了减少重量和避免暴露飞机位置,拆下了无线电发报机;为了减少重量和避免起火,卸下了大部分照明弹,只在有装甲保护的飞行员座位后留了两枚,供夜间着陆时使用;为了真实记录轰炸结果,在机尾安装了摄影机。


1月31日,根据杜利特尔要求提供一份轰炸目标清单的请求,阿诺德将军的情报参谋斯帕兹准将交给杜利特尔10个日本城市的名单,并详细标明了这些城市中的军事目标位置。


2月2日,邓肯来到停泊在汉普敦锚地的“大黄蜂”号航母,进行B—25满载从航母甲板上起飞试验,参加试验的两架B—25起飞均获成功,这意味着奇袭计划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2月28日杜利特尔来到南卡罗纳的埃格林基地,从驻扎在该基地的第17轰炸机大队中招募志愿者,在报名者中共有24个机组的120名空勤人员和20名地勤人员被杜利特尔选中。


3月1日,开始了战前训练,教官由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兵基地的亨利·米勒海军中尉担任,训练的重点课程是短距离起飞,训练是循序渐进的,飞机载重量从轻到重,起飞距离从远到近,到训练结束时,参训飞行员普遍都能达到在载重14000千克情况下,起飞滑跑距离仅150米,有个别高手甚至仅滑行87米就能起飞。除了起飞训练外,还进行昼夜低空编队飞行训练,投弹手进行目视轰炸训练,炮手则进行射击训练。训练中格里宁上尉发明了绰号为“马克·吐温”的轰炸瞄准器,这种瞄准器结构简单,准确度高,使用简便,很快推广到了所有飞机。


3月下旬,所有参训机组驾驶B—25进行了一次3200千米的远程飞行,以检验远程飞行技术和控制燃料消耗的能力,同时作为训练的结业考试,从24个机组中选出15个正式参战机组,后又增加了一个机组,作为备用机组。


在训练中,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无法进行飞行,就由兼任十五号机炮手的军医怀特向大家上急救课程,并进行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疫苗注射,同时怀特为每个人验明血型,登记在身份卡上;还为每个机组配备了一个医药箱和两个急救箱。


与此同时,杜利特尔和航空工程师研究发动机,摸索以最小耗油获得最大航程的办法,并在飞机制造厂商的帮助下重新调节了汽化器,使之能适应低速远程飞行。


整个训练过程中,都是处在严格的保密状态下,因为阿诺德、金和杜利特尔一致认为空袭能够成功完全取决于出其不意,所以飞机改装和人员的训练,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甚至都没报告罗斯福总统。参训飞行员虽然没有得到说明,但都猜到训练目的就是轰炸日本。


在所有战前准备工作中,唯一没有保障的就是与中国方面的联系,由于阿诺德担心中国军队内部可能会有日军奸细,一直没有将具体情况通报蒋介石,只是命令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向浙江沿海机场派出携带照明和无线电设备的地勤人员,并要求至少每个机场要有一人会英语,还要求从印度向中国迅速调运供B—25使用的3万加仑航空汽油和500加仑润滑油。然而这些准备工作都没有及时就绪,最后直接导致B—25完成轰炸飞抵中国时,根本没有得到计划中的地面指引,加之油料耗尽,15架B—25在迫降中坠毁。


4月1日,十六架B—25被运上“大黄蜂”号航母,机组人员同时登舰,按照各自的军衔级别被带到舰上相应的舱室。下午,杜利特尔宣布当晚可以上岸度假,让飞行员们在出发前尽情放松,但必须严格注意保守机密。


4月2日上午十时许,“大黄蜂”号和4艘驱逐舰、1艘油船从旧金山起航,临行前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特意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预祝杜利特尔奇袭成功!


由于海陆军之间根深蒂固的军种矛盾,陆航飞行员在航母上普遍受到冷遇,只有舰长安德鲁·米切尔上校,一位优秀飞行员出身的航母舰长,他曾在1918年首次进行了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将自己宽敞的舰长舱让给了杜利特尔。


