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 选稿:黄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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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将军,是目前唯一在世的红军高级将领,也是目前健在的开国上将中,唯一同时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的将军,并且,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他还是唯一写过长篇小说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

如今,开国上将萧克已是百岁老人,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徜徉在北京西城区的一个胡同中,可以觅到一个略显陈旧的四合院,四周的街坊们说:“这是萧老将军的家。”话语之亲切,竟没有一点“高攀”之嫌。

1907年7月14日,萧克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小街田村,家里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及一个妹妹。嘉禾地处湘南,名为禾仓,实际是穷乡僻壤。萧克家里有点田地,但多数年份还是要买两三个月的口粮,生活颇为艰难。萧克从记事起,就常常看到父母、大哥为生计而辛劳、发愁。

萧克的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父亲5兄弟中有3个是读书人出身,其中三伯父的学问最好,家里收藏了许多书,萧克最爱到三伯父家去翻书看。萧克7岁入私塾读书,那时他的个头还没有三伯父的书桌高,却喜欢在学识渊博的三伯父的书案边上转来转去,听三伯父吟诗作赋。三伯父是位爱国文人,对袁世凯复辟充满了仇恨,对软弱的民国政府备感失望,他做了一首四言韵文,有七八十句,记述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没想到儿孙中最先背会的却是侄子萧克。

萧克就读嘉禾甲等师范简习所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实在拿不出钱供他读书。好在校长很同情萧克,他让萧克晚上给学校刻蜡板、印讲义,这样可以得些补助。如此,萧克才完成简习师范的学习。那时,平时总穿着一件破旧蓝布长衫的萧克,和那些衣着鲜亮的有钱人家子弟站在一起,显得非常寒酸。但是,萧克以宋濂《送东阳马生叙》一文中的“贫非罪”观念鼓舞自己,努力地把书读好。为了读好书,星期天萧克很少回家,晚上也常常自学到深夜。

爱好文学的萧克,决定走上革命道路却是因为报家仇。萧克的大哥性格刚烈,因此得罪了当地大地主萧仁秋,为家里带来祸事。1922年,地方官兵先后4次来萧家敲诈勒索,家中财物被劫掠一空,萧克也无法继续上学了。次年春,由于萧仁秋的陷害,萧克的大哥被团防局抓走,当天就被杀害。兄长死于非命,致使喜爱文学的萧克产生学武报仇的念头。

1926年2月,萧克辞别家乡,远赴广州考上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宪兵教练所第二期,正式走上军事道路。毕业后的萧克于次年3月辗转来到十一军二十四师(十一军是由四军一部扩编的,叶挺任二十四师师长),被分配到七十一团三连当政治指导员,终于实现他的愿望,成为“铁军”一员。北伐途经河南汝南时,萧克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实战。虽然炮弹轰鸣声不绝于耳,但他毫不害怕,协助连长指挥作战,一次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从书本上学到的军事知识终于有了实地演练的机会。

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在上海、许克祥在长沙、汪精卫在武汉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进步人士。就在这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萧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

7月上旬,萧克随部队从武昌乘船到九江。这时,九江里里外外驻满了军队。作为下级军官,萧克并不清楚此时国民党上层发生了变化,但也感到形势严峻。在离开九江前,叶挺来萧克所在团里训话,他要求部队要继续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坚持革命。叶挺说,我们很快就要出发,铁军是有光荣传统的,要发扬传统,遵守纪律,爱护百姓。叶挺的发言,萧克记得很清楚,并很受鼓舞。后来,萧克才听说,此时,党中央已经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

