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是否应设立袭警罪》

警察是一种高危险性的职业,特别是在现在的和平年代,警察已经成为最危险的职业之一。近年来,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暴力犯罪案件增加,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遭受不法侵害和暴力袭击的案件也不断发生,警察受袭已成为当前影响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对妨碍警察执法甚至袭击的行为如何进行明确的界定、防范和打击,我国法律虽有相关规定,但是并无十分明确的解决办法,理论上的研究也不够深入。对此,本人抱着学习和探讨的目的,从法理的角度并结合袭警的社会现实对设立袭警罪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是否设立“袭警罪”之争


设立“袭警罪”是一个需要进行全面衡量的大问题。近年来,在社会现实中对是否设立“袭警罪”问题社会各界一直都存在争鸣,而观点的不统一及反对者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极力辩解可能也是有关立法机构一直未采纳设立袭警罪建议的原因之一。在当前袭警多发,警察执法权威受到严重挑衅和国家权力受到蔑视的形势下,如不明理辩非,则不仅阻碍了“袭警罪”出台的立法进程,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一)反对者的主要意见。

观点一:我国已有“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罪名,完全可以应付“袭警事件” ,再增设“袭警罪”纯属多余。且光为警察立法有违立法公平、浪费立法资源。[1]

观点二:认为设立袭警罪会让警察更“滥用职权”,让强势的警察更强势,弱势的百姓更弱势。[2]

观点三:减少袭警不在立法,而在强调警察的执法“文明”和“人性化”。

(二)对袭警罪反对设立观点之辩。

辩驳一: 其实,这是简单地把人民警察等同于普通公务人员,从而抹杀了警务工作的特殊危险性。事实上,在当今刑事犯罪高发、暴力犯罪不断增多的形势下,警察执法的危险性与日俱增,此时增设“袭警罪”以加大处罚力度,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恰逢其时。我国当前的袭警行为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目前没有严厉的法律惩处,对袭警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在现实生活中,警察占了公务员的很大比例,而维护良好治安秩序今后又将成为政府主要工作之一。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专门为警察立法绝不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

辩驳二:认为社会上存在“设立袭警罪容易导致警察权力的滥用”,“与整个社会现状相比,袭警行为比袭民行为要少得多”。这些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人民警察”的概念,把警察与百姓视做了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是对设立袭警罪的初衷存在误解。首先,在我国警察与百姓的关系就是鱼与水的关系。人民警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人民警察的基本职责。设立袭警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警察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打击的对象主要是针对那些蔑视警察权威和人身权利,明知法律禁止而铤而走险的少数违法犯罪分子,不是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去庇护警察的非职务行为,甚至是滥用职权、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至于担心增加警察“袭警罪”之名会导致滥用职权,这恐怕是杞人忧天了,对于滥用职权刑法也有相对的滥用职权罪给予制约和打击。更重要的是,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部法律都有评价、预测、指引、强制、教育等功能。我国之所以制定《刑法》就在于告诉人们什么是犯罪,犯罪将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将要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因此刑法中每规定一罪名,肯定能够调整一定的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某一具体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依此来预防犯罪的发生。同样,制定了“袭警法”也就是为起到这样的一种预防“袭警”事件的发生, 震慑违法犯罪分子,从而依法保障警察权的正常行使,使警察能依法执行公务, 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辩驳三:减少袭警不在立法,而在强调警察的执法的“文明”和“人性化”。这一提法本身不错。在到处提倡“人性化执法”的今天,很多人对文明执法的理解存在很多误区。一是“文明执法”本身什么叫文明,什么叫野蛮,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大家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警察采取符合法律规定的强制措施在某些人看来也许就是野蛮行径。更甚者在犯罪分子的潜意识里,把警察文明执法当成“软弱执法”,认为民警为了遵守“文明执法”,必将固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一些不法分子认为民警变得好欺负了,于是袭警事件不断发生,而民警又碍于文明执法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类似的规定忍气吞声。社会在大力提倡警察文明执法的时候,似乎忽视了相对人行为的标准。一味地单方面强调警察“文明执法”的结果只能是使警察在执法时“一团和气”,从而导致法律权威极大的流失。


