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秘晚清时代的“官”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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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恢恢,笼罩天下,官网的纲,是皇权。皇权也有网,宗室也有远近、亲疏。清代后五朝是道光一系的天下,不但因为奕詝、载淳、载湉、溥仪,是道光嫡派,而且,道光兄弟辈多以道光的子孙承嗣。


绵恺是道光帝旻宁三弟,封惇亲王,承嗣无人,即以道光第五子奕誴过继承袭亲王。道光四弟绵忻,封瑞亲王,其子奕誌无嗣,又以奕誴之子载漪袭封端郡王。道光第七子奕懁之子载涛曾作过道光五弟惠亲王绵愉子奕谟的嗣子。到了光绪朝,载湉之弟载沣袭醇亲王爵,弟弟载涛先袭绵愉子奕谟,后袭钟郡王奕詥,载洵则承袭端郡王之爵。似乎有一点俗话所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爱新觉罗王朝家天下的“官”系网的纲,就是这样地布下自己的网络。

叶赫那拉氏家惠征的大女儿,在咸丰元年入宫,充实咸丰皇帝后宫的阵营。从此,叶赫那拉氏家庭作为戚族与爱新觉罗家族攀上了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过了11年,因为咸丰帝去世,母以子贵,叶赫那拉氏贵妃升为皇太后,而且垂帘听政,被加上了“慈禧”二字封号。娘家的门楣顿生光辉,弟弟桂祥按照惯彻成为三等奉恩公,享受了公爵的尊荣和待遇。在此以前,慈禧的妹妹做了咸丰帝七弟醇郡王奕懁的福晋,双双与奕懁兄弟婚配。同治帝死后,按慈禧的旨意,醇亲王奕懁长子载湉当了皇帝。慈禧以伯母、姨母、太后的身份继续临朝。奕懁这个小叔子、妹夫、皇帝生父当然会全心全意为儿子帝位效力的。当朝天子,就是叶赫那拉氏桂祥的嫡亲外甥,又是慈禧的侄儿、外甥。


血浓于水,上一代是椒房之亲,下一代也亲上加亲,桂祥的女儿按照慈禧的旨意让光绪选为皇后,叶赫那拉氏家又成椒房之亲。光绪帝死后,侄女儿也成皇太后。不过,侄女儿却没有姑妈的才干和气魄,也生不逢时,没有垂帘听政。叶赫那拉氏家族,出了两个皇太后,醇亲王奕懁一支,出了两个皇帝,全靠了婚姻,这一条扯不断的红丝线!


荣禄,为慈禧亲信重臣,在官场大网上是个网结。荣禄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其辛勤结网分不开。


首先,荣禄是忠烈之后。他的祖父塔斯哈曾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道光年间,征代张格尔叛乱时阵亡。父亲甘肃凉州镇总兵长寿,伯父天津镇总兵长瑞,咸丰元年在围堵太平军永安突围战中同日阵亡,父亲赐谥勤勇,伯父赐谥武壮,并赐修“双忠祠”作为纪念,荣禄以此得荫生。叔父长泰随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镇压捻军阵亡,当时被看作“一门忠萃”。咸丰皇帝在长瑞、长寿死后曾以“忠贞世笃”褒扬,也曾亲自召见荣禄,询问其父辈殉难情况。忠烈之后,例为各朝看重、倚信。


荣禄的远祖费英东,是辅佐清太祖努尔哈赤打天下的开元无勋。世代忠烈,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祖辈勋业的光彩,照亮了荣禄仕进之路。


其次,荣禄两个妹妹,一嫁给晚清旗人中惟一的状元崇绮,另一家给宗室昆冈。这两个妹丈,崇绮是前大学士穆彰阿之子,穆彰阿晚年降官,但他积累的关系却对荣禄不无益处。昆冈到光绪末年成为大学士,对荣禄大有助力。荣禄的两个女儿,一个成了礼亲王世铎的儿媳,一个是醇亲王载沣的福晋。荣禄的继配是大学士灵桂的长女,时称“大王爷”。月下老把荣禄自己和妹妹以及两个姑娘,拴在宗室亲要王公贵族的门楣上,成了懿亲,有“阀阅世家,连渊贵胄”之称。