7月下旬,萧克随部队到达南昌,部队进城后,驻扎在城南松柏巷靠近老城墙的地方休整。31日下午,萧克接到上级通知,要连以上党员干部上街侦察地形。晚饭后,萧克等人假装逛街,将附近天主教堂和匡庐中学里已归附汪精卫的第六军五十七团敌营房的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8月1日凌晨2点,起义爆发了。萧克所在二营任务是攻打匡庐中学的敌军。由于战斗前已将敌人情况摸清楚,起义军很快用火力将突围的敌人压得无法动弹,敌人撑不住,仓皇爬上城墙,企图逃跑。可城墙上早已布置了工人纠察队和公安局的部队,敌人只好又退回原地。天快亮时,一个营的敌人在操场上缴枪投降。

南昌起义后,萧克随部队转往广东,在广东揭阳汤坑和海陆丰地区,起义部队接连遭到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损失惨重。殊死战斗了数天后,萧克的连队只剩下20多人,最后还被打散了。无奈之下,萧克只好转移到湖南老家,回乡组织发展基层支部。1928年1月,萧克任宜章县游击队长并参加了湘南暴动。后率部上井冈山,被编入红四军,先后任连长、营长、营党代表、第一纵队参谋长等职,参加了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还亲身经历了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会师。

1932年10月,年仅25岁却已身经百战的萧克调任湘赣红八军军长。次年6月,湘赣红八军改为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不得已撤离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中央决定派出两支部队进行探路和引敌的任务。

1934年8月7日,按照中央军委指令,萧克率领由湘赣红十七师、十八师以及十六师合编而成的红六军团9758人,于下午3时由江西遂川横石悄然退出湘赣根据地,踏上西征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之途。

10月1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手上连一张能够指挥行军作战的军用地图都没有,全靠找向导问路,可是向导对5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面对延绵无尽的大山、陌生的道路以及敌军无休无止的追击,红六军团只能夜行晓宿,绕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走完全没有路的高山密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马匹和重装备几乎丢光了,加上供给又严重不足,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部队连续行军50多天,直到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才有了转机。

在旧州,红六军团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查明其身份后,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的萧克释放了两人的家属,但提出释放两个传教士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在教堂,萧克找到了一张1平方米大的外文标注的贵州地图。听说传教士薄复礼会汉语,萧克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在一盏煤油灯和一盏马灯的照明下,薄复礼说,萧克记,一直干了大半夜才完成了翻译工作。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一直跟随六军团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进至昆明时,萧克把扣留了18个月的薄复礼释放。

此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到了昆明,两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为了阻止红军两军团的会合,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加疯狂。

到达贵州石阡县甘溪镇时,湘、桂、黔3省敌军以24个团的兵力将红六军团死死围住,先后截为4段。萧克意识到战略形势非常不利,如果不脱离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经过10多天的奋战,在石阡至镇远敌人的封锁线上,红六军团击溃了敌巡逻部队,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在当地一位老猎户的引导下,部队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突围。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不见星月,队伍在黑暗中潜行,看不见路,后面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走,只听见粗重的喘息声和不时跌倒者枪托磕地的沉闷响声。

这时,远近的山头上都是敌人,南北两面敌军首先发现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南北夹击。幸好有红军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才使部队绝大部分在午夜通过深谷。亲自站在谷口指挥部队行动的萧克又命令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

就此,红六军团主力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敌军的围追堵截,历经80余天,转战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此时红六军团兵力已锐减到不足4000人。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极大的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湘、鄂、川、黔地区,红二、六军团连克桃源、澧县,威震常德、岳阳,并在四省交界地区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块坚持了1年之久的红色根据地。

1935年8月下旬,中央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四川西北部懋功,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仍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成为蒋介石“围剿”的主要对象。这一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口中的频率很高。“萧贺匪部”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6月,在理化与前来接应他们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合。7月5日,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三天,在四川甘孜,红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继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后,二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1936年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完成了长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随着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军作战任务逐渐减少,军队的教育与训练必然成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主要任务。1950年三四月间,萧克在武汉汉口正式接到调任军委军训部部长的通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萧克说,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这样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到北京的第二天,萧克急急忙忙地去总参谋部报到,向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表达自己希望尽快进行工作的迫切心情。谁料聂帅笑了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手上。”这时,萧克才知道,任命自己当部长的那个军训部,只有自己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工作人员。萧克不愧为有胆有识的一代名将,他接过了组建军训部的重担。经过5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搭了起来,各项工作也准备就绪。6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

