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人评价清朝客观、公正--第二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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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三、满清的倒退 满清入主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吗?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说:“不要用把已得胜的势力硬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法来造成一种(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性的表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 判断某次朝代

三、满清的倒退

满清入主中国是历史的必然吗?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亨利•托尼说:“不要用把已得胜的势力硬拖到前台和把被吞没的势力猛推到幕后的方法来造成一种(历史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性的表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

判断某次朝代的更替是否是历史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详见本书的《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笔者认为以君主的个人作为和朝廷的人事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是非常欠妥的,不科学的。我们不能以道德的标准来判定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一种倒退,同样,我们不能以君主个人的英明来判定朝廷的更替是一种进步。笔者认为,判断朝廷的更替是否是历史进步的标准应该归根结底到一点:科学技术是否有所突破和进步、生产力是否有所提高和发展。生产力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硬道理!

历史进展的历程证明了满清的入关是一种倒退。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还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而满清的建立却以生产力的大幅度破坏为代价,满清的限制火器和闭关锁国使中国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

1.[思想方面]扼杀晚明思想启蒙运动

明末封建专制制度正在走向解体和衰亡,君权开始消弱,官员内阁开始强大。有识之士在各方面都发现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西方的先进优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进,正如同西方社会经历的文艺复兴前夜。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启蒙的时代,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危害,在他们的著作中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的光芒在闪耀。黄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专制,打响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对整个封建意识形态从哲学到伦理,从治国到治学都开始反思和批判。戏曲小说都以市民喜好为标准,反映了市民意识的觉醒,这是对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反叛。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广为传播,特别受到明末先进的士大夫的欢迎,他们试图将西方传来的宗教和儒学结合,洋教中国化。东林党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结合,出了大批杰出人物。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孙元化、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形成一个“西学集团”。

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明朝时民间纷纷结社,民间议政的风气很盛。特别是有很多先进的思想政治组织“复社”。 而在满清,结社是统治阶层严厉打击的对象,大清律规定:“凡三十人聚会,一律处斩”,随后,一切非政府组织全部取缔了。残酷的文字狱政策迫使整个满清时代的文人学者只能逃避现实,投身于古籍整理,文字训诂,而丝毫不敢对现实政治有所置言。电视剧《铁尺铜牙纪晓岚》中的纪昀,四库全书的主撰者,只能埋首于枯燥的学术整理和烦琐的考证,丝毫不敢像王夫之、黄宗羲那样抨击政治和君权。

后世标榜的“乾嘉学派”是满清的主流学派,自称“汉学”而鄙薄“宋学”,追求返朴归真。其实就其研究内容来说,整理古籍研究古音古字,无可批驳,什么时间什么地方都可以,而且我也承认他们的成就,很多先秦诸子就是他们完成的注释甚至还原。但不可原谅的是,他们在研究上自造窠臼,走进极端,往往痴于一字一音的考据,迷信古训不能创新,表面上明察秋毫,实质上是逃避现实,陷入烦琐无穷的考据,了此一生。相反,对于考据之外,对于窗外之声,或自命清高而一脸憎恶,或惧于文字狱而回避不言。这对于学术研究本身贻害无尽。因此满清的学术主流汉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学术范畴,内容被形式窒息了,成为僵死的学问,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思想成为一潭死水。

值得注意的是乾嘉学派并没有随着满清的覆灭而消亡,他一直影响到至今的史学界,在当今中国的史学界,多的是学富泰山、“活图书馆”式的专家,但这些专家大都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和突破,满足于学识的积累,痴于细节的考证。与西方的历史著作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罗兹•墨菲的《亚洲史》、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大地的母亲》相比,我们当今的历史作品和火热的《百家讲坛》却依然只能津津乐道于人事上的谋略和勾心斗角,而忽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和进程或一言带过,或干脆不提。在《百家讲坛》里看不到鲁班,看不到华佗,看不到李时珍,看不到沈括,看不到徐光启,看不到王夫之,看不到黄宗羲……看不到四大发明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却只能见诸于国外著作中。笔者不得不悲哀的承认,中国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在历史观而不是研究方法上面)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了。