二、袭警罪设立之法理分析


(一)法理学的角度与刑法的角度。

1、立法具有目的性和预防性。我国之所以制定刑法就在于告诉人做什么是犯罪,将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受什么样的惩罚。制定“袭警罪”就是由立法者确定哪些针对警察的违反和侵害行为是应当受到惩处的行为。这为警察执法和警察人身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护,让有意犯者有所顾忌,同时也使得刑事处罚有了“确定性”,让公民事先了解哪些行为是受到社会禁止的行为及如果实行这些行为将受到何种惩处,从而强化了刑罚的震慑力量,体现了刑法中“罪刑法定”的原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正常的统治秩序和执法秩序,也有利于警察合法权益保障。

2、刑罚具有目的性及教育和威慑功能。刑罚目的性是指国家通过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期望达到的预期理想之结果。其目的性之一就是预防功能。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对社会上其他人,特别是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警戒作用,阻止他们犯罪,其核心是威吓,借助于刑罚的惩罚性对社会成员产生威慑阻吓的效应。刑罚自其产生开始,就是恐怖的象征,有其与生俱来的惩罚性,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巨大的影响。对于已然的犯罪,刑罚以报应为目的;对于未然的犯罪,刑罚以预防为目的。在预防未然的犯罪上,刑罚的目的既包括防止犯罪人再犯的个别预防,也包括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的一般预防。设立袭警罪可以起到明显的威慑作用,并通过这种示范作用使得刑罚的预防功能得到发挥,从而有利于大大减少袭警事件的发生。

3、刑罚具有惩罚和戒免功能。运用国家统治力量强行限制或剥夺犯罪人的某种权益使其遭受一定的损失和痛苦,是对犯罪的惩罚。强制性与惩罚性是刑罚的本质。刑事古典派创始人贝卡里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是他独具匠心提出的“罪刑阶梯论”,也就是主张实现罪刑均衡的思想。充分考虑犯罪的主观恶性和客观社会危害性,以便更准确地确定犯罪的性质,判处相应的刑罚。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时有发生,并呈现出上升趋势,甚至造成民警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其社会危害性不可低估,那么利用立法,设定与之相适应力度的刑罚成为必要并使刑罚成为犯罪后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当针对警察的形形色色的侵害都逃脱不了法律的有力制裁时,才真正为打击袭警开上了一剂良药。

4、“袭警罪”符合犯罪的特征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不同历史时期,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同的。就“袭警”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逐步健全,民警执法更加规范,更加注重程序合法和保障人权,但袭警事件频发助长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是对国家法律的公然蔑视和挑战。民警是武装性质的国家刑事司法和治安行政力量,是社会的保护者,民警的生命安全,是人们生命安全基础的基础。民警被害与一般社会人员被害相比具有不同的潜在社会负效应。袭警事件频发,大大减损了执法效果,影响了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弱化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尊严,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其越来越恶化的趋势,已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了严重的现实性破坏,是一种非常恶劣、危害极大的犯罪行为之一,应该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并予以突出表现。

5、设立“袭警罪”符合刑法中罪名的设立原则。罪名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每一种具体犯罪的名称,是对某种犯罪行为的最本质特征的简明概括。现代各国刑法确定罪名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明示式,即在分则条文中明确规定罪名,使罪名法定化。二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规定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经过对罪状的分析获取罪名。[3]事实上,某种犯罪行为虽然可以为其他罪名所涵盖,但是出于对该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予以特别强调,并予以特别惩治的意图,在立法上将其单设为一个独立的罪名,这在我国刑法典中并不少见,比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罪,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集资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等。因此为打击越来越多的形形色色的袭警行为,刑法中应增设“袭警罪”罪名体现警务活动与其他公务活动的区别,以此凸显人民警察特殊的执法身份和地位,加大法律对不法势力和不法分子的威慑作用,加大打击袭警、暴力抗法活动的力度,坚决严惩袭警犯罪,遏制袭警犯罪的发生,减少民警的伤亡。所以设立“袭警罪”,以此体现“袭警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的法律(职业)属性,从刑法意义上说才是真正体现和符合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也同时是对“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一个有益补充。

