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最后的战场考证实录

弋鹰7277 收藏 0 524
导读:1999年6月18日,黑龙江省东宁县中俄边境,郧山,东宁要塞遗址对游人开放。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的战场硝烟早已散尽,风雨将曾象鲜花一样迸溅开放在这土地和岩石上的血迹冲刷得没有一丝痕迹。曾经成为焦土的和血红的晚霞一样的山体,重新在东北大地上空的白云下郁郁葱葱,披满了绿色。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历史,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历史是在所有在同一时代生存着的人的生命流逝过程中悄然走过,但它最后被记载,却往往只是在凸显地站在历史潮头那一部分人的额头上。 但只要每个人的生命曾经存

1999年6月18日,黑龙江省东宁县中俄边境,郧山,东宁要塞遗址对游人开放。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的战场硝烟早已散尽,风雨将曾象鲜花一样迸溅开放在这土地和岩石上的血迹冲刷得没有一丝痕迹。曾经成为焦土的和血红的晚霞一样的山体,重新在东北大地上空的白云下郁郁葱葱,披满了绿色。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历史,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虽然历史是在所有在同一时代生存着的人的生命流逝过程中悄然走过,但它最后被记载,却往往只是在凸显地站在历史潮头那一部分人的额头上。


但只要每个人的生命曾经存在,他的记忆还在,能够感觉生命是怎样在时间里退去,只要还有人记着,想着,历史就绝不仅仅是教科书上干巴巴的几页,历史就应该而且也必然鲜活地存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那么,许多本已成“定论”的“历史”也就会随时被“改写”。


就象我们习惯于将给人类带来有史以来最大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定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在我们干燥的声音念过或我们枯涩的眼睛读过这一行时,没有人会想到,在这个时间之后,还有人在这场浩劫的巨大车轮的惯性的辗动下牺牲,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结束后,在“最后的战场”上洒尽最后一滴鲜血。


曾经是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沟壑都堆满了双方战斗人员尸体的战场,在长期被遗忘以后,在20世纪末,终于唤醒了人们的记忆。


东宁要塞——这个最初被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开发才引起人们重视的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军事要塞,在露出它本来面目之后,被证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修建的最大的军事要塞。


随着要塞的发掘,才有人更多地了解了二战结束前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它一直持续到许多教科书上写的那个战争结束的日期以后很长时间。


随着东宁要塞神秘面纱的逐步揭开,东宁要塞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时期“筑垒地带”和战争结束时间的许多结论,开始呈现碎裂和不可靠的痕迹。


比如,根据已经发现的要塞遗迹可以判断,东宁要塞是二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修建的最大的军事要塞,这推翻了先前许多人认定的虎头要塞是亚洲二战时期日军最大军事要塞的结论。


在调查东宁要塞诸多史料的过程中,调查组成员越来越多地找到了东宁要塞陷落、日军向苏联红军投降的日期远远晚于虎头要塞陷落的日期。他们开始意识到,关于二战结束日期即“最后的战场”的有关结论有可能被推翻,“历史”的有关章节将会被改写。


1998年,东宁要塞成为国内**体关注的焦点。这更加促使东宁县有关部门要调查清楚东宁要塞陷落时间的准确日子,在要塞是否是当时日军在亚洲最大的军事工事的结论被确定之后,“最后的战场”就成了调查组最大的最重要的课题。


较为流行的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大规模战斗发生在虎林县虎头要塞,它最后陷落的时间是1945年8月26日。这种说法的来源是原日本关东军军人岗崎哲夫所著《最后的关东军》。


但是在对东宁要塞的陷落时间进行调查时,调查组人员先后在不同的档案和著作中发现了东宁要塞最后陷落的时间是“1945年8月28日”的记载。


1999年春节前,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节目组要来东宁做关于东宁要塞的节目,这使最后认定东宁要塞陷落、日军向苏联红军投降的日期更显急迫。


找到了当年发现躲在要塞中的日军的老人


从东宁要塞开始发掘就一直主持这项工作的东宁县委常委、县武装部长韩茂才决定将调查组分为两部分,分兵做战:一路由县文物管理站站长宋吉庆负责,为资料组,任务是前往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等地档案馆和图书馆查找有关日军二战期间在东北地区“筑垒地带”和日军投降等方面的资料;另一路由县委新闻中心主任陈学泉负责,为现场踏查组,主要任务为寻找当年战场的亲历者和幸存者。


从正月初四开始,两路人马分别出发,他们都很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三角山西山战壕纵横交错


负责寻找当年幸存者的现场踏查组,在东宁要塞日军最后投降地郧山附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亲身经历过这场战斗的幸存者。1942年以后,日军为了切断东北中国民众和东北抗日联军的联系,强迫边民内迁,并屯合并部落。郧山和胜洪山一带居民被迫离开家园,这一带只留有10户给日军种菜的农户。因此,在50几年后寻找当时的居民本身已经十分困难,更何况要找当时亲身经历过战斗的人?


