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后人评价清朝客观、公正--第一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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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武昌起义后人评价清朝客观、公正--第一章节

现在,清粉吹满清、电视上大辫子晃来晃去。仿佛满清真令人向往,但武昌首义将士“楚虽三户,亡清必楚”却在我心中回荡,满清这倒底是一个什么朝代,我查了一些资料现贴如下。

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士兵拿着生锈的大刀……军队象叫花子一样衣衫褴褛……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这个帝国必将是野蛮、落后的

——马戛尔尼 康乾盛世时期的英国特使

一、满清政权的性质

很多人认为满族在征服中原后被同化,满清政权制度也继承中原的制度,所以满清是传统封建中国的延续。但他们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满族在被同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对农耕的中原文明的施加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烙印很深,一直延续至今,所以继承中原制度的满清政权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变异。满清的行政机构运营特点已经与汉,唐 ,宋 ,明有着明显的不同,确切的说:满清政权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部落文化;中原封建贵族和带有明显奴隶制度痕迹的部族政权相结合的一个怪胎,而且很明显,部族政权是凌驾在一切权力之上的。

在揭示满清政权的本质之前,我想和广大金庸爱好者一起来回忆一下《鹿鼎记》第十八回里的一个情节:

行痴睁开眼来,微微一笑,说道:“辛苦你啦。回去跟你主子说,不用上五台山来扰我清修。就算来了,我也一定不见。你跟他说,要天下太平,‘永不加赋’四字,务须牢牢紧记。他能做到这四字,便是对我好,我便心中欢喜。”

韦小宝应道:“是!”

行痴探手入怀,取了一个小小包裹出来,说道:“这一部经书,去交给你的主子。跟他说: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苍生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那里去。”说着在小包上轻轻拍了一拍。

相信很多金迷朋友们都会知道这个情节发生的背景:韦小宝在清凉寺里救出行痴和尚(康熙的父亲)之后,行痴让小宝将写有“永不加赋”四个字的《四十二章经》带给康熙时所说的话。我之所以引用这一段情节,并不是为了宣扬满清统治者所谓“永不加赋”的谎言,而是因为觉得行痴说的这些话中深有含义。比如:“这一部经书,去交给你的主子”。“主子”和“奴才”的称呼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里都是很少见的,只有在满清时期才流行,这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称呼的变化,他的背后说明满清的部族政权很大程度上残留了奴隶制度的痕迹。要知道当时的韦小宝并不是寻常的地位低下的家奴,而是显要大臣。事实上,在满清王朝,除了皇室宗亲,所有大臣都不得不自称奴才!而且必须下跪磕头(宋朝时的官员都是站立上朝奏章)。行痴说的另一句话更是深具含义:“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能给中原苍生造福,那是最好。倘若天下百姓都要咱们走,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那里去”。“…顺其自然…给中原苍生造福”毋宁说是行痴的一厢情愿,倒不如说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从剿灭天地会,到大兴文字狱,到“留发不留头”,满清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手中的权力。倒是那句“…那么咱们从哪里来,就回那里去…”的无心之语透露了一个事实:满清统治者一直心系关外,并没有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的政权是对其他民族实行掠夺和榨取的寄生、殖民政权,他们随时都在准备“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金庸先生的无意之语道出了满清政权的本质,但遗憾的是即使是如金庸先生这样的大儒,也没有摆脱中国主流史学界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将皇帝的个人作为等同于朝廷的制度,以皇帝的个人能力来判断朝代的先进性、合法性和正义性。金庸先生的《鹿鼎记》就有意无意中充当了粉饰康熙的道具(关于康熙的画皮,笔者在后面的章节中将予以揭露)。但我们似乎应当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国家体制中,皇帝表现的越英明,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制度的缺失越严重。比如,当我们现在听到:经过省里、甚至中央的指示,贪官终于得以绳之予法,上访者的利益终于得到保护,农民工终于要到了自己应得的工资,等等。我们所感到的不是领导的英明,而是对制度缺失的痛心。不独金庸先生如此,很多历史专家都犯了这种错误。倒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经典而又深刻的披露了满清政权的本质。现引用如下:

