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是全人类凶恶的敌人——藤田茂自供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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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田茂在法庭上受审

(-)陆军中将藤田茂其人其事

藤田茂,男,1889年出生于日本广岛县。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入伍后在日本高田骑兵第17联队历任中队长、联队副官,并来到中国东北。1938年到山西,任陆军第20师的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两年后晋升为少将。1944年3月,到河南,任第12军骑兵第4旅少将旅长。1945年3月,到山东,任日军第59师中将师长。1945年秋,该师转移到朝鲜北部的咸兴时,被苏军俘虏。1950年7月被引渡给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6月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徒刑18年。1963年2月,被提前释放回日本。回国以后,被选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积极开展日中友好、反战和平运动。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华时,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接见。1980年因病去世。

藤田茂在华期间,坚决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政策,犯下了严重罪行。主要犯罪事实举例如下:

1938年8月至1939年12月,藤田茂以骑兵第28联队长的身份命令所属部队在我山西省安邑、河津等县进行“讨伐”。他们先后在安邑县张良村、石碑庄、裴郭村,河津县苍底村、武家堡等地杀害我和平居民杨印康、靳天安、刘灵娃等6人,抢夺粮食30余吨,抢走牲畜80余头,烧毁民房100余间。

1938年9月,他以联队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到我山西省稷山县进行“扫荡”,以机枪扫射杀害我和平居民黄兴海、杨林泉、贺思庆等40余人。

1938年12月,他以联队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到山西省安邑县一带进行“扫荡”,在三路里村,对躲在窑洞里的和平居民采取机枪扫射、刺杀等残酷手段杀害了邵如意、邵克文、邵申娃、黄庚农等12人,刺伤了邵天喜、吕恒来2人。

1939年4月,他以联队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到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进行“扫荡”,用刺刀刺死和推入井内淹死我和平居民贾养玉、段彩桂、贾登科、贾路娃等119人,其中陈满城、董冯庚等6户全家被杀绝,还杀害我被俘人员12人,烧毁民房100余间,造成了“上段村惨案”。

1938年8月至1939年12月和1944年3月至1945年6月,藤田茂以联队长、旅长、师长身份命令所属部队“把俘虏在战场上杀掉计人战果”。因此,他的所属部队在山东省“秀岭作战”中先后杀害我被俘人员80余人。同时,他还经常向其部下训示,要以活人当“靶子”,对士兵进行“壮胆训练”;在他的这一罪恶训示下,其下属部队仅于1945年5月至6月在山东省蒙阴、益都、沂水等县将我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当作“靶子”而杀害的,就有赵遵起等100余人。

1945年3月,他以旅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在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地区进行“扫荡”,先后杀害我和平居民黄大章、习宝瑞、申重华、毛吴氏等50余人,烧毁民房29间,抢夺粮食50余吨。

1945年5月至6月,他以师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参加“秀岭作战”,在山东省博山、益都、沂水、蒙阴、青岛、历城等地区内,以各种残暴手段杀害我和平居民杜高志、杜在潮、公丕涣、公旭东、公茂生、公朱氏等600余人,其中被他们抓捕强迫探踏地雷而炸死的有60余人。他们还强迫大批和平居民从事军事性劳役,并且纵容部下强奸妇女60余人,烧毁、破坏民房18000余间,抢夺粮食500余吨、牲畜1600余头。

综上所述,藤田茂在参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确实犯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指挥命令所属部队残杀我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抢夺、焚烧、破坏我国人民财产,强征和平居民从事军事性劳役,纵容部下强奸妇女等严重罪行。他本人对上述罪行全部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较好。

藤田茂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的最后陈述中说:今天,我通过代表6亿中国人民意志的法庭,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向被害者表示真诚的谢罪。在这个法庭里,证人们对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作了切齿愤恨的谴责。他们的话已经刻画在我心脑深处。我清楚地看到了我自己曾经是抱有何等残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人。同时,我深刻体会到被害者们蒙受了多大的痛苦,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的忏悔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都是不仁不义的、非人道的。现在我认识到这种侵略战争是为了一小撮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侵略战争,不仅使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它是违反道义的,是人类凶暴的敌人,绝对不能允许它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我是犯了严重罪行的战犯,可是中国人民却保全了我的生命,并且给我无法形容的宽厚待遇。今年4月底发表的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又是多么宽大,令人感激不已。本法庭在开庭前向我送达了起诉书,使我有了充分进行准备的时间,而且又为我指定了辩护律师。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崇高的宽政策正是中国人民为谋人类幸福和争取持久和平所采取的政策。在这个严肃的、光明正大的、贯串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法庭里,我真诚接受中国人民对我的裁判。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我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命犹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在法庭上所讲的话,彻底认罪,努力学习,将自己投入到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中去。