萧克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陆军大学(后改为军事学院)的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萧克担任陆军大学筹建委员会主任,在校址勘察过程中,采纳了刘伯承元帅的意见,选定南京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校址为筹建军事学院的地址。1951年1月15日,南京军事学院正式开学,从此,我军有了一所正规化的高等军事院校。

此前,萧克曾对全军院校进行摸底,发现陆军中的步兵、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都有院校,只有化学兵没有院校。他认为化学兵是个重要的兵种,在现代战争中不能缺少,而当时又特别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就向军委建议组建化学兵学校。1950年11月底,毛泽东同意了萧克的报告,又过了1个多月,化学兵学校在四川江津成立,以后又迁到北京的南口。截止1957年,全军共建立了100多所各级各类军事院校,为我军现代化建设先后培养了20多万干部,并造就了一大批军事教学人才。同时,全军学习蔚然成风。

“掌握新技术,学会联合作战”,这是我军军事训练的重要方针,对于我军为准备打赢现代化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进行军事训练,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军事训练方针,是萧克在1950年11月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军事学校和部队训练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来的。萧克还根据当时我军的实际情况,狠抓部队的训练工作。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我军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大规模演习,丰富了诸军种、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极大地推动了部队的训练与战备工作,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

对治校与治军的关系,萧克有深刻认识,一支军队是不是能征善战,关键要看指挥员的军政素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治军必先治校,治好校才能治好军。1972年起,萧克历任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等职,负责军事训练教学,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为军队高级指挥院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根据中央提出的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的要求,时任军训部部长的萧克组织有关人员着手编写纪律、内务、队列三大条令。那时,军训部没有礼堂,萧克就领着大家租用地方影院开动员大会。除了参考各地区的材料以外,他们还参考了古今中外的条令。虽然办公条件不算好,他们却高质量地完成了三大条令的初稿制定工作。

当时,周恩来指定刘伯承审定3部条令。根据刘帅的指示,又经过多次修改补充后,1951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颁发了解放军内务条令。人民军队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有了自己的共同条令,有了军队建设的准绳。三大条令得以颁发执行,为我军正规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规制度的保证。至今,三大条令仍然是我军依法治军的重要法度、基本依据。作为三大条令的组织制定者,看到条令颁布,萧克的内心欣喜异常。

在萧克工作过的办公室里,有一排偌大的笔架,毛笔悬挂,彰显着主人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兴趣。让人想不到的是,萧克还曾仰仗一笔好字糊口度日。1927年南昌起义后,萧克随起义部队南下,遭到伏击后,部队溃散,萧克流落到广州时已身无分文。为了生存,萧克在一个老先生的卖字摊子上留了下来。平常,他给老先生铺纸磨墨;客人多时,他也写上几幅颜体或隶书,一天挣几毛钱解决生计问题。

一直到耄耋之年,萧克写字时仍很讲究“四正”,即心正、身正、纸正、笔正。他小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来家里请父亲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每当父亲写的时候,他就在一边磨墨,看着父亲写的那些对仗工整、字迹秀美的对联,他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由于自幼受艺术的熏陶,萧克也能写出一笔好字。

萧克不仅爱好书法,还嗜书如命。在漫长的战争岁月中,无论是在运筹帷幄的指挥间隙,还是在关山飞渡的行军路上,他“贪婪” 地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战争与和平》、《少年维特之烦恼》、《阿Q正传》等作品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军队中才逐渐开始学习文化,进而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在战争年代,几乎高小毕业的人就被冠以“知识分子”的名头了。在这些将帅中,能诗善书的萧克可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正像斯诺前夫人在《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传)》中所评价的那样:“像周恩来、徐向前和毛泽东一样,萧克是中国人所称的‘军人学者’的再世。”