(二)我国现阶段警察执法保护相关立法及规定的评价与思考。

1、我国目前关于警察执法保护的法律及评价。

(1)警察执法保护的立法不足,处置妨害警察执法的立法有缺陷。警察执法保护就是对各种干扰警察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进行法律惩戒,同时,允许警察在遭受人身侵害时使用各种手段包括武器进行自卫,以保障警察顺利履行职责,完成任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二、三、四款[4]对警察的执法保护也仅粗略表述为“拒绝、阻碍执行公务”;《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5]规定必须是采用“暴力、威胁方法”或“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才对这些行为进行定罪量刑;《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五条对侮辱执法警察等5种具体妨扰警察执法的情形作出了应予惩戒的规定[6];但是,立法不全面、具体,还存在相当缺陷。《人民警察法》在列举了4种妨害行为后以“有拒绝或者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其他行为”作了兜底条款。但什么是“其他行为”由于规定不明确很难认定。且没有就现实中常出现的针对警察和警察执法的侮辱、违背、扰乱、恶意投诉和袭击等行为的具体情形、程度、标准加以详细规定,造成实践中认定极其困难,处罚不力,也使得妨害警察执法行为的行为成本过低,各种辱警、违警、扰警、袭警和恶意投诉行为层出不穷。由于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实践中出于种种考虑往往不了了之,给警察执法造成了极大心理压力,严重影响了正常执法。

(2)正当防卫问题中人民警察受到保护不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发布实施的《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依据《刑法》对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对人民警察实行、停止正当防卫的法定情形以及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法律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但规定过分强调了人民警察的法律责任,且规定的情形相对与警察执法面对的纷繁复杂的情况而言还不够全面和具体,这导致了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承担了过多的个人风险。一是《规定》对警察实施正当防卫的条件比较苛刻,在警务实践中较难把握。《规定》中称《刑法》第二十条关于对不法侵害采取正当防卫的规定适用于全体公民,当然也适用于人民警察。这就要求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的正当防卫首先要符合正当防卫成立的法定条件,然后才适用《规定》及《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但是警察执法面临的局势是复杂变化的,警察在执行职务中遇到紧急情形,往往来不及判断能否或何时使用及使用哪个层次的警械武器,这就极易出现“防卫误差”,即使用警械或武器后认定不构成正当防卫或应当进行正当防卫由于各种原因没使用警械或武器造成损失和伤害,而无论哪种情形发生,都有可能将警察个人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境地。警察执行职务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与警察本身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由于规定的不具体造成损害要由警察个人承担,这对于人民警察个人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况且在现实生活中,一个行为是否被定性为正当防卫在事后还经常有争议,而要求警察在执行职务的当时就要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这无疑是种过分的苛求。二是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的正当防卫行为,由于要使用警械或武器极易对犯罪嫌疑人或其他人员造成伤害。对此,《规定》中没有对警察执行职务中的正当防卫行为确定定性的机关和期限,而在现实中经常会出现相关处理机关或个人受社会舆论、强权者的影响的情况,甚至出现对民警的无休止的审查和错误定性,使得民警在采取正当防卫行为后还要承受被打击报复的风险和接受调查的心理压力。这种法律和制度上保障欠缺使得警察的正当防卫权在现实面前更显得中看不中用。

(3)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警械的使用”一章规定可以使用警械的第六种情形为“袭击人民警察的”,而在“武器的使用”一章中规定“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相关法规对警察何时可以使用警械、何时可以使用武器进行自卫规定不够详细,而且仅对危及“生命安全”才可使用武器,不包括“人身安全”,这使得实践中警察往往不敢使用、甚至携带武器。更何况在受到袭击的突然状态下,当事民警又如何能准确判断对方的袭击是否“危及自己生命”呢?