2.[经济方面]生产力相对停滞

现在某些专家,比如阎崇年,极力鼓吹康乾盛世的经济,以此来证明满清王朝并没有拖中国经济的后腿,把近代中国落后原因归结为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但他们只看到表面的数据,而没有看到数据背后的本质。

首先,康乾盛世时清朝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此说不假,只是清朝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一直就是世界第一。满清之前宋朝的经济总量占世界75%,明朝占45%,清朝占25%。这得归功于满清以前中国雄厚的基础,巨大的惯性作用使中国延续到康乾之时仍保持了经济总量的世界第一,但比例已开始严重下降。

其次,康乾盛世时经济的增长是朝廷更迭后的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的经济增长不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破,而是因为战争和饥荒后的人口恢复性增长(详见本书中《独立的中国文明》第二节《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性》)。这一点与宋朝和明朝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发展和突破而引起的突破性的经济增长有着根本的不同。

康乾盛世时的经济总量始终没有超过明朝。满清收支在嘉道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基本是不变的,地丁 3000万,耗羡 460万,以及其他共计4800万两白银。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田赋所载, 顺治十六年(1659)中国耕地总数是五百四十九万顷,康熙二十四年增长到六百八十三万,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万。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万,而明末崇祯时就有田七百八十三万(翦伯赞),数字刚接近明末土地数字。可见康雍乾生产恢复是缓慢的,过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最高的是嘉庆十七年为七百九十一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七、八万顷,以后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万。封建经济在停滞中。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停滞的却是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众所周知,每当改朝换代之际,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人口急剧减少,远低于前一王朝的高峰数字,明清之际也是这样。据目前的一般估计,晚明时期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口在北宋时期就已经达到一亿,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明朝二百多年人口增长的规模实际并不大)。自西汉武帝中国人口达到五千万以来,历代兴衰战乱,人口总在三四千万和一亿上下徘徊。然而这个变化曲线在清朝被打破了。从顺治初年人口凋敝(四川是最突出,也历来最不可解的一个例子)到乾隆后期超过三亿,中国人口最后在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这一增长速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康乾盛世的经济增长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性的人口数量的增长。是庞大的人口基数撑起了所谓经济总量第一的“康乾盛世”,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了。所以在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眼里,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泥足巨人”。

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明清两朝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明末时的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里说:“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士兵拿着生锈的大刀……军队象叫花子一样衣衫褴褛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这个帝国必将是野蛮、落后的”。

最后,满清王朝的经济比例非常不合理,经济增长都来自于农业,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业极为发达,而明朝则有进一步发展,铁产量为北宋的两倍半,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到了17世纪当时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但是到了清,政府严禁采矿,冶金业从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为纺织品的主流产品。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于闭关锁国在鸦片战争前的对外贸易远远低于明代。

明末的工商业已经很发达,正如一些史学家所言,已经形成一种气候,酝酿出一种"资本主义萌芽"。采矿业早已不是星星之火,从一些史书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在明朝除那些金银铜铁之类的矿产得到开发外,明的采矿业早已多处开花。"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我们从于谦的诗里就知道,至少早在十五世纪就已经开始了烧用石灰。例子比比皆是,就说采煤,明朝时不少王公大臣家里已经开始烧煤。比如故宫后面的那个"煤山"就是皇宫里烧过的煤渣运到皇宫的后面,日积成山,故称"煤山"。明朝时不光已经烧煤,不光使用石灰,景德镇磁窑的生产早已在全世界名闻遐迩,其生产规模和用工制度也已较前朝有了质的变化――大批量地供应全国乃至国外,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事这一行业,只是质量的要求更高、技工的分工更细。另外在造船业上,明朝一直很发达,航海贸易和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在军事上,火炮已较为广泛地运用。努尔哈赤就是在宁远之战中为炮火击伤致死的。崇祯十年的1637年,江西举人宋应星著成《天工开物》。该书三卷十八篇,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天工开物》一书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其至少预示着一种当时社会的工商氛围,预示着社会即将迎来工商业快速度发展的一种转机。

3. [科学技术方面]科学技术大幅度倒退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明朝的文人政府阶层心胸是开放的,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一直抱着欢迎和学习的态度,海上军事力量很强大。李约瑟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当时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装备已经很先进了,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这在当时是非常现代化的装备。