(二)藤田茂的自供状

1938年11月5日,作为第28联队的联队长,我收到了顶头上司第20师的牛岛师长的命令:“骑兵第28联队,明日(11月6日)出兵攻击运城东北约40公里的三路李村的抗日军。炮兵第2中队随同你们出兵,暂归你联队指挥。”按照这个命令,

我率领部队于11月5日晚8时从史村出发,于11月6日晨5时走到三路李村以南3公里的田间小路时,突然遭到了伏击。我马上下令部队徒步散开,向三路李村中央南入口发动攻击。上午7时,我发现该村以北约3公里的高地上有十几名抗日军正向北方转移,就命令炮兵中队向他们开炮。上午8时,我命令第1中队进入三路李村西半部,第2中队进入该村东半部彻底搜查抗日军。他们按照我的命令搜查到上午10时。我在上午9点多钟,亲眼看到村子东部被日军放起了大火。在这次搜查中,三路李村的居民有许多人被屠杀。这一事实,是11月6日我回到史村洗澡的时候,给我放哨的上等兵南冈告诉我的,他说:“今天在三路李村,我们是见人就杀,真开心!”这些杀人放火的事情,都是按我的命令干的。

11月15日,我在史村收到了牛岛师长的命令:“关少将指挥步兵第2大队、炮兵第2中队去进攻运城西北约50公里的吉令村的抗日军。骑兵第28联队参加这一攻击并接受关少将指挥!”

11月16日,我率领部队来到运城以西35公里铁路旁边的一个村庄时又接到了关少将的命令:“骑兵联队于11月17日清晨从吉令村北边进攻该村户!”

按照这个命令,我联队向北运动的过程中,凌晨3时30分在吉令村以南3公里处发现了10余名抗日军。我向第1中队长下达了“徒步攻击”的命令。第1中队发动攻击后,打死了其中的两个人。

清晨5时30分,我联队行进到吉令村南端时,遭到了伏击。我命令第2中队和机枪小队发起攻击。早7时。又命令第1中队从西南方向攻击吉令村。吉今村的抗日军以城墙为掩护进行顽强的抵抗,把我军阻挡在村外约600米处。

午前8时许,步兵部队从西北方向发动攻击,炮兵大队破坏了村庄的西门。上午10时,日军侵占了吉令村。关少将命令伪军进村搜查,抓了许多俘虏。

在吉令村,日军杀死了抗日军15人,俘虏120人,掠夺重机枪2挺、步枪100支和许多弹药。

12月1日,我联队在张良村收到了第20师牛岛师长的命令:“骑兵第28联队明日(12月2日)去攻击三路李村附近的抗日军。”

12月2日早晨6时30分,我率领部队通过三路李村,向该村以北约3公里的高地前进时受到抗日军的攻击。上午7时30分,我下令:“全队徒步散开攻击!”经过1个小时的战斗,日军夺取了抗日军的阵地,并向撤退的抗日军射击,打死了2名。我军追击了2公里后,停止前进。从被打死的2名抗日军判断,这是一支八路军部队。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打死2名人路军,掠夺2支步枪,炸毁了高地上的2个碉堡和5间窑洞。

12月中旬,在张良村,我向情报股长森户中尉下令:“侦察三路李村附近八路军的兵力及活动情况后向我报告!”

从12月中旬到1939年四月下旬,森户中尉把各部队抓来的16名、情报股抓来的14名中国人,集中起来,严刑拷问,得到了情报,于1月30日向我报告说:

“三路李村附近的八路军根据地在该村以北约10公至处的高地一带,其兵力约200人,行动地区主要在张良村以北20公里东西方向的小河以北地区。”

1月中旬的一天午饭后,在张良村联队本部后院的小屋里,我亲眼看到森户中尉用灌凉水的办法逼迫1名中国人招供的情形。当天晚饭时,我问森户中尉:

“今天被你灌凉水的那个中国人怎么处置了?”