2、我国目前对“袭警”行为的处理现状及评价。

目前《刑法》没有把暴力袭警的行为单独列罪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袭击民警造成民警伤亡的,司法机关往往是依照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或第234条故意伤害罪处罚,这无疑是将代表政府执法的人民警察与普通公民等而视之。在国家和警察个人同样遭受损害的情况之下,最终只能选择以侵犯民警(公民)人身权利的罪名加以论处,这一点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如果袭警未造成民警伤亡的,大多依据刑法第277条妨害公务罪处罚,此罪的量刑明显过轻,从法理上分析,妨害公务罪所侵犯的是简单客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公务活动的权利,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侵害的是普通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而袭警行为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警察的生命、健康权利,同时又侵犯了警察代表国家依法执行职务公务活动的权利。单纯以妨碍公务罪或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袭警行为进行处理,无法体现被侵害客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显然缺乏足够的法律威慑力。警察执法权威屡屡被公然挑战并受到损害,法律将面临无法执行、名存实亡的危险。所以有必要单独设立袭警罪;其他袭击民警情节轻微的,依据人民警察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警察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因此,对袭警嫌疑人没有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法律对袭警行为的规定不足,达不到威慑犯罪的效果。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实践中,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造成重伤或者死亡的,一般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但是依照现行刑法,“妨碍公务”行为所侵犯的是简单客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公务活动,强调行为的后果。而袭警行为从法理上讲,与抢劫罪一样,它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民警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健康权利,也侵犯了民警代表国家依法执行职务的公务活动。袭警行为,从表面上看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只是民警个人,实质上更多的是对国家法律尊严的藐视和对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挑战。因此,现行刑法单纯以“妨碍公务罪”或“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对袭警行为进行处理,显然缺乏足够的法律威慑力。另依我国刑法中有关妨碍公务罪的规定,这项罪名除了有暴力、威胁行为外,还须造成严重后果才能成立。犯罪嫌疑人暴力抗法未造成民警重伤或死亡的,一般不对其抗法行为进行单独的定罪处罚,仅作为前罪处罚的一个从重情节。如果犯罪嫌疑人暴力抗法造成民警严重伤亡的,才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3、对当前相关立法的反思。

公安民警代表国家、政府执行公务。其活动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危。民警执法过程中受到侵害,必须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责任。维护民警正当执法权益实质上就是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树立执法权威。因此,中国当前对抗拒警察执法的违法犯罪分子,必须依靠法律严打重处,刑法作为一个与犯罪作斗争的最重要的部门法,对人民警察居然没有进行特殊保护,这本身就是立法上的失误。在某些发达国家,刑法中的袭警罪经常要占一个专门章节,而在我国,刑法中居然只字不提,由于法律没有袭警罪,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中一旦负了重伤乃至死亡,他们履行职责的高风险只能由自己承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再者,退一步来说,警察群体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人们要求安全保障是自古有之的要求,是一种超越本能的社会要求,即要求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警察首先是国家的公民,然后才是警察,他们的人身权同样是不可侵犯的,理应得到保护。

综上所述,人民警察这个群体在法律上还没有得到与其身份和职务相对等的保护,他们的法律保障严重不足。为了法律能被更好地贯彻执行,为了有效保障人民警察的应有权利,人民警察面临的法律保障不足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立法部门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并通过立法加以解决。


三、袭警罪设立之现实的必要性讨论


(一)我国现阶段之严重的袭警现状。

近年来,暴力抗法袭击警察事件频频发生并呈上升趋势,袭警手段不断升级,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事实。从侮辱谩骂、威胁、诬告等精神伤害,到围攻、阻挠、暴力抗法、殴打袭击等的人身伤害,甚至使用枪支、刀具、棍棒,采用爆炸、投毒等手段伤害公安民警等,更有甚者,在警察亮明执法身份后,一些人仍然叫嚣“打的就是警察”,冲击基层公安机关。从近年发生的情况看,暴力抗拒和袭警呈现从个人突发性抗法向有组织的集体性抗法发展,暴力程度不断增加,诬告陷害、恶意伤害执法民警的投诉不断增多特别是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暴力抗法行为不断增多等特点。据公安部统计,近年来,全国各地公安民警在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遭受暴力袭击伤亡的人数居高不下。1995年因公牺牲395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78人,占19.7%;1996年因公牺牲515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83人,占16.1%;1997年因公牺牲522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63人,占12.1%;1998年因公牺牲443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58人,占13.1%;1999年因公牺牲533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65人,占12.2%;2000年因公牺牲449人,其中因暴力袭击牺牲62人,占13.8%;2005年全国民警因公牺牲414人、负伤4134人,其中上半年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袭击而牺牲23人、负伤1803人,分别占上半年牺牲、负伤人数的13.5%和56.1%……