虽然没有线索,踏查组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千方百计在县内寻找幸存者。


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当年为日军种菜的10户农户里的一个,一个姓徐的老人,但老人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他只记得当年苏联红军和小鬼子打了半个多月,但具体打了多长时间,他记不清楚了。


就在这时,一个重要线索反馈回来:在大肚川镇太阳升村有一个姓张的老人,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场战斗。


正月十三,踏查组组长、县新闻中心主任陈学泉和踏查组所有成员都赶到太阳升村,找到了张姓老人。


老人叫张福忠,1999年时已经82岁。老人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1945年8月份发生的那场大规模的战斗。他向踏查组详细描述了发生在1945年盛夏的那场战斗。


1945年8月9日午夜,苏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分三路向日军发动进攻。北路苏军与庙沟要塞日军由鬼武五一少将指挥的日军独立混成132旅团展开激战,双方伤亡惨重,经7日苦战,苏军终于攻克庙沟日军要塞,独立混成132旅团残部迅速向吉林方向撤退,被苏军追击至距东宁县城100多公里的老黑山七十二顶子处围歼。中路苏军在突破日军防线后,迅速攻入东宁县城,向牡丹江方向追击日军。而南路苏军本来是向郧山和胜洪山要塞攻击的。但由于要塞隐蔽性强,驻守要塞的与后方切断了通讯联系的日军第132旅团第783大队没有与苏军交火,因此苏军没有发现这一部分日军,直接向中国境内追击日军而去。


“光复”后第三天,即1945年8月11日,张福忠到高丽庙子大营(郧山要塞)去捡“洋落”。张福忠的爹对他说,岭东的东西别去动啊,岭东还有日本兵呢。张福忠没有听,仍然去了。在日本兵营,他捡了一把东洋刀,拿着刀到处挑来挑去,当他挑开一张床上的垫子时,突然发现下面的洞口藏了一群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日本兵。张福忠惊慌地转身就跑,向驻扎在石门子的苏军报告了这一情况。一位懂中国话的苏军军官向张福忠详细地了解了情况。


第二天,相当于一个师的苏军从苏联境内开过来,包围了郧山要塞和胜洪山要塞,从老黑山追击日军的苏军调回来的一部分兵力也参与了围困攻击要塞的战斗,还有两个炮营。


郧山要塞和胜洪山要塞的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苏军的炮火非常猛烈,同时两个轰炸机师出动了170多架次的飞机轰炸。张福忠老人说,光“电马路”上那200多日本兵,苏联红军就打了两三天没打上去,人死伤“老鼻子”(东北方言,意为极多)了。


老人说,打到第17天,小鬼子猫在洞子里也不投降,苏联兵也打不进去。这时从牡丹江坐飞机来了个“日本大官”,苏联红军让张福忠给这个日本军官带路,张福忠扛着白旗,带着那个“日本大官”上大营劝降,头一天要塞里的日本兵打枪,他们没能上去。第二天那个“日本大官”喊着话进了工事。第三天,要塞内的日军向苏军投降。投降的日军有近900人。


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从牡丹江来向要塞内顽抗的日军宣布天皇的投降诏书和向苏军交出武器命令的是日本第三军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只不过他不是从牡丹江飞来的,而是奉苏军命令从间岛(延边)乘飞机到达东宁的。


按照张福忠老人的叙述,从8月11日苏军开始向郧山要塞和胜洪山要塞进攻开始,打到第17天河野贞夫中佐到要塞是8月28日,河野贞夫到后第3天,正是1945年8月30日。苏军是役伤亡1500多人,更有说伤亡达3000人的。