森户中尉说:

“我把他杀了,投进后门外那口枯井里去了。”

这件事可以证明我的部下抓捕了30名中国人并且至少杀害了1名的罪恶事实。这件事是按照我前一年的8月3日在河津向森户中尉发的指示和今年12月中旬给他的命令干出来的。

1938年12月29日,我在张良村向冈中尉发出命令:

“冈中尉率领其小队从12月30日到1月5日,负责警戒张良村车站以东3公里的铁路桥到张良村车站以西12公里的铁路娇中间地带。”

冈中尉在率领其小队执行任务中,于1月2日深夜2点左右,发现20名抗日军前来破坏张良村车站以东3公里的铁路桥,便向抗日军发起攻击,使之向南方撤退。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杀害抗日军战士2人,掠夺步枪2支、炸药80公斤、电子发火器1支、十字镐1把。

1939年1月中旬,一天午饭后,我召集联队的全体军官到张良村集合向他们发布指示说:

“为了让新兵尽快地适应战场生活,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尽早地学会杀人。也就是说,可以使用俘虏当作‘活靶子’训练新兵。4月,将要补充一批新兵,你们应当为新兵尽快地创造这样的训练机会,使之尽快地适应战场生活。进行这样的训练,刺杀的效果比枪杀要好得多。”

这件事是我当时犯下的最重要的罪行。

12月21日,我命令吉川少尉说:“你抓几个居民,了解一下三路李村附近八路军的情况!”吉川少尉奉命抓了4名当地居民进行拷问,然后向我报告说:“三路李村看不到八路军。”

12月24日我命令冈中尉:“你抓几个当地居民,了解一下三路李村以北高地上的八路军动态!”冈中尉带部队到三路李村西北约5公里的高地去,受到村里的八路军的攻击后向东撤退时抓了2名当地的农民,又在上段村东面的田地里抓了4名当地的农民。经过严刑逼供之后,他向我报告说:“三路李村北部高地里有八路军。”

1月7日我命令中川中尉:“你再抓几个当地农民,问一间三路李村以北高地里的八路军的情况!”中川中尉带兵到达三路李村西北约5公里时,为了避开高地里的八路军的攻击而向西行进,又因为受到前面高地里八路军的攻击而向南撤退时,抓了3名农民。当他们行进到三路李村西南约7公里的村庄时,又抓了3名农民,一起带回驻地。经过对这6个人的严刑拷打、逼供,中川中尉报告我说:“三路李村北部高地有八路军,但是兵力不明。”后来,他又对我说:“在三路李村北部高地抓农民时有一个农民要逃跑,我在砍头的时候没想到,把军刀砍折了……”我听了,就把自己的后备军刀送给他了。他杀了这个人是按我的命令干的。

上述3次行动中一共抓了16名中国农民,我命令把他们都交给情报股长森户中尉。森户中尉接受了这16个人,再加上自已抓捕的14个人,这才得到了前面所说的三路李村抗日军根据地的综合情报。

1939年2月11日,我在张良村收到了第20师师长的命令:

“室谷部队(含步兵1个半大队、炮兵2个中队)于明日(2月12日)去攻击三路李村以北10公里的八路军根据地。该部队从北方攻击,骑兵联队要配合该部队从南方攻击。再给你们配上一个炮兵小队。”

我联队在2月12日早7时占领了三路李村以北3公里的高地,准备与室谷部队联合行动。我命令第2中队长说:“第2中队穿过阵地东北方谷地与室谷部队联络!”第2中队按我的命令穿过谷地北进时,在上午10时遇到6名八路军战士,便骑着马攻击他们并刺杀了其中的2名,另外4名逃开了。上午11时,我军发现在阵地西北方约3公里的高地上有大约30名八路军正在向西行进。我命令炮兵小队向他们开炮,后果不详。午后3时,我联队到达了室谷部队的阵地,于是,这次的联合行动宣告结束。

1939年4月1日,我在张良村收到第20师师长的命令:

“骑兵联队于4月2日前往夏县参加反击抗日军的所谓‘四月攻势’。再给你配上两个步兵中队和一个炮步中队。”