(二)袭警事件频发的严重危害。

1、袭警事件频发是对警察执法权威和国家法律权威的严重挑战。警察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维护社会公共秩序,需要不可缺少的权威,并得到公民的敬重。对警察的敬重,实质上是对国家的尊重、对法律的敬畏。袭警事件频发,表明一些人对国家执法权和公共秩序的蔑视,严重妨害了国家机关对社会的正常管理,是一种严重挑衅国家法制权威的行为。公安机关与一般的执法机关不同,它遇到的执法阻碍性和对抗性是最严重的。警察的执法权威被公然挑战并受到损害,国家的法律就将面临无法执行、名存实亡的危险,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对袭警行为打击是否得力,直接关系到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国家稳定的大局。

2、袭警事件频发助长了违法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降低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民警的生命安全,是人们生命安全基础的基础。民警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是社会的保护者,民警被害与一般社会人员被害相比具有不同的潜在社会负效应。一些袭警者公然叫嚣:“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警察”。此时,那些平时就对警察不满的人往往伙同起哄,有的甚至参与围攻、殴打,使事态扩大。一些人闹了、打了趁乱开溜,最后或因“法不责众”或因无法取证而不能追究责任。便自以为是地扬言“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以后你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警察被我打过,能什么能啊。这样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还怎么能很好的完成任务呢。警察到了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老百姓还有什么安全感呢?

3、袭警事件频发挫伤了基层民警执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减损了执法效果。犯罪分子暴力阻挠执行公务、袭警的增多,面对在执法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随时有可能发生的袭击,民警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长时间处于警惕状态给民警造成心理压力,使他们感到困惑、担忧和伤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愿主动有效执法、不敢理直气壮执法的现象。如何才能既认真履行职责又有效保护自己?如何才能既维护职业尊严又防止冲突升级?一些警察感慨地说:“我们警察现在都成了弱势群体了。”袭警事件频发,大大减损了执法效果,影响了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弱化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尊严,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影响了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弱化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尊严。对于频发的袭警和暴力抗法事件,不少民警已经习以为常了,“袭警”、“暴力抗法”都是他们熟悉的字眼。但经受过袭警案件的民警普遍都有一定的心理负担。警察的执法氛围受到如此的挤压和歪曲,这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盲从流和群体性放纵,由此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警察所承受的职业风险会更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会更重。如果警察在人身袭击方面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国家权威必将随着警察被打事件的增多而最终丧失贻尽,社会的安全、公正就会丧失最基本的保护。

(三)警察权的性质由警察行为的特殊性决定的。

对警察执法应当提供保护,而且应当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即比普通公务员执行职务提供更强的法律保护。因为警察权是主权国家用以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而依法实行的强制力量。警察权的发动是国家强制力量的直接运用,这时对警察执法的抗拒就是以个人强力对抗国家强力,其危害性比其他妨害公务严重得多。同时,当国家使用警察这一强制性力量时,一般是某行为对社会秩序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如果这时妨害执法,造成的社会危害就更严重。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对对抗警察执法都规定了比对抗普通公务员执法更严厉得多的处罚,有的国家为此还专门规定了“袭警罪”。