4月3日,杜利特尔向全体飞行员公开了此行的目的。


4月4日,米切尔舰长向全体舰员宣布了此次出海的目的——运送陆军轰炸机去轰炸东京!全舰官兵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士气为之大振,并给予了陆航飞行员以最高级别的待遇,无论在餐厅还是在舱室。“大黄蜂”号的军医从自己有限的药品储备中慷慨地向怀特提供他所需要的一切,米切尔舰长考虑到陆航飞行员没有及时领到薪水,破例动用海军的资金为他们发薪;“大黄蜂”号的情报参谋史蒂夫·朱里卡上尉曾在1939年至1941年担任过驻东京的海军武官助理,对日本情况相当熟悉,他为陆航飞行员举办了多次讲座,介绍东京的有关情况、日军防空部署、战斗机的攻击战术以及中日两国的历史、风俗和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使飞行员对上述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杜利特尔向飞行员讲解具体作战方案,计划4月19日下午起飞,采取超低空飞行,预计日落前抵达日本,实施夜间轰炸,然后于20日白天飞往中国降落。在参战的十六架飞机中,十架轰炸东京,三架轰炸横滨,其余三架分别轰炸名古屋、大阪和神户。杜利特尔特别强调只准轰炸军事目标,严禁轰炸民房和皇宫,因为杜利特尔在1940年9月不列颠之战期间正在伦敦,亲眼目睹了英国国王居住的白金汉宫遭到轰炸后,英国人民的愤慨和同仇敌忾,他相信日本人民也会有同样反应,轰炸皇宫,只会引起日军更加凶残地战斗,所以他再三强调严禁轰炸皇宫。

4月8日,哈尔西率领的“企业”号航母和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1艘油船组成的编队从珍珠港出发。而2艘潜艇则已经抵达日本以南海域执行巡逻侦察,随时报告可能威胁编队的日军舰队行踪。


4月10日,哈尔西和米切尔之间的往来电讯被设在东京郊外的日本海军监听站截获,日军随即测算出“大黄蜂”号的准确位置,并判断美军极可能以航母编队袭击日本本土,但日军认为美军舰载机的航程较小,航母必须要驶到距离日本海岸500公里处才能起飞飞机,而在距离日本海岸1000公里,日军早已部署了装备雷达的警戒船只,只要这些警戒船只发现美军舰队,不等美军进入舰载机起飞距离,日军的岸基轰炸机就会蜂拥而至,给予美军以沉重打击!


4月13日拂晓,哈尔西和米切尔的两支编队在海上会合,哈尔西向全舰队宣布:“本舰队驶向东京!”和“大黄蜂”一样,水兵们欢呼如雷!


4月14日,编队驶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由于制定计划时忽视了这一点,原定19日空袭20日飞至中国就变为18日空袭19日至中国,杜利特尔出于无线电沉默的考虑没有将这一情况报告阿诺德,他认为当空袭东京的消息公布后,中国方面自然会知道时间提前了,也就自然会提前做好准备。但中国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地勤人员、照明和导航设备、航空汽油根本没到达指定机场。


4月16日,在“大黄蜂”号甲板上举行了一个特殊的仪式,杜利特尔在米切尔舰长的陪同下,来到准备装上B—25轰炸机的227千克炸弹旁,将一些勋章系在炸弹上,这些勋章是战前日本授予美国海军一些人的,这些人委托海军部长诺克斯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勋章“还给”日本人,现在由哈尔西派人送到“大黄蜂”号,将伴随炸弹去震撼天皇的宝座。同时,飞行员们还用粉笔在炸弹上写一些捎给日本人的话,这也是美国人特有的一种幽默。


4月17日,编队到达距日本1800公里海域,随行的油船为航母和巡洋舰加油,然后开始全速向日本航行。在“大黄蜂”号上,B—25被拖到起飞位置,开始加油和挂弹,黄昏时分,一切准备就绪。当晚杜利特尔召集全体飞行员会议,他要求所有人必须仔细检查携带上飞机的物品,绝对不可以将与“大黄蜂”号有关的任何物品带上飞机,杜利特尔将首先起飞,并以他投掷的燃烧弹所引发的火光指示目标。并特别强调——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要飞往苏联,二绝对不准轰炸皇宫等非军事目标。最后他说明现在还来得及要求退出此次行动,而作为后补飞行员的亨利少尉愿意出100美元来替换,但无一人表示愿意退出。


4月18日凌晨五时许,“企业”号起飞了三架无畏式侦察机进行例行巡逻,其中一架于七时十五分报告在舰队前方46公里处发现一艘日军拖船,七时四十分,“大黄蜂”号的了望也发现了9000米外的日军拖船,几分钟后,美军无线电员就截获了这艘名叫日东丸23号的警戒船只发出的明码报警电文,毫无疑问,美军已经被发现了!