我率领部队在4月2日向夏县前进途中,在夏县西南约3公里处,时间是上午9时,遇到了大约500人的抗日军。我命令骑兵联队沿着堤防线散开,阻止抗日军前进。双方对峙了大约30分钟以后,步兵部队来到了,我马上命令他们:

“步兵队从骑兵联队的右侧攻击抗日军!炮兵中队主要是支援步兵队的攻击。”

此后,双方激烈交战了3个小时,到午后2时前后,抗日军开始向南方撤退。我军从后面追击了一阵。午后6时30分,战斗结束了。在返回驻地的途中,我命令第1中队长把13名俘虏杀掉。第1中队长命令手下的9名士兵把13名俘虏用刺刀刺死

了。

这次战斗的结果是:日军共杀害106名抗日军,其中骑兵杀害了36名,步兵杀害了40名,炮兵杀害了30名。此外,刺杀了13名俘虏,掠夺了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步枪100支和许多弹药。

1939年4月17日,我在张良村收到了第20师师长的命令:

“骑兵联队去攻击三路李村以西4公里的村庄里的八路军!”

4月18日凌晨4时30分,我率领部队侵入了那个村庄,却没有发现八路军。当我军继续前进经过三路李村时,大约是上午9时,受到了大约50名八路军的攻击。

我马上发出命令:

“第2中队和机枪小队进行徒步攻击!第1中队迂回到上段村以东,从背后发动攻击!”

第2中队和机枪小队向八路军射击了10分钟以后,八路军从田地中向西撤退了。第2中队骑马追击,用刀杀害了7名人路军战士。他们还向田地里种地的农民开枪,死伤情况不明。

第1中队向上段村以东迁回的途中发现了30名八路军从南门向西撤退。他们骑马攻击,用刀杀害了12名八路军战士。

上午11时,我向两个中队长发出命令:

“第1中队进入上段村北半部,第2中队进人上段村南半部,进行一次大搜查!”

两个中队进行搜查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日军放了4处大火。还看到上段村西门内大约10米的道路上,有1名约60岁的老人被刺死在那里。这类的杀人、放火的事情,都是根据我的命令干的。被杀害的人到底有多少,被烧毁的房屋到底有多少,我是不能都看到的,一定有很多。我确切知道的战果是:日军杀害八路军战士共33人,其中刺杀的19人,枪杀的14人,还掠夺了轻机枪1挺、步枪30支和许多弹药。

5月22日,我在张良村收到了第20师师长的命令:

“骑兵第28联队长:率领你联队并指挥第37师搜索队,攻击三路李村西方高地的八路军!”

5月23日上午7时,我率领部队来到三路李村西北5公里的高地时,发现了大约50名八路军正在东北方约2公里处向东运动,我马上下令骑马攻击。没想到途中遇到了一条很深的地沟,无法前进了,只好停止攻击。

回到驻地以后,我向第37师搜索队的队长及军官们介绍了我联队盘踞地区的环境、地形等特点,目的是协助他们继续攻击共产党、八路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根据第20师师长的命令,骑兵第28联队盘踞在张良村181天,盘踞在史村40天(1939.10.13~11.22),共计221天。在这段时间内,我联队在这两个村各侵占了20株民宅。我联队共有420人,军马420匹,用最低标准,以221天计算,共掠夺了肉类18.6吨以上、蔬菜55.7吨以上、柴123.8吨以上、马粮185.6吨以上。同时,在此期间,我联队每天还强迫15名中国人为部队服劳役(如挑水、劈柴、做饭等等),加起来共有3515个劳动日。以上这些,都属于无偿占有中国人民的财物和劳动力。

我联队在张良村盘踞期间,为了领取上级分配下来的口粮,专设了一个特务班,负责搬运口粮。这个班共有50人,年龄都在35岁以上,大多数是从大阪附近来的素质低下的人。这些人往复于运城--张良村之间,他们之间经常出现掠夺居民的财富、强奸妇女等野蛮行为。