警察行为是以实现警察职能,发挥警察作用为直接目的,以警察权的全面行使为基础而产生的一种国家法律行为,是国家意志的单方面表示,将警、权、法融为一体,代表国家行使警察权力,在有些场合,警察的言行立即产生法律效力,在场的任何公民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由警察活动所具有的迅速应急,体现效率和社会效果等特殊要求决定的警察执法有着不同于一般公务人员的特殊性。警察代表的是国家政权,是暴力机构,其本身就不会有多少温和色彩。警察权力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具有特殊的强制性和单向性,是国家意志单向性表示,以暴力为后盾,能够采取行政的、刑事的强制手段和措施,而其实施对象只能服从。警察是代表国家执法,享有履行法律赋予的权力和义务。警察负有法定职责上的特殊义务,保障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活动的正常进行是完成警察法定义务的必要条件,需要特殊的法律保护。抗拒警察执法,拒绝、阻碍警察执行公务,是对国家法律权威性和严肃性的公然挑衅,而袭警行为既侵犯了警察的生命、健康权利,又侵犯了警察代表国家依法执行职务公务活动的权利,是对国家权威的公然反抗,具有很大的社会负面效应,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令其泛滥,不管你有多少理由。因此,刑法应当对警察执法提供特殊的保护,应当增设袭警罪。而事实上,这种特殊保护更是对国家法律和执法权威的保护。

中国当前的袭警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袭警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民警工作积极性,影响了对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大大弱化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尊严和形象。警察占了公务员的很大比例,而维护良好治安秩序今后又将成为政府主要工作之一。同时,警察执行公务的危险性和特殊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他们面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只能向前。对于警察既要强调服务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安定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面。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专门为警察立法绝不是对有限资源的浪费。为依法保障公安干警,为公务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当前对抗拒警察执法的违法犯罪分子,必须依靠法律严打重处。

(四)我国警察执法面临的现实决定的。

由于警察担负着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职能,作为国家行使强制力的暴力机关,在行使强制权这个权利的时候势必会得罪一些人,在日常执行公务中经常会遭受到某些群众的无理取闹甚至是别有用心人的报复和攻击。目前袭警案件呈现出上升趋势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侮辱、殴打、诬告等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案件屡屡发生,暴力袭警案件以轻微人身伤害居多,大量发生在民警破案及接警处理纠纷的环节。有的甚至公然暴力抗法,直接侵害民警的生命安全,造成民警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二是一些侵害民警的嫌疑人得不到及时、应有的处罚。由于现行法律的约束和法制的不健全,我国现行法律对各种各样袭警和扰警行为规定不详,处置不力,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民警维权机构,处理民警受袭击、受侮辱事件在处理一般袭警事件时大多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袭警作为一般的违法、违规处理,维权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甚至民警在执法时遭到暴力袭击时,却要先审查民警是否文明执法,执法是否有过错。使得警察执法被动,容易委屈求全,从而成为最容易受伤的人。比如说一个坏人给一个警察打成轻微伤,而只是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上的条款拘留15天,赔个200块钱,有什么用呢?更有自恃“懂法”者,仅仅是对警察进行围攻和谩骂并没造成人身伤害,取证不容易,处理起来更困难,但是却严重损害了警察社会形象和权威,给警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犯罪与刑罚不相当就根本起不到多大的震慑作用。

另外,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公安机关不仅受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而且受地方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甚至有的地方把派出所的管理权下放到了乡镇和街道办事处,公安机关在财政和人事上都受地方的限制,这使得地方上的各方势力都有了牵制警察执法公正性的有效手段,尤其是在法律上警察个人及其家属的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生活上他们因为职业性质又很少顾及家里,面对由于其个人职业行为而有可能带来的形形色色的针对其自身或者家人可能发生的侵害,他们又将承受着多么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更有很多地方存在的黑恶势力团伙与权贵及其附庸者相勾结,许多针对民警个人和家庭的打击报复往往让民警显得势单力薄,扩充开来,将使得警察群体整体的自信心受到打击,若没有强有力的法律来对民警进行特殊的人身安全做保障,如何能让其在执行警察职能时不有所顾忌,又如何保证民警在处于相对力量薄弱的时候,依然能因为这种“特殊的法律保护”而保证好自身安全并维持警察应该的执法权威?