哈尔西立即下令击沉这艘船只,由于距离远,警戒船又小,美军“纳什维尔”号巡洋舰连续射击29分钟,消耗924发152毫米炮弹才将其击沉。


接到日东丸23号的报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中将立即发布第三号命令,即迎击美军舰队的紧急计划。动用的兵力有200架岸基飞机和100架舰载机,并从横须贺出动了6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同时在台湾海域由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包括5艘航母在内的第一航空舰队正全速赶来,在附近海域的9艘潜艇也奉命火速前往,只是日军认为美军舰载机航程有限,不到19日是无法实施攻击的,因此日军一切迎战准备都是以19日为标准。


美军截获并破译了了日军大量的往来电文,知道日军正在调动多个海军单位,而且有迹象表明,日军航母舰队就在不远,哈尔西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做的就是起飞轰炸机!尽管此时距日本本土1120公里,要比原计划增加300公里航程,原来勉强够用的燃料就非常困难了,而且轰炸将在白天进行,遭到截击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但为了出其不意,只有立即起飞了!


八时,哈尔西签署了命令,并用灯光信号通知“大黄蜂”号:“起飞轰炸机!致杜利特尔及所属英勇部队,祝好运!愿上帝保佑!”


八时十八分,杜利特尔驾机首先起飞,凭借着高超的技术,他起飞时还有30米甲板没用上!其余十五架飞机依次起飞,九时二十分,最后一架飞机起飞完毕,所有飞机均不编队,单独飞往日本,这样一来是不必为了编队而在空中盘旋浪费宝贵的燃料,二来单机行动可以减少被发现的概率。起飞前,海军地勤人员全力晃动机翼油箱,以晃碎油箱中的气泡,这样就能尽可能多加一些油,尽管数量微乎其微,但每多一滴油对于B—25飞行员而言都是宝贵的!此外还给每架飞机额外多加了五个五加仑的小油箱。十六架B—25起飞刚刚结束,哈尔西就下令转舵返航,同时航母迅速做好迎战准备。下午二时十分,美军又遇到两艘日军警戒船,巡洋舰和舰载机协同攻击,很快击沉、重创各一艘,但美军有一架舰载机被击落,在以后的航行中,再也没有与日军舰船遭遇,顺利返回珍珠港。


九时四十五分,日军一架巡逻机报告发现在距离本土960公里处一架双发轰炸机,这正是杜利特尔的飞机,但日军认为美军舰载机4月19日以前是不可能出动的,而且美军舰载机没有双发轰炸机,对这一情报根本没有重视。


十时三十分,日军加派大批侦察机向东、向南搜索美军舰队,后来又出动12架零式战斗机和32架轰炸机升空待命,准备一有发现立即就可以投入攻击,但天气突变,日军飞机于中午前后陆续返回基地。

4月18日中午,杜利特尔的飞机飞入日本海岸,在东京郊外与两批9架日军战斗机遭遇,幸运的是日机都没有发现超低空飞行的美机。杜利特尔飞行途中还发现了停泊在东京湾的日军航母,但他克制住攻击的强烈欲望,继续向东京飞去。美机低空飞入东京时,日军当天上午举行的防空演习刚刚结束,不少日本平民还向美机招手欢呼,因为那时美机还是蓝圈白星红心的旧机徽,特别是中间的红色圆心远远看去很象日军的太阳标记,使他们误以为是日机。杜利特尔的飞机还遇到了视察归来正在降落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座机,东条的秘书西蒲陆军大佐一下就惊呼起来:“美国飞机!”但为时已晚!


十二时三十分,杜利特尔投下了炸弹,然后迅速转向飞往中国。其余十五架飞机也按照原定计划分别在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投下了炸弹。由于美军的空袭完全出乎日军意料,美机在轰炸中未遭任何反击,几乎可以说是如入无人之境。


轰炸总共毁坏了大约九十处建筑,造成了约五十名平民的死伤,物质损失非常轻微,但极大鼓舞了同盟国的士气,震撼了日本军民。


十三时四十五分,东京广播电台中断了正常播音,发表了一份经过检查的,有些夸大和歇斯底里的政府公告,哈尔西的舰队在返航途中一直密切监听着日本的广播,当听到了日本的公告,美军舰队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由于B—25提前300公里起飞,致使飞往中国着陆的计划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幸运的是飞机在飞越东海时是时速48公里的顺风,节省下不少燃料,但好不容易到达中国时,燃料耗尽,又没有地面照明和导航,而且还是夜间,着陆几乎毫无可能,十五架飞机在中国浙江省方圆480平方千米范围里或迫降或弃机跳伞,八号机由于机舱玻璃上有个破洞,燃油消耗更大,眼看没有可能飞到中国,机长爱德华·约克上尉果断决定飞往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迫降。