(三)藤田茂对自己罪行的认识

1.我自幼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来爬到高级指挥官--师长的位子上来,从军40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军队里受尽了教育,后来又教育、指导、领导、命令别人,可以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终生、鞠躬尽瘁了。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我对战争的罪恶、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没有认识,所以,对于我在中国犯下的大量严重罪行,只认识到自己负有道德的责任,而没有实行的责任。然而,在苏联关押期间,看到了各种文献,特别是收到故乡广岛的来信,知道了亲人们惨死及市街惨状以后,认识到战争是破坏行为,侵略战争是残忍的、罪恶的,而且产生了反战的意识。但是,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甚至还继续站在拥护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这样的认识状态,在我来到中国的前4年间一直没有变化。可是,从今年开始,听到管理所所长李先生的讲话,看了一些电影,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使我第一次产生了如梦初醒的感觉。我深深地为自己的过去而悔恨,决心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然而,初期的决心和勇气还是不大的,而且由于受帝国主义观点的影响,认罪也只停留在表面上。在调查官的恳切的指导下,我渐渐地认识到现在这个程度。现在,在调查中,不仅存在着无根据的不诚实的供述,而且还表现出狡猾的回避责任的态度,对一些重大的罪行还有没认罪的情况存在着,这是令我深感惭愧的。我今后,要认真地反省和检讨自己的罪行,要尽快地完成自己的认罪实践。

2.回顾自己过去的罪恶生涯,我是从当少尉后的第二年开始侵略中国的。除了中尉军衔之外,得到过所有的军衔。特别是在“七·七事变”以后,作为高级指挥官,我站到了帝国主义领导者的立场上。在我的命令下,很多官兵俯首贴耳地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特别是我所参与的杀害中国人民的数字,已经达到万人以上。对人来说,生命是其最宝贵的东西。对于如此宝贵的生命,我却毫无顾虑地、毫不踌躇地、以一种吃饭喝茶般的平常心态夺取了上万人的生命,并以此来博取个人的荣华富贵。这种罪行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真正本质。最近,我每天晚上都收听关于美国兵在日本的暴行的广播。还看过美帝国主义在日本实施暴行的纪录影片。这使我产生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深刻的憎恨与愤怒。然而,这种情况,不正是与我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很相似吗!特别是被我夺去了生命的1万人的亲朋好友,对我不是也怀着同样深刻的憎恨与愤怒吗!今天,无论我如何悔恨,无论我怎样做,那1万条生命再也不能复活了!现在,只有对过去犯下的一切罪行都低头承认,并真正地表示谢罪,才是我应该做的。我发誓,一定要努力提高勇气,向认罪的道路迈进。

3.我过去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就是表现出我的本质的帝国主义思想。这就是以刺杀俘虏作为新兵教育训练的手段,提高士兵的素质,强化他们的侵略行动。这是由于我头脑中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作怪而形成的重大罪恶的典型事例。我要求手下的各级指挥官都要把刺杀俘虏当作新兵教育的必修科目。我在担任第59师师长的时候,在济南利用屠杀600名以上的俘虏来教育新兵。这是我犯下的重大罪行。这种作法,对于刚刚入伍的新兵说来,只能进一步麻痹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忠实的鹰犬。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的极为严重的一种犯罪行为。

4.我从“七·七事变”以后就从事彻头彻尾的镇压共产党军的活动。这些行动,对于新中国说来,是我犯下了双重罪行。由于这些镇压共产党军的行为,有许许多多年轻有为的战士被杀害了。这些进步人士如果现在还在世,作为新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一定会有巨大贡献的。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然而,对于犯下了如此严重罪行的战犯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我们指出了新生的道路,还用他们的真理来教育我们提高思想认识。对于这些,我们是衷心感谢的。可是,迄今为止,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待,在认罪方面,还有一些重大的罪行没有认识到位,还没有彻底暴露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我今后必须认真努力

加以改正的,一定用彻底认罪来报答中国人民。

5.对中国人民,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犯下了重大的罪行。我毫无理由地杀害无辜的人民,破坏和平的家庭,放火烧毁几代人居住的房屋,掠夺农民用血汗换来的粮食,使良田变成荒地,使村庄变成废墟,还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毒瓦斯,发射细菌弹……这些暴行,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我已经深深地认识到

这些罪行的严重性,以及我作为领导者所应负的重大罪责。今后,我一定进一步提高认识,不仅自己彻底认罪,也要检举他人的罪行,总之是要向全世界人民暴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这样做,也是对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人民运动的支持,也是对日本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援。

最后,我还要郑重地宣布,对于促使我犯下如此严重罪行的裕仁(日本天皇)我表示衷心的憎恨,并要与他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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