四、设立“袭警罪”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一)维护了警察执法所代表的法律尊严,推动依法治国进程。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治理国家的一项基本方略。法治国家中,法律赋予警察权力,对违反公共法律秩序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警察则依法履行职权,以保证国家社会的安定。法治理念下,个人不服从于任何个人,但却必须服从执行公务的警察,一个人无论有多高的职位,拥有多少金钱,在警察执行公务面前都是一个公民,如果妨碍执行,就构成违法犯罪,这是我们需要树立的一个起码的公民观。因为警察虽然由个人担任,但在执行公务时,在穿上制服、出示执法证件时,已进入到法律程序,受法律之命执行法律,代表国家威严。服从警察并非服从个人,而是服从于国家法律;反过来,对执行公务警察的蔑视、攻击,也不再是蔑视、攻击个人,实际上是蔑视法律威严,攻击警察所代表的国家。因此,对警察执法的保护不是维护警察本身,而是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国际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警察今天执法的成本与明天将要付出的代价成反比。要遏制暴力袭警案件频发,在进一步要求广大民警要转变执法观念,真正执法为民,坚决杜绝粗暴执法、执法不公等伤害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问题发生,同时还要依法完善立法,增设“袭警罪”,加大对袭警案件查处的力度,让暴力袭警者以及潜在的暴力袭警者面对高昂的犯罪成本望而却步,这对维护警察执法所代表的法律尊严和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二)恢复公共法律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

警察行政是最主要的干预行政,目的在于依法惩戒违法人员,以恢复被损害的公共法律秩序。因此,警察执法时,法律赋予其相关的实体权力来实现这目的:如特定情况的处置权、检查权、处罚权等等。如果警察执法公务时任何人可以藐视这些权力甚至暴力反抗和袭警的而不遭受迎头痛击,警察的执法目的——恢复受损害的公共法律秩序就不能达到。放纵对警察打骂的结果阻扰了维护公益的行动,最终损害的是广大人民的公益,而非警察个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对侵害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进行惩戒,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动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其结果将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起到无可估量的损害。最后将必然导致更为严重的难以控制的社会后果。


五 、袭警罪立法之完善


针对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袭警行为的立法缺陷,为了维护法律权威和公共利益,惩治和预防袭警行为,必须从立法完善入手,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笔者建议设袭警罪,理直气壮地对警察执法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

(一)袭警罪及相关罪名的设立体制。

目前,世界各国对袭警行为的定罪方式,大致有以下两种模式:第一种独立罪名模式,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例如,美国的联邦刑法及其各州刑法均将袭警行为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并设置了相应独立的法定刑。《英国警察法》中,集中规定了五种侵害警察权的犯罪,即殴打警察罪、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罪、冒充警察罪、非法持有警察衣物罪和挑唆不忠罪,并明确了相应的刑罚处罚。第二种是非独立罪名模式。主要由大陆法系国家采用。具体又分为两种形式:一是法、德、意等国采用的一个罪名,多种量刑幅度模式,即将袭警行为归类为妨害公务罪中,但对该罪设置多个量刑幅度。例如,在法国,情节严重的妨害公务行为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二是日本等国所采用按照情节轻重将袭警行为分类到妨害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情节轻微的袭警行为依照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较轻;情节严重,造成重伤、死亡结果的袭警行为,则作为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的从重处罚情节,最高可判处死刑。

我国目前对袭警的立法体制和日本大体相似,但这种根据情节轻重,把性质完全相同的袭警行为分别以妨害公务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处理的模式,不利于准确揭示袭击行为的危害实质。而且把造成正在执行公务活动的警察重伤或者死亡的袭警行为,完全等同于普通的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实际上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公安机关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所具有的根本性质和特殊作用,抹杀了袭警行为的特殊性与严重性。所以应该综合考虑我国的国情及警察执法的特殊性上针对“袭警”这样一种危害极大的现象进行特殊立法,设立适合我国现实发展的袭警立法体制,以保证公安机关职能及警察职权的正常行使,从而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1、为凸显人民警察特殊的执法身份和地位,加大法律对不法势力和不法分子的威慑作用,以遏制暴力袭警行为,减少民警伤亡,维护国家法律尊严,给民警执法带来更直接快捷和统一的保障,可将各个法律法规的分散规定改为统一的法律规定。建议修改《人民警察法》,单独辟出一章规定警察执法保护并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抗拒、阻碍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的有关规定及《刑法》中的“妨害公务罪”相衔接。将妨害警察执行职务行为与普通的妨碍公务行为区分开来,参考国外已成熟的相关制度,将妨害警察执行职务行为分为违警行为、扰警行为、袭警行为等法律列举(同时规定对民警进行诲辱、谩骂等“精神攻击”的行为),并规定相关惩戒措施,对妨害警察执法的行为直接依据《人民警察法》就可以进行处罚。其惩罚强度应当超过对妨害普通公务员执法的惩罚标准以突出警察作为武装性质的特殊执法人员的身份和作为执法的最后一道防线的不可侵犯性,为其他行政执法保驾护航,也从根本上树立警察权威。