第三,官场连结。荣禄在官场结交甚多,他与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师傅的李鸿藻,换了兰帖,结成金兰之好。李鸿藻之同派中人、满门桃李,都可与荣禄拉上关系。荣禄外放西安将军后,就是通过李写信给陕西巡抚直隶同乡鹿传霖,两人得以和睦相处。庚子年鹿以江苏巡抚勤王而入军机,荣禄是出了力的。鹿传霖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姐夫。张与荣禄的关系,既有鹿的帮衬,又有李鸿藻这层关系作过渡,军机大臣与总督之间就不同泛泛了。两江总督刘坤一与荣禄交好,刘对荣禄的堂叔奎俊的江苏巡抚评价就格外看好。对礼亲王世铎的外甥等,荣禄就是通过刘坤一在两江予以安插的。


荣禄的最后十年,朝中有人,又与外官如张之洞,刘坤一交好。直督袁世凯是其武卫军时的下属,小站练兵的荐主,查办案件,又是荣保袁过关。荣禄晚年位居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慈禧倚之如左右手,这些都与他的官场网络很有关系。



翁同龢


科举考试,秀才、举人甚至天子门生的进士,都有启蒙师、座师、房师。作为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学政,会试的总裁、同考官,殿试的读卷官,将其录取者视为门生。一名翰林,做一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随着官职的升迁,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活清贫,若能得一任主考、学政,就吃用不愁了。而且,门生遍布各地,官职升迁,老师的声望越来越高,政治能量越来越大。任各级考官次数的积累,成为文职官员仕途发达与否的标志。国史馆所修官员传记,将这种记录载入传主的传文之中。大学士周祖培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起,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六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各三次。大学士祁隽藻自道光七年(1827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历充拔贡会考阅卷大臣一次,复试宗室举人阅卷大臣四次,复试顺天举人阅卷大臣二次,补行复试顺天等省阅卷大臣五次,复试新贡士阅卷大臣五次,殿试读卷官一次,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七次,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二次,考试试差阅卷大臣二次,考试汉御史阅卷大臣三次。其他屡司文柄的大学士朱风标、贾桢等人的传记中,都有同类记载。


师生关系,虽然以道相传,但当科举考试变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后,师生关系却成了一种私人关系,似乎录取也成了私相授受的事情。门生仕途发达与否,似乎关系到老师的颜面的光彩。门生对老师的尊敬、爱戴、感激,更多是私人成分,它成了官场网络的经纬线之一种。


翁同龢每年春节,奔波于东城、西城拜年,其中不少是老师。他当了同治、光绪的师傅之后,年年仍上门拜年。老师、师母生日,同门门生一起拜寿,老师、师母的丧事,门生是治表重要成员。翁氏日记中此类记载反映师生关系是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曾国藩幕府盛况,当时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氏幕府,集天下俊彦之士达83人,薛氏本人尚未列入,后世者学有的统计则超过薛氏的统计数字。80余人中,后来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者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还有科学技术专家如徐寿、左衡芳、李善兰等。拥有这些人才组成的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的成功是不难理解的。


人们留意于曾国藩鉴识、使用、培植人才的气度、方法,是很自然的。幕僚制度本身的演变,倒是值得探究的。幕僚古已有之,在汉代就见于记载。官僚们为要办理朝廷赋予的各项事宜,又没有相应的官派人员,就自辟幕僚,帮助处理。幕僚与幕主关系比较自由,他们不是隶属关系,幕僚去留自主,幕主采纳意见则留,否则就去而他就,曾氏幕僚人物也有这种情况。在祁门大营,当军事最困难的时候,幕府人数寥寥,曾氏也只得听之任之。


到清末,曾国藩幕府时传统幕僚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参加曾国藩幕府的,固然不乏古典色彩,但入幕之宾中,很多是翰林,或者是朝廷正式官员,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在镇压太平军的特殊时期,曾国藩以书生将兵,异军突起,许多秀才、贡生出身人员闻风影从。另一方面,许多人随幕曾氏多年,随着军事胜利,被曾国藩推荐保举赏以官职,有的成了方面大员,有的仍留在幕中,就不再是传统的幕主宾僚关系,已有隶属的色彩了。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人,多系曾国藩保举或应朝廷咨询而由曾氏推荐的。


幕僚是以此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既然可由曾氏保荐进入仕途,独立做官,又何乐而不为呢?著名的心腹幕僚赵烈文,以诸生应聘入幕十余年,同治八年 (1860年)做了磁州知州。曾国藩空手起家,当然需要网罗各种人才,在血火交织的枪林弹雨中,只能容纳真才实学甘苦与共的人才,蠢才庸懦之辈,投机取巧的是很少参与胜败难卜的军旅生涯的。