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即使在长征途中,萧克也不放过诗情迸发的时刻,硝烟尚未散尽,他就在山头简陋的指挥所挥毫赋诗了。一个久历戎马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似乎不可思议,但萧克却说:“我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指文学创作)看得那么神秘。”1985年底,萧克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作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将军一生所喜爱的文学创作。

说到萧克在文学创作上的赫赫“战绩”,最值得称道的便是那本被著名作家夏衍称为“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中一部奇书”的《浴血罗霄》。1988年建军节前夕,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之中的《浴血罗霄》,终于跨越半个世纪出版了;作者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年轻人,成为81岁的老人,其中的酸甜苦辣是外人所难以体会到的。

1991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通知84岁高龄的萧克,《浴血罗霄》荣获1984——1988年度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这是对作者本人及作品本身的肯定,也是对这部小说成书的奇特经历的褒扬。之后,经夏衍等介绍,萧克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谈起萧克创作《浴血罗霄》的背景,要从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说起。西安事变后,萧克有机会阅读苏联小说《铁流》,书中讲述的俄国工农武装队伍的故事及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都让他激动不已。萧克想,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影响也比他们深远,完全可以写出中国的《铁流》。经过构思,他决定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成长的历程为故事主线,以此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

创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资料缺乏,萧克就凭着自己的记忆一点点回忆;没有草稿纸,他就用办公纸、书信纸,颜色不一,大小不等。不久,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萧克成为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公务繁重的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从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萧克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书名暂定为《罗霄军》。在随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3次大修改,无数次小修改。解放战争爆发后,萧克的妻子蹇先佛带着书稿和孩子,和一批干部从延安前往华北。在河北滦平附近一个部队驻地休息时,发现装书稿的皮包不见了,当地驻军上下都被发动起来帮蹇先佛找皮包,可找了一天都没找到。谁知到了晚上,这个皮包又出现在驻地的一个汽油桶上。

让萧克和蹇先佛想不到的是,这部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小说手稿会给他们带来横祸。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那尘封了21年的书稿被当作萧克的“罪证”。为取得批判的效果,小说稿被打印出来,还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样,装订成三册“内部”传看,萧克这个被批判者也“享受”了一套。得到了这个“善本”,他心里真是高兴,就把原来的草稿扔进火炉了。“文化大革命”时,萧克和他的小说又一次在劫难逃。造反派以路线斗争的新观点批判他和小说。为批判萧克,造反派又将书稿拿去油印了数百册。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全国唯一一本还没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两次的小说。

由于自己从小便爱读书,并尝到因家境贫寒而不能上学的苦楚,萧克把一腔回报桑梓的拳拳赤子情,全都倾注在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上。

1998年,为了参加湘南起义70周年纪念活动,91岁高龄的萧克回到家乡嘉禾县小街田村,这是他继1981年首次返乡之后第三次回来。看到村里孩子上学难,他就多方牵线搭桥,促成3 位香港实业家捐资25万元建成了小街田希望小学。同时,为了给孩子们增添精神食粮,萧克还向县图书馆捐赠了万余册图书,整整摆满了五六个大书架,县图书馆为此专门设立了“萧克捐书专藏室”。

“离家半纪经百战,至今耄耋始还乡。全村老小倾家出,季子归来无锦裳。” 这首名为《还乡吟》的诗是1981年12月,萧克离家54年后第一次回家乡时所作。那次,萧克让司机在村口停车,自己摘下帽子,步行进村,他深情地说:“我是回家,不是来视察,是一个人民的儿子回故乡。”一边走,萧克还一边指着路边的房子辨认那是谁家,虽然已分别半个多世纪了,可他依然对每一家记得清清楚楚。看到前来迎接的村民,萧克用乡音大声打招呼:“你们好,大家都好哇!”他还特意走到村里的水井旁看了看井,说:“这样的井,水不行,要改造。” 1988年,老人第二次回来时,还召集村民在一块空地上开了个会,号召大家:“要勤劳,把事情做好,地种好……”