2、修改刑法,增设“袭警罪”,并与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结合起来。袭警罪是针对执法主体的警察的人身而言的,如上所述,对暴力抗拒人民警察执法,致人民警察重伤、死亡的,可以袭警致人重伤罪或袭警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在量刑上面可以参照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从重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此体现其伤害和杀人的对象的法律身份,体现其对犯罪客体人身损害的同时反映出对执法人员的法律属性的抗拒,即其对国家法律的蔑视和抵抗。这与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罪的犯罪客体的纯自然人从属性上区分开来,以体现人身损害的身份(即职业、公务)性。

(二) 袭警罪的界定和认定。

笔者认为,构成袭警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袭警罪的主体是对警察命令或警察行为负有法定服从或协助的义务而违反甚至暴力妨害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公民。主观上要有袭击人民警察的故意或过失,以阻挠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和对警察进行人身攻击和损害的目的。

2、对于袭警行为的界定:

(1)袭警行为应当是相对人针对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以威胁、谩骂、殴打及围攻等方式进行言语或者身体上威胁或攻击而造成一定危害的行为。

(2)只要是因为其“警察”身份所引起的各种“袭击”行为都可以定位为“袭警行为”。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处理各种案件,面临的斗争形势是复杂多样的,与当事人的利益紧密相连。作为执法主体可能得罪人,引起报复,亦不排除社会有“**者”或行为异常者有专门挑衅警察的嗜好。警察作为“具有武装性质的人”,在执行职务或非职务时间,有时刻面临暴力和伤害的可期待性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正是因为这种“警察”身份带来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部完备之法律来保护一切因身份(职务)原因而带来的身体侵害。

3、对于袭警行为的认定:区别情况对妨害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袭警行为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限定与认定。依照现有有关法律规定和现实笔者拟可对下列暴力威胁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以袭警罪或数罪并罚追究刑事责任:

(1)公然以杀害、伤害、毁坏名誉等言语相威胁或使用刀具、棍棒等其他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殴打人民警察致轻微伤的;

(2)为了逃避检查、处罚,驾驶机动车辆强行拖、撞人民警察,或者使用非机动车拖、撞人民警察致轻微伤的;

(3)殴打人民警察,造成群众围观、交通阻塞等恶劣影响的;

(4)暴力抗拒人民警察执法,致人民警察轻伤、重伤、死亡的。

(三)立法中应注意的问题。

1、规范警察权行使。进一步规范110接处警及各类突发性案(事)件现场处置,制定民警执法保护工作规范。同时改革公安工作体制,尽量杜绝非警务活动,防止因为警察越权、滥用权力或违法行权造成的袭警行为。让警察做警察该干的事,然后再强调警察身份的特殊性,这样一来,设立“袭警罪”才会让人理解。

2、严格限定袭警范围。为了防止滥用,可以在实体上对袭警罪的犯罪构成予以明确、具体的限定。比如,如何区分“与警察闹矛盾”与“袭警”的区别,例如警察在下班路上与路人起了口角,一语不合打起来,打警察者是否构成袭警罪?还比如警察违规执法时受到攻击是否构成袭警,何为“暴力侵袭”,应针对不同情形和状态作出严格的解释;在认定上、程序上及证据等方面作出完备的规定,从而将警察权滥用的危险降至最低。

3、赋予警察在人身安全与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警械、甚至使用武器自卫的权利。承认警察的自卫权,同时规范警务用枪,进一步细化警察使用武器的详细规则,加强对警察合法使用警用器械特别是用枪的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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