很多中国人都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只知道制造爆竹,不去发展军火,甚至以为这是我们民族传统的弱点(详见本书的《有必要澄清的历史误解》),事实并非这样。火药武器,或简称为火器,在中国的发展,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蒙古人和满族人的入侵时常中断了中国火器的发展进程。以笔者之见,古代中国火器发展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段为从唐末发明火药到元初,大约三百五十年,在中国这个发明沃土中,火器的发展以发明和创新为主要特征,这阶段的后期,火药及火器通过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朝到清康熙中期,中国发展火器的主要特征是仿制和缓慢地发展,这段时间大约三百多年;第三段是从康熙中叶起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其特征则是停滞和倒退,连仿制新武器也停止了;最后一段则是从恭亲王奕欣、李鸿章、左宗棠等搞洋务运动,创立中国军火工业算起,又开始了仿制和缓慢地发展。粗略地说, 从康熙朝中期开始,在一百多年中,新型火器在中国得不到发展,甚至倒退。说在这段时期我们中国人只会用火药去制造爆竹,是可以的。

关于第一阶段这里就不说了。因为在火药传到欧州之前,任何的突破和进展当然都只能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关于火器在中国的发展,有兴趣的请参看网上作品《中国古代火器发展概论》)

⑴明朝及清初火器在仿制中发展

明朝皇帝对于在军队中推广使用火器是重视的。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规定,在军队中按百分之十的比例配备火铳。在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帝时,就组建了以火器为主的神机营。据记载,在明朝中后期,十万京军中,已经有六万属火器部队,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不低的比例。在明朝万历年间,朝廷下令兵仗局在三年中仿制佛朗机炮3400门,小铜佛朗机铳50支,铸造大将军炮、二将军炮、三将军炮各数十门,神炮六百多门,神铳一千五百多支,及随用的子弹、火药等,这些军火中可能多有仿制的,也可能有中国人自己改进了的。从数字上看,当时的军工业还是有相当规模的。

总的来说,在火器发展中仿造超过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比欧洲也就落后了。清初郑成功在收复台湾时曾和荷兰军队作战,先是吃了荷兰人炮火的亏,后来则用炮火击败了荷兰人;康熙中期,清朝军队曾战败俄罗斯军队,双方都使用火炮。由这些战事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即使当时中国的火炮已经较欧洲的落后,但仍可对阵,似也差的不十分大,没有质的差别。

满族在东北起兵时,并不知道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由于袁崇焕依靠火器固守宁远,努尔哈赤攻打失利后死去,满清统治者开始组织汉族工匠铸造大炮,优待投降的火炮部队。后来在和吴三桂作战中,由于吴三桂炮火力量远远超过了清军,康熙下令让传教士南怀仁铸造大炮,接着也令一位汉人官吏戴梓(有关戴梓更详细的故事请看网上《康熙迫害火药武器天才的冤案》一文)制造子母炮。这都是在军事失利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事。值得注意的是制造大炮的主要力量不是外国人就是汉族人。

⑵康熙中期后停滞

是否停滞,首先可以从历史记载上看,因为,发展新武器,大规模制造火药武器,是会有所记载。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说明,在这一百多年中,清朝正规军的火器并没有什么进步。如果现代有某个部队在地下挖出了一百多年前的武器,不是拿去当古董,而是当作是作战利器,那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从康熙中叶开始,接着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皇帝当政时,在使火器停滞这一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都不再改进、发展新型火器,也不仿制国外的威力较强的火器。后来在外国侵略者武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也就不奇怪了。

⑶满清为什么要停止火器的发展

很多清史专家都以为是满清统治者保守,自大,不思变革,对新生事物的冷漠使中国错失了在技术上突飞猛进的时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没有接近事实的真相。

满清皇帝知道火器的威力的,努尔哈赤就死于火器,康熙的亲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为什么要中止火器的发展呢?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在取得战争胜利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其统治,满清皇帝多强调坚持骑射为本,这不能不妨碍火器的发展。康熙帝在谈到选拔军官时强调,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251》)。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清圣祖,242》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139》)。认为骑射是满清军力量的根本,也就是大清皇朝立国的根本,正是康熙帝不再发展火器的重要原因。康熙帝对于以围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特别重视。他强调:“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清史稿.102》在现在河北省北部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同时他还命令各省驻防官兵都要行猎习武。当然不能想象抬着大炮去围猎,这种训练演习当然还是以弓箭为武器。