“…我们依照历史现实看,像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主权,不可能操在一个人手里。若有一个人把这主权操在手,因国家太大了,他难得掌握住。故掌握政权者,一定得是集体的。譬如西方吧!神权有宗教团体支持。王权有一般贵族支持。俄国的沙皇,有许多贵族家庭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前,也有很多贵族在支持其皇权。所以皇权政治,或者把此权分掌在贵族,或者把此权分掌在军人,我们可以说,一种是贵族政权,一种是军人政权,而往往这两者间又不容易区分。因为贵族大半都是军人,军人掌权,也就成为贵族了。……以上所说,神权皇权资产阶级乃及无产阶级,只要说到政权,则全是集体来掌握。可是我们中国历史从汉代起,就不能叫皇权,因皇帝一个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也不能说它是贵族政权,因自汉代起,已没有显然的贵族。说是军人政权吗?我们也看不出汉政府以下,是由军人掌握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政权吗?中国一向没有资产阶级。所以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而在考试制度下,读书人跑入政府,也有种种规定。在制度规定上,是绝没有世袭特权的。因此中国社会上的读书人,士,只是一种流品,而不成为阶级。……现在再说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虽说是一种士人政权,也不能无变态。在中国整部历史中,除士人政权外,常有一种特殊的政权,我此刻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譬如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清两代每一个皇帝个人能掌握整个政权的。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但在表面上,则单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我们明白得这一点,才可来讲清代的制度。”

钱穆先生的理论也许过于阳春白雪,我们不妨来看看外国使者对满清王朝印象的记载,或许更能直观的看清满清政权的本质:

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

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倒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 京 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在热河,鞑靼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 

二、满清的国家政策

只有充分了解了满清部族殖民政权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满清国家政策的真正含义和用意。满清的一切国家政策:剃发留辫、文字狱、限制火器、闭关锁国等等,都是为了一个核心的目的——自身部族政权的安全利益所服务的。满清统治者运用一切能利用的手段来维护本部族的核心安全利益,其统治手段之高明远远超过蒙古甚至汉族的政权。这种高明的统治手腕对其本部族是幸运的,为满族政权赢得了近三百年的江山,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不幸的,中国这一生命力最强的古老文明,这一曾经为世界奉献了无数财富和科学发明的文明,这一开放的、活力无限的文明从此开始沉沦,中国被拖入近代屈辱史。

满族人口不过百万,比蒙古人口还要稀少,但满清为何能够成功的统治中国长达三个世纪?这与满清统治者充分吸取了蒙元的教训有着莫大的关系。

首先,在军事上,蒙古人盲目的过度扩张是蒙古大帝国迅速崩溃的直接诱因,而满清的统治者则聪明的收缩了拳头,仅仅将武力局限于传统的中国范畴,正是这种武力的收缩从军事上保证了帝国的稳定,为了保持这种军事的稳定,满清统治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一点从以领土换和平的《尼布楚条约》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整个满清时代唯一的“平等条约”。满清统治者非常清醒的认识到:相比于罗刹国的威胁,如何防范、控制汉人的反抗才是当务之急的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

终满清一朝,签订了无数的不平等条约,很多人将原因归为落后,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本质,殖民政权的本质才是根本的原因。“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宁予友邦,不予家奴”,慈禧的名言彻底抖露了殖民者的心态。对于殖民统治者而言,“友邦”的侵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家奴”的反抗,更可怕的是“友邦”有可能会扶持“家奴”来反抗;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只不过是从一家独吞变成多家分赃而已。被称为最腐败的明王朝,终期一朝,无论在何种不利的局面下都不曾签订过不平等条约。明朝的皇帝,崇祯上吊,小明王情愿被勒死也不降;而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先是投降袁世凯,然后跑到满洲当傀儡皇帝。在满清皇帝的眼里,日本人远比中国人可靠。只是不知道提倡游牧民族的“狼性精神”的姜戎先生在此作何感想。

其次,在政治上,蒙古统治者毫不掩饰,赤裸裸的将中国人划分为四个等级,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最底层的被欺压奴役的对象。蒙古人最大的失策是联合人口占绝对少数的回回人、契丹人和突厥人来统治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人,完全将汉人推到了敌对面,这无疑激化了本就非常尖锐的民族矛盾。满清统治者显然吸取了这个教训,统治手腕也远远高于蒙古统治者。满清统治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对汉族贵族和文人采取怀柔和笼络的政策。恢复科举制度,允许汉人入朝做官,打造出了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的帝国金字塔——当然满清的部族政权是位于金字塔的顶端的。显然,满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分化、瓦解了汉族贵族和文人的势力。

最后,在文化上,蒙古人一直都刻意的拒绝汉文化的渗透和影响,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教、佛教,还是***,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是中国的外国人。”而满清统治者则祭拜孔庙,修《四库全书》,将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仰慕者、倡导者。(《鹿鼎记》中康熙就任命韦小宝去祭拜关帝庙以笼络人心)满清的文化政策也分化、瓦解了汉人的文人势力,维护了政治的稳定。意味深长的是:正是蒙古与满清政策的不同导致了最终的结果也相异,蒙古人对汉族的影响较小,自身的民族特点也较大程度上得以保留;满族人对汉族的影响深远,但自身的特点也泯然消失。