萧克关心家乡子弟的成长,关心家乡的发展,但对自己的亲属,却要求十分严格。第二次回家乡时,萧克和亲属们围坐在一起吃中饭,桌上的菜只有酸青菜,主食是南瓜稀饭,可萧克还是勉励亲属说:“在下面好好做,虽然很辛苦,但有饭吃。”有一年,一个侄儿的孙女想当兵,体检时个头矮了一点儿,他们抱着一丝希望找到萧克那儿,萧克的儿子知道后说,老爷子是不会让走后门儿的,我们不能坏了规矩。

严格要求亲属,严格遵守组织纪律,这是萧克行事的一个原则。其实,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萧克本人就是一个遵守组织纪律、不向组织提个人要求的典范。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时年授上将军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人。前10名上将名序排列依次是: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虽然萧克名列第一,但无论是井冈山斗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萧克担任过的职务却不逊于任何一员大将。当时很多人认为按照萧克的资历和功勋授予上将军衔是委屈他了,为他抱不平。萧克对此却很坦然,他说:“很多的战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战争中都牺牲了,我早该打死了,评不评衔,评什么都行。”并随兴谈起了一段古人佳话:东汉大将冯异是光武帝时期的开国大将,战场上,勇不可挡,功勋卓著,但他为人谦和,每到将军们聚会论功时,他都会躲到一旁的大树下,从不参与争论,由此东汉军中都称他为“大树将军”,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古人吗?萧克宽广的胸怀和高风亮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萧克组织观念非常强,一直被熟知他的人传为美谈。由于需要,萧克曾多次被调动工作,从无怨言。1936年9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萧克代替生病的王树声出任三十一军军长,攻打胡宗南部。10月20日,红军长征结束4天后,萧克正式赴任。有人背后议论“这个萧克不动脑筋,他们六军团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他放着副总指挥不当,去当军长”。萧克对此毫不理睬。至此,萧克成为极少数在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都工作过的高级将领。抗日战争开始后,萧克任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在八路军师级以上的高级将领中,他依然是最年轻的。后来,他又调任挺进军司令,实际上麾下没有多少兵马,可他照样欣然接受,干得有滋有味。

1958年,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萧克被打为 “反党集团核心”,调任农垦部副部长。1968年1月,解放军“支左小组”进入农垦部开展“大清查”,萧克再次被隔离审查。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在1969年12月被安排去江西永修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和再审查”。永修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山里的冬天特别潮湿阴冷,冻得实在受不了,萧克就用跑步、劈柴等方法来取暖。尽管萧克身处逆境,但他那重原则的个性一点也没变。当时有许多专案组来找他调查核实有关材料,他总是实事求是地有啥说啥。

当地山民并不把萧克当“改造对象”看待,反而主动与他聊天拉家常,孩子们也很喜欢他,要他抽空讲红军和长征的故事。身为开国上将,萧克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还很喜欢与群众交流,不论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还是七八十岁的老年人,萧克都跟他们谈得很投机。

1972年1月16日,组织上通知萧克回北京工作。临走时,他将自己在“五七”干校当木匠、油漆匠时做的凳子、桌子甚至笨重的木工凳都带了回去,一直舍不得扔掉。他常说那是他在江西那段特殊岁月里的一个永久纪念。此后,云山垦殖场的干部群众还经常到北京去看望他,找他叙叙旧。他曾对门卫说,只要是江西的人来找我,就马上通知我。

“我早已经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每当谈起江西,萧克总是感慨万千地这样说道。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对江西有着难以割舍的特殊感情,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加八一起义是在江西,在井冈山时期跟着朱德、毛泽东打游击还是在江西,我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方还是在江西……可以说,在我此身的革命历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留恋,江西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在我的梦中萦绕。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