制造火器绝非满族人的长处。新型的、强有力的武器的发展和仿制多是和外国人或汉族人有着不解之缘,而满族人似乎总是以旁观者或次要的角色出现的。在满清人最初建立炮兵时,监督铸造大炮的是汉族人佟养性。在《清太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次铸造大炮受奖的人员,其中有铸匠王天相、窦守信、铁匠刘计平等,全部都是汉人。接着成立了以汉族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被称为“乌真哈拉”,即重兵的意思,仍是由佟养性率领。在崇德八年(1663年),也就是清兵入关的前一年,皇太极在沈阳北郊阅兵,其队伍是这样排列的,“前列汉军炮手,次满州步兵蒙古步兵,次守城应援兵,次守城炮兵”(《清史稿.139》)。可以看出汉军炮手列在极重要的位置。后来的在和吴三桂以及和噶尔丹的战争中,先是让外国人南怀仁铸造新型火炮;后来则让戴梓研制的子母炮。由此可见,这种对于军事力量有极大影响的技术确是掌握在外国人或汉族人的手中。

很多史学家都说明朝的皇帝昏庸,但至少他们还是非常支持火器技术的发展的,或许骑射的劣势也是迫使明朝皇帝发展火器来弥补这种劣势的原因。清朝的皇帝或许多是英明神武、精明能干的(某些清史专家所言),但他们从狭隘的、自身部族的利益出发,看到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满族人一直没有能进入到新型火器制造及改进的领域,因而,对于这些英明的皇帝来说,这种强有力武器的技术秘密不能掌握在本族人的手中,将是对自身部族政权的安全利益的致命威胁。火器的效用和威力越大,对部族政权的威胁就越大。康熙是最英明的,在他手中停止了火器的发展、只强调骑射而限制火器发展是为了维持满族相对于汉族的军事优势,符合本族的安全利益。

那么为什么在康熙中期,而不是其它时期中止了火器的发展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清初时期满族人入关后立足未稳,三藩未定。从入关前到平三藩,还需要利用火器来对付汉人军队,因为三藩之一的吴三桂就有极强火炮。而当天下太平,政权稳定时,就是康熙开始限制火器的时候了。而促使康熙下定决心限制火器的导火线,很有可能和葛尔丹的战役中使用子母炮攻打蒙古骑兵有关。

子母炮的特点是发射出的不是普通铁弹或铅弹,而是发射后可爆炸的炮弹。康熙帝亲自命名为“威远将军”。据史书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曾铸威远将军炮,这就应是戴梓设计制造的子母炮。 在康熙帝亲征准格尔部的噶尔丹时,在昭莫多战役中子母炮曾大显神威。有记载说三炮打向敌营,就取得大胜。可以合理地推断,在对付以骑射为其长项的军队,子母炮弹爆炸后攻击覆盖面较大的火器会有其奇效,特别是对于没习惯这种武器的马匹,更有威摄力。既然攻击蒙古骑兵有这样效用,那么攻击满族骑兵也同样可怕,一个象康熙这样精明的皇帝,不会看不出这一点。而能够制造这样可怕的武器的却是汉人,而汉人正是康熙所最不放心的。外国人会造,但不放心时可以赶走,几亿汉人能赶到哪里去?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限制汉人发展火器,其后果就是不再发展火器!

戴梓这样一个可怕的专家,随后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流放到东北。另外,在康熙五十四年,他又下圣旨说子母炮是八旗武器,各省绿营,也就是以汉族人为主的部队是不许制造和使用的。这种能对以骑射为主的满蒙八旗有大威胁的武器,绝不许汉人军队配备(即使是在满族人控制下的),应该是英明的皇帝精心考虑后的决定。

除了子母弹,还有鸟枪。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的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的确应该限制鸟枪。只是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是对汉人的高度警惕和防范。康熙和乾隆不愧于英明神武的皇帝,他们的统治手腕的确高明。只是他们的英明决策多是出于本族利益,一家之私。这种英明的决策为他们的“家天下”带来了近三百年的江山,却将整个中华民族拖入了深重耻辱的苦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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