在苏联迫降的八号机上的5名机组成员被苏联扣留了十三个月后获释,在中国迫降的十五架飞机上75名空勤人员中,3人在迫降中死亡,8人被日军俘虏,其中被日军处决和在战俘营中死亡的有4人,其余64人均在中国军民的援助下获救。经重庆、桂林返回美国,不久又重返战场,其中有12人在战争中牺牲。



4月21日,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面对记者关于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提问时,为了保障尚未返回的航母安全,得意而巧妙地回答是从“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詹姆斯·希尔顿的著名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一处世外桃源的胜地。


4月22日,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向杜利特尔发出了贺电,并宣布破格晋升他为准将。阿诺德则命令授予每位参战人员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4月底,辗转到达重庆的杜利特尔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接见,并获得了中国的勋章。


由于美机迫降地区是日军与中国军队战线交错的地区,中国军民的营救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但是中国军民仍给予这些美军飞行员以最大的帮助,竭尽所能提供最好的食宿,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伤员治疗。因此这些飞行员对此一直怀有深深的谢意,其中一直护送重伤员到桂林的浙江省临海县恩泽医院陈慎言医生,1945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大学学习,并受到美国副总统杜鲁门的接见,1947年学成归国。


5月15日起十万日军向浙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以报复中国军民对美国飞行员的救助,日军共屠杀了二十五万人,绝大多数是平民,很多接待过美国飞行员的村庄被夷为平地,美军原计划供B—25降落的衢州、丽水、玉山等机场均被日军攻占并遭到了彻底破坏,日军企图以残暴的屠杀来阻止中国人民对美国飞行员的帮助,但直至战争结束,许多在中国跳伞的美军飞行员都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救助。


日本大本营为了安抚民心,发表公告,将此次空袭称为“成效甚微”,因为杜利特尔(Doolittle)的英语发音与英语成效很少(Do little)非常接近。但仍掩盖不了日本军心、民心上所蒙受的巨大打击和震撼。


6月27日,美国陆军航空兵为几经周折陆续返回美国的23名飞行员在华盛顿举行了受勋仪式,其中杜利特尔还获得了美国的最高荣誉——国会勋章。


空袭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迫使日军将“瑞鹤”号和“翔鹤”号两艘航母及其护航舰只留在日本海域,并在日本本土增加了四个战斗机大队,来担负东京等要地的防空,分散牵制了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力量。


更重要的是轰炸东京平息了日军大本营中关于下一步作战的争论,为了消除本土遭受空袭的危险,决定实施中途岛登陆作战,结果在中途岛战役中,日军遭到了惨重失败,损失4艘航母、1艘巡洋舰和322架飞机,太平洋的战局从此向有利于同盟国一方发展。



杜利特尔因此次行动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哈尔西在回忆录中将空袭东京的行动誉为军事史上最勇敢的行动!杜利特尔1942年9月担任驻北非的第12航空队司令,1943年任驻地中海的第15航空队司令,1944年任驻英国的第8航空队司令,军衔升至中将,而且他指挥的飞机轰炸过三个轴心国的首都:日本东京、德国柏林和意大利罗马。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退出现役,鉴于他对美国空军的杰出贡献,1985年里根总统授予他四星上将军衔,1988年布什总统授予他美国最高文职勋章——总统自由勋章。


杜利特尔于1991年发表关于奇袭东京的回忆录《我决不可能再那么幸运》,七号机的驾驶员特德·劳森中尉根据他的经历写出了《东京上空三十秒》,大受欢迎,并被拍成电影。八号机的副驾驶罗伯特·埃门斯中尉则根据他在苏联的经历写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客人》一书。


战争结束后的每年4月18日,杜利特尔都与这些患难与共的战友举行聚会,以纪念这次难忘的战斗。1967年的4月18日,所有健在的55名飞行员全部聚集在“奥林斯堪尼”号航母(舷号为CV—34),以一架退役的B—25轰炸机为背景合影留念。


1983年当年九号机领航员托马斯·格里芬重返中国,故地重游。八十年代,飞行员陆续与当年救助他们的恩人取得了联系,1992年陈慎言、朱学山、曾健培、刘芳桥和赵小宝等五人受美国方面的邀请,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纪念轰炸东京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成为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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