《满洲之战》使资料组满载而归


与踏查组寻找到张福忠老人的同时,前往大连、长春、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寻找档案资料的资料组的工作也有了重大突破。他们根据韩茂才政委拟定的8个题目,在各地档案馆寻找有关东宁要塞的资料,更急切的是要寻找到有关东宁要塞日军最后向苏军投降的准确日期。勋山地下战斗指挥所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副研究员程鹏汉认为,东宁要塞日军向苏军投降的最后时间是1945年8月28日。在为《纵横》杂志撰写的一篇稿件中他认为:“当苏军攻至日军第一国境守备区时,日军依托秘密的地下工事阻击苏军,使苏军步兵难以接近,虽伤亡1500人也未能奏效。激战从9日开始,共持续20天。8月28日,日军第三军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从牡丹江来到日军第一守备区,传达了天皇的投降诏书与向苏军投降交出武器的命令后,抵抗宣告结束。”


另据王辅所著《日军侵华战争》第四卷第2780页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华战争最后一个战场在东宁结束,他所做出的结论也是1945年8月28日。


此外,国防大学徐焰所著《东北狂飙》也认为东宁要塞战斗结束时间为8月28日。


显然,在1945年8月28日结束战斗的东宁要塞的日军向苏军投降的时间,比1945年8月26日结束战斗的虎头要塞陷落,要晚两天。但这和张福忠老人所说的8月30日时间上还是有两天的出入。


就在这时,资料组的人意外地在哈尔滨市黑龙江省图书馆发现了一本1949年由东北书局出版的原苏军战地记者安东诺夫等人著的《满洲之战》一书。在已经有些泛黄并且纸张开始发脆的书里,他们读到了随军记者干德拉多维奇写的《最后的一次战斗》一文。


干德拉多维奇在文章的开头就写道:“下面是满洲日军结束最后一次战斗的概述。两个不甚知名的山地——世明寨(石门子)和磨盘山(麻达山)。在过去的战争中,那里曾响过最后的炮声,——这是值得我们充分纪念的。”


“这两个地方,驻扎着日本大竹少将的一三二混成旅团。在这个旅团中没有一个满洲人。可是其中敢死分子却应有尽有。他们是1945年7月间来到世明寨和磨盘山的。日本指挥部对这一旅团却讳莫如深。……当全部‘关东军’都已驯服地举起双手的时候,他们还不愿意投降。”


干德拉多维奇在文章中描写了强大的苏军炮兵对东宁要塞郧山和胜洪山阵地的轰击。


在描写日军投降时干德拉多维奇写道:“日本鬼子开始从自己的巢穴中跑出来:首先是完整的俘虏,然后是伤号,接着拖出来的是死尸,这样的死尸有一百五十多具。”


最后干德拉多维奇写道:“这一切都是在1945年8月30日发生的事情。这天以前磨盘山也被我军光荣地攻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战斗就是这样结束的。”


《满洲之战》是由随军的战地记者以新闻的方式撰写的,它不是事隔许多年以后由某个人回忆的作品,因此,它的可信度要比事后非当事人收集的材料高得多,而更重要的是,干德拉多维奇记载的时间和张福忠老人的记忆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发生在东宁要塞,和历史教科书上的记载不一样的是,在很多人概念中的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的日子以后很长时间,仍有人在这战争最后的余响中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而在这最后的战场的硝烟早已散尽之后,还有着更多耐人寻味的事件。


战争的结束是不是意味着和平永远来临?


1945年8月30日,当日本关东军最后的抵抗在阴冷幽暗的东宁要塞停止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落下了帷幕。


激烈的枪炮声停息了,落日血红色的光辉照耀着这个曾经夺去过十几万名中国劳工性命的,在山腹中象蛇洞一样蜿蜒曲折的战争衍生物。


平静降临到这片被异国侵略者占领了10几年之久的中国土地上。


从1933年日军进驻东宁开始,日本军帝国主义就为实现其战略企图,将其作为进攻苏联的前沿阵地,进行大规模地构建东宁要塞。


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宁要塞尚未完全完工。这个以十几万中国人的生命代价和无数钢筋水泥象一根楔子样嵌入东北大地的以毁灭和平和生命为目的的怪物,在战争结束之后,成了我们了解日本军帝国主义,了解日本军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见证。


当年被炮火烧红的山头,如今已是绿树蔽荫,经过东宁县地方政府重新开掘的部分要塞遗址,已经成为教育人们认识历史,重温历史的教材。


这里没有了枪声,有的只是悦耳的鸟鸣;这里没有了令人窒息的硝烟,有的只是清新的山木气息;这里没有了残暴的入侵者,有的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者。


但和平真的就永远来临了吗?