“胡萝卜加大棒”,这是统治阶层的一贯政策。对于满清统治者,仅仅依靠“胡萝卜”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统治中国如此之久的。早在罗斯福之前,满清统治者就已经把“胡萝卜”的怀柔笼络和“大棒”暴力专制结合运用的炉火纯青了。

满清入关时的大屠杀

诸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乙酉纪事》《江变记略》这类笔记记载的满清暴行,大家或许都不陌生。而下面,我主要列举满清官方资料,以及第三方叙述的满清暴行。

首先,满清自己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文告:“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广州大屠杀,得到中立的第三方资料证实。意大利籍耶酥会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鞑靼战纪》中记述:“大屠杀从11月24日一直进行到12月5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荣庆等译《南明史》1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远离世俗的出家人,则记载了这次大屠杀的具体规模。《广州市宗教志》:“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屍骸,‘聚而殓之,埋其馀烬’合葬立碑.值得注意的是,广州70万人遇害这个数据,应该是由当年负责收尸的和尚们记载下来的,可是说是直接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至今还记录在广州大佛寺的网页上。

官方档案中记载如下:直隶“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顺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扬州十日的大刽子手豫亲王多铎,将屠杀中掠夺的“才貌超群汉女人一百零三”。顺治帝获得十名,摄政王多尔衮获得三名,辅政郑亲王济尔哈朗三名,肃亲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济格等各一名。(《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一九七页。)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南昌大屠杀,“妇女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所食牛豕皆沸汤微集而已。饱食湿卧,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是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广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可喜屠广州,孑遗无留;逸出城者,挤之海中。”(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南雄大屠杀,“ 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嘉定大屠杀,“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扬州大屠杀,这个就不多说了。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各地为剃发的分散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後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往,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时,“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海暴行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郑氏始末》)“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笔者对明清之际,人口变迁的一些看法,仅供参考。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当时是按人口缴税,因此人口被大量隐瞒。很多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即使说清初也存在同样的人口瞒报现象,估计满清入关后,人口的减少,最少也有5000万人(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估计)!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1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推定有几千万,遭到了满清的屠杀,是有充分依据的。满洲贵族不仅杀汉人,还杀少数民族。满清侵略中国,不仅是汉民族的民族灾难,也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民族灾难,满洲贵族在两百多年的血腥杀戮中,各族人民都倍受荼毒,连素来对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漠不关心的西南各少数族也纷纷举起抗清的义旗!汉人被杀的最惨,这自不必说,此外,满洲贵族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2.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满清的辫子,在英语中被称为“pigtail”,意思是猪尾巴。蒙元统治中国时,汉人的衣冠服制仍沿汉俗,并无改变。清军入关初准元制,明臣仍冠服如旧,上朝时分为满汉两班。当时有个明降臣叫孙之獬,山东淄川人,孙先剃发易服而出归满班,满班因其为汉人,不受;归汉班,汉人以其满装,亦不容。孙之獬羞愤上书疏略:“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犹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于是剃发令下。中国历史成王败寇,经历多次朝代更迭的汉人对于谁当皇帝反应没有太强烈。但是清朝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强硬做法出人意外地遭到了历来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对,认为剃头是莫大侮辱, “宁为束发鬼,不作剃头人!” 群起反抗,之后出现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悲剧。清建立后全国因服饰,发式而被杀的汉人不下几十万,当时在中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看到这些情景写道:“全世界象汉族这样因服饰,发式而遭屠杀的民族绝无仅有。”

对于满清的辫子,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这(辫子)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客观上说,这辫子和奴隶制度有太多密切的联系。在笔者的印象里,拖在脑后的满清辫子几乎等同古时犯人额头上的刺青,上面写的是“奴隶”二字。按常理,穿什么服饰,留什么发型和统治并无多大关系。很显然,孙之獬的上书也许是“剃发令”诱因,但满洲人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汉民族的儒家文化历来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训导。满清统治者聪明的通过“剃发令”使汉民族丧失了自尊,自信,以人格侮辱的方式使汉民族精神萎缩,脊梁不存,打掉了汉人骨子里的民族优越感,使汉人接受“满化”,削弱汉人的民族认同感,以便达到维护满洲部族统治的目的。

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之后,孙中山下“剪辫令”,下台之后的满清亲贵没有似明末汉人那样发出“头可断,辫不可剪”的“悲壮” 呼声,反倒是张勋、辜弘铭这一类以忠臣自居的汉人,“奉豭(公猪)尾为弘宝”(把大宝贝),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不肯剪辫子!两百六十几年前他们的祖先为抗拒满清辫子流血牺牲。而今他们却为保存这满清辫子捶胸顿足。他们已经把满清通过血腥屠杀强加给华夏民族的发式衣冠当成了自己原有的东西。