水涨船高,随着曾国藩地位声名的飞腾,入幕之宾,也一个个青云直上, 督抚提镇,尚侍藩臬,遍及天下。湘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大网形成了,幕僚们感戴荐主、幕主曾文正公。生前身后,歌功颂德,曾氏声名之隆,与此大有关系。


湘系集团的崛起,幕僚的衍化,也与朝廷的扶植密不可分。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胤禛在三月给吏部的上谕中就说,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晚清各帝既没有给督抚衙门增加编制,幕僚的延聘也只能听凭古老传统。批准曾氏的举荐,授予幕僚官职,则是出自朝廷的权柄。官场的“官系网”织成,朝廷也是织工。


左宗棠


同治九年(1870 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按照朝廷意旨,以息事宁人手法,处分了天津有关官吏和百姓,对法国则委曲求全。朝中弹章纷纭,众口交诟。北京湖广会馆,把曾国藩写的匾额拆除焚毁。表示了以曾氏为羞的姿态。群谤丛集,众口铄金,曾氏愧悔无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乡党之责,或者出于乡情,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乡土观念,在社会中,在官场上,成为一种看不见的联系纽带。


曾国藩虽然因天津教案不能见容于乡党,而结成曾国藩为首领的湘系,就是靠着浓厚的乡土观念。湘军,兵源来自湖南,遍及三湘四水,以湘乡籍最多,人们以“湘军”称之,就释放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曾国潘的幕府 80余人中湘籍占1/4,作为基本阵营是不可忽视的。湘军将帅,从创始到第二代如刘坤一等,基本上都籍隶湖湘。湘军将帅随着军事发展,遍布天下,后来成为督抚提镇,由军而政,形成庞大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


乡土观念中添加了官场基因,凝聚了清末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李鸿章出于曾国藩湘军幕府,所建淮军,所成淮系,主要的士兵来源、将领幕府也都以皖籍为主。


盘踞皖北多年,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叛降无常,双方皆有封赠,但始终不离本土的苗沛霖集团,提供了乡土观念的另一种倾向。叛降数次,忠的信仰似乎不起多大作用,乡亲不以此责难,苗氏拥兵自重,在两种敌对力量之间,凭藉乡土,存在多年。乡土观念的凝聚力有时超过朝廷提倡的忠孝观念的力量,皇帝们对此不寒而栗,不时调动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是釜底抽薪的措施。


清末,两江总督习惯地成了湘系的禁脔,自曾国藩以后,左宗棠、刘坤一、曾国荃、沈葆桢等都是湘系人物。直隶总督的交椅成了李鸿章的官场专座,一坐就是20多年。当王朝把国脉朝命无可奈何的靠在地方实力派上时,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命运就不能维持多久了。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朝廷也好,官场也好,都将他看作是淮军的领袖。关于中堂脾气的传说很多,相传挨了李中堂的骂,就等于领了当官的委任状,因而部下多以挨中堂臭骂为乐事。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翰林。到19世纪70年代,不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是文华殿大学士,位居首辅的当朝一品重臣。乡梓前辈,翰苑巍科,骂一声后生小子,似乎与礼不悖。但以此为乐,则反映了派系内部维系着森严的等级辈分。时人笔记,多认为李氏引用乡亲不分良莠,是淮系衰微的原因,是他不如曾国藩的地方。


李鸿章长期任北洋大臣,却没有培植起北洋观念,袁世凯只不过任了六七年的北洋大臣却高高擎起了北洋的旗帜。“北洋将领”、“北洋陆军”、“北洋军人”、“北洋实业”等等,像商业广告一样盈盈溢耳,人人耳熟能详。袁世凯的军队,兵源多来自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数省,幕府人物也不局限于一省,颇像开放型制。但北洋观念,却成为连结这个庞大集团的津梁,一直延续到民国北洋政府的覆灭。


袁世凯不学有术,连个秀才也没考中,后来以军干禄,其手段却远超过一般科举正途出身的书生们。他用贿赂把滋禧、奕劻及宫中太监头子李莲英等买通为其所用。金兰拜盟与徐世昌、载振等成了把兄弟。他大量地保荐推举手下的将领武士、僚佐宾客升迁官职,显然是个大荐主;袁氏30多个子女的婚姻,使他与张百熙、周馥、张人骏、吴大澂、端方、孙宝琦等人都有姻娅之好。清末官场,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门当户对”,在官僚等级内部联姻,巩固了一个个官员的地位,也成了盘根错节的派系集团的感情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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