张福忠老人在回忆亲眼目睹胜洪山要塞日军向苏军投降的情景时,感情十分复杂:


“那些日本兵抬着伤兵,排着队从洞里走出来。他们都喊着,唱着,一点也没有战败的样子。一个日本官儿向看着他们的中国老百姓喊:大日本帝国,三十年后还要回来!”


时隔40几年,当年日军驻东宁部队的部分老兵回到东宁旧地重游时,许多曾受过日本侵略者欺侮的老人们说,这些小鬼子又来干啥?他们还想回来吗?


老人的叙述,久久地让人不能平静。


和老人所说的那个“日本官儿”一样,战争过去50多年了,在那个与我们仅仅隔着一条海峡的岛国,还有那么多的人在做着同样一个梦,他们不思悔改,死硬地不去忏悔昔日不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伤害,甚至美化着这场罪恶的战争。


老人说的情景和情绪,我们在一本叫《最后的关东军》的书中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叫佐藤和正的日本人写的。他用一种骄傲的口吻,描写着这场最后的战斗,描写着这最后的战场。他认为,在最后的抵抗中丧命的那些日本年轻士兵:“他们的死亡,是拯救了日本。”没有一点忏悔,没有一点战败者的内省。


在过去的20世纪里,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象德国正义的人民和政治家们那样真诚地向曾受到昔日法西斯伤害过的欧洲人民的忏悔,而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一个叫东史郎的日本老人,只是本着一个人的良知,说了几句关于当年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真话,就遭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迫害,甚至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一个自称忠实于历史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日本在华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民不能用这样的认识来对待所有的日本人,但是,我们又看到多少日本人在为当年他们给人类带来的浩劫真诚地忏悔?


我们也是刚刚看到,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在用于祈祷和平的大阪和平会所,举行集会,叫嚣着要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而那个至今还在用侮辱性的语言称中国为“支那”的石原慎太郎总是隔不多久就跳出来大放一通反华的绝辞。就在不久前,刚刚上台的日本首相森喜朗又在针对那场人间浩劫含糊其辞:“日本是否进行了那场侵略战争,应由大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判断。”既然是历史,他就无法象变戏法一样的把这个用十几万中国人的尸骨堆积起来的庞大军事要塞凭空抹掉!如果尊重历史,他有没有勇气面对3500多万死难中国人的亡灵和冤魂?


现在,50多年前的那场战斗的余音似乎还回响在我们耳边,那句“大日本帝国,三十年后还要回来!”的叫嚣深深刺痛着我们。


东宁要塞,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残暴的入侵者在中国大地上留下的罪证,就如同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愈合的伤疤,默默地在诉说着一段历史,以比文字更加确定的证明反驳着某些人的无耻与荒谬:


截止到1999年末,东宁要塞考察组已经发现日军由10个地下要塞构成的南北核心主阵地两处,每个主阵地均由三个地下要塞构筑成三角形,其中每个地下要塞面积均在4万平方米以上,最大的可达6万平方米。地下阵地除在战时可当作军事阵地外,平时都屯积了大量的军火。而这些日军投降时没有来得及销毁的弹药,却在战争结束以后仍然伤害着善良无辜的东宁人民。没有人能够准确统计出遗留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这些杀人武器的数量,但它们却在侵略者逃走后的五十多年里,一直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安全。据不完全统计,东宁境内至今被那些露在表面和埋在地下的炮弹、炸弹、手榴弹和子弹炸死炸伤的已有40余人。


谎言尽管可以无比美丽,却无法抹去历史的刻痕,因为它是用无数的鲜活的生命堆垒而成;虚伪可以蒙蔽一时一刻,但不能弥合一个民族的情感受到的巨大创伤,因为它埋藏着太多的无辜牺牲;


而无赖则更应该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弄清历史的悲剧发生的原因,它就可能在同一个剧场重新上演。


只有让侵略者永远没有可能再次踏入昔日的旧梦,东宁要塞,这个在大山里深埋着的伤口,才能够成为侵略者的耻辱柱,而不是他们炫耀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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