中国由来已久的封建文化使得民众常处于被愚弄的状态之中而自己却浑然不觉,甚至有人为束缚自身思想的桎梏辩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在习惯了做奴隶之后,一旦获得了解脱还会感觉浑身不适,恨不得立马回复到往日的状态中。正如满清末期被剃了头的臣民们痛哭流涕,纷纷高价购买假辫子充门面,以表明自己作为奴隶的忠心。

辫子已经消失很久了,但辫子的幽灵顽固得就像奴隶额上刺青的印记一样难以消除,这一点从充斥荧屏的“辫子戏”就能看出。

从电视剧的内容来看,近年来出现最多的是表现满清历朝宫廷生活的“辫子戏”。皇上、朕、皇阿玛、格格、贝勒爷、大阿哥……100年前的皇族称呼,也兴盛于民间。《太祖秘史》、《清宫风云》、《少年天子之顺治王朝》、《康熙王朝》、《康熙秘史》、《康熙微服私访记》、《雍正王朝》、《戏说乾隆》、《乾隆大帝》、《嘉庆皇帝》、《少年嘉庆》、《咸丰王朝之一帘幽梦》、《光绪皇帝》、《末代皇帝》……清朝的十几个皇帝中只有道光、同治二帝尚无专门的传记片。

毫无疑问,“辫子戏”兴盛于1990年代中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朝野上下正兴起一股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一日益狭隘化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蛊惑下,一种“盛世”妄想也风靡一时。奇怪的是,他们选择了满清王朝成为其“盛世”想象的载体。在满清历史上,流传着所谓“康乾盛世”一说(关于“康乾盛世”的画皮,将在本章后面有关章节里予以揭露),因此,影视作品中美化这一“盛世”传说的数量最多。然而,所谓“康乾盛世”,无非是在与全球文化基本隔绝的状态下,与此前的战乱时期纵向比较的结果。这种封闭的农业经济在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下,依靠庞大的人口数量积累起来的财富,并不足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球商贸时代的挑战。到18世纪中期,在西方的打击下,脆弱的满清王朝不堪一击。

“辫子戏”以一个封建王朝“家天下”可疑的兴盛,来作为整个民族的精神标榜。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经过无数“辫子戏”的讴歌美化后,被称为猪尾巴的“辫子”,由曾经的国家孱弱形象的象征,在“盛世”妄想中转化为威严和荣耀的标志,并据此而自满自足。愚昧、保守、专制的帝国属性被漂白洗刷一空,并归于遗忘。

3.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文字狱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满清的文字狱与以前有着本质的不同:以前的文字狱大多出于皇帝的忌讳和暴君的暴戾无常,是对个别大臣和文人的严厉处置;而满清的文字狱则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异端思想的清洗和威慑恐吓。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株连坐罪。

终满清一朝,其文字狱的密度和株连之广远远超过了以前所有朝代的总和。据统计,在清王朝 268年的统治时间里,发生了160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制造的文字狱有130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满清文字狱不仅禁止政治文化的书籍,甚至连单纯的科普读物也不能幸免,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大成的《天工开物》彻底从中国本土消失,直到数百年后满清灭亡之后才能见诸于国外的译本!

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不闻窗外之事,其实与世无益。

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满清文字狱处治之残酷、杀戮之凶残,流毒之深广,都是空前绝后的!文字狱对禁锢思想,抑制各种学术发展,扼杀人才,培养奴才,对民族精神的摧残的影响都极为深远。

4.欲灭其国,先去其史

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满清统治者深知“欲灭其国,先去其史”的道理。他们聪明的通过纂改史书的内容来达到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作为人数居于绝对少数的异族政权,满清统治者通过纂改古书的内容来诋毁、扭曲汉人王朝,特别是前朝的明王朝来否定汉人的政权,以显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四库全书》,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书目禁毁,超过七十万部的图书被焚毁,还牵扯出无数的文字冤狱。

纂改史书的效果很有成效,他成功的蒙蔽了世人长达数世纪,并且一直影响至今。比如:它使中国人相信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因为明王朝的腐败,而不是因为清朝的部族政权;它使中国人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中国的糟粕,应当予以否定;它使中国人忘记了尚武精神,以为汉人自古以来就很懦弱;它使中国人相信《狼图腾》的理论,认为懦弱的汉人就应该被游牧民族统治;它使中国人错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闭关锁国的,而忘记了丝绸之路的兴旺和航海贸易的繁荣;它使中国人错认为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技术,心安理得的坐着德国汽车,携着日本相机,拿着韩国手机,而忘记了从汉帝国到明王朝的两千年里以来,中国一直更多的是技术发明的捐献者而不是受益者!(培根语)(详见本书的《游牧民族的第三次入侵——突厥和蒙古的侵略》第七小节《突厥人和蒙古人侵略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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