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统治时期台湾人眼中的抗日战争

台湾人的“喉咙”失声当时有反省力的台籍知识份子,对日人蓄意发动的这场“与祖国间的战争”,其心情是相当无奈的。“包羞忍辱、草间偷活的心情,和装聋作痴、委曲求全的苦衷,若非身历其境的人,不容易体会到,”当时也是新民报编辑的叶荣钟在他的回忆文中写道:“无地可容人痛哭,有时须忍泪欢呼,”他说,有时这种矛盾真要把人活活气死。

当时,新民报的确是台籍士绅很依赖的一份报纸,“要看战情,去图书馆看日日新报;要纾解苦闷,看新民报,”日据时代新文学健将,如今已七十岁的王昶雄指出,新民报真正能反映“台湾人的心情”。遗憾的是,这类代表台湾人心声的言论,随着战局的日益开展,日渐受到箝制。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当局为了强化“皇民化”政策,限令全岛报纸一律废止中文,新民报逐渐丧失发言的空间;一九四一年,日本发动珍珠港事变前,新民报又被改为“兴南新闻”,“一切均在军事掌控之下,谈不到自由,更没什么民族思想可言,”杨肇嘉的回忆录指出,台湾人的喉咙,至此逐渐“失声”。严惩的圣战?殖民地政府对人民的宣传,除收音机、报纸之外,利用影片在街坊、学校等处巡回放映也是重要管道。几年前,国家电影资料馆积极寻找这类影片,在已故导演何基明的带领下,在台中县一所国小的仓库内,找到了一批摄制于一九四○年左右的宣传影片,其中有大量关于卢沟桥、八一三事变,和占领南京的影像纪录。“七七卢沟桥事变”,老一辈台籍人士称“支那事变”,是中国对日作战的开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藉口搜查失踪士兵,袭击宛平县,驻军奋起反抗。中国历史教科书上耳熟能详的说法,到了日本宣传片中,成了另一套。《膺惩(严惩)的圣战》,影片一开头的几个大字,明白地表现日本人对“七七事变”的观点。影片的内容指出,日方出兵是因为在卢沟桥上,中国人对其“非法射击”,日军一忍再忍,要求中国军遵守停战协定,但中国片面毁约,于是皇军决定“严惩”中国,不一会儿功夫即占领了宛平等地。画面中,化为废墟的宛平县城、高举白旗的廿九军部队(标题:中国军见苗头不对而溃逃)、光荣入北平城的皇军……,一幕幕画面闪过,呈现的是完全日方的观点。

在日本人的宣传影片中,日本军无论酣战多久,画面中出现的永远是“服装整齐、神态自若,将官则指挥若定的样子”,日军既拥有强大火力,又英气焕发,掳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总之日军形象是英勇、美好的;反之,中国兵则老打败仗、无能的;日军进城时,各国侨民及中国市民是“感激至极,留下欢喜的眼泪”。说穿了全是谎话由朝日、每日新闻等媒体制作的这一系列影带,对于发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南京沦陷也有着墨。但有别于中国人知道的“中国军严守上海,从八月恶战到十一月,日方仍未能打下的‘淞沪会战’”,日方的影片,仅以“战火蔓延至上海,我军奋战”、“壮烈成仁的我军海军航空部队”,两个画面草草带过。而对于日方攻略南京时,滥杀中国三十万人民的景况,影片一个画面也没有;仅以“指挥官劝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着是“南京光华门上日军军旗飘扬”,来表现日军占领南京城的胜利。

这类的影片对当时人的影响如何?五十多岁的台南籍李秀记得,她念小学时曾看过这样的影片,“大家都对日军的英勇十分佩服,”她说,对中国兵的无能也印象深刻,她还记得当时在学校常玩两军打仗的游戏,输的人常被称“支那兵”,意思是没用的人。而客籍小说家钟肇政的小说《怒涛》中讲到当时台籍少女对日籍军官的钦慕,与这样的宣传形象或有关系。

与影片的观点相仿,当时的《台湾日日新报》大量新闻重点无非说明:在中国军的挑衅、阻挠,及中国人民“侮日、抗日”的行为下,日本人不得不出兵。“说穿了全是谎话,”林衡道回忆,当时台人接收到的讯息约略是:“中国贫穷落后,日本系为了拯救中国、保卫东亚的和平而战。而东亚一方面有英美势力插足,一方面苏俄从北边到中国大陆,若无日本出面,就没有别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国,一方面也是‘防共’,”林衡道说,“‘代天打不义’,当时教唱的军歌如是说。”台湾人上战场至于这样的说法,大家相不相信?当时担任小学老师的方坤邕指出,许多人心知肚明,其实知道日军一意蛮干,但也无可奈何。

“有时在学校,几个台籍老师私下会嘀咕,‘中国的落后腐败,干日本人何事?’但随即警觉到,这些话少说为妙,于是又噤声不语,”方坤邕说。台湾人怀疑日本出兵的动机,对宣传动辄形容的英勇战绩,也非全然相信。叶荣钟的回忆提到,当时电台每天播大陆的战况,重要的战果均以“大本营发表”为号召,先用军乐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报。当时主持台语广播的詹姓台人,惯用一句“撼的碎盐盐”(炸得粉碎),来形容中国军被炸的惨状。“有一天,有一个乡下老翁在一间店头停脚听广播,当时詹某又再吹其‘碎盐盐’战果,那老翁听得碍耳,于是破口大骂:‘干尔娘,人家的飞机都是黄麻骨缚成的吗?’于是悻悻然地离去,”叶荣钟写道。卢沟桥事变之后,战火烧到上海,跟随着战事吃紧,台湾人民也开始被动员。街上出现了如奉公会(战时日本动员台人的基层组织)的会员,劝说过往妇人缝“千人针”(类似护身符,让战士带出去保平安);跟日本人一样,一些台湾人也被征调入伍。

《台湾连翘》中写道,“有些战士在光荣声中入伍,随即重伤或死亡的消息传来,台湾人才发现,向来藐视中国军队说‘支那兵!支那兵’,事实上好像不是那么不堪一击!”。而当时,也有台湾人组成“台湾义勇队”参加抗日,主要成员是不愿被日人统治、移居到大陆的台湾子弟,以台北县人李友邦为队长,后期还有自日军军营中投诚而来的台湾人。他们陆续加入,人数最多时达七百多人。由于熟谙日语,他们时常协助刺探军情、询问日俘等工作,另一主要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曾成立四个台湾医院”。

但是这一类的讯息,当时台湾的人却无从得知。报导刺激战情?在战情升高时,当时《日日新报》更经常发“号外”、加印以战争照片为主的版面。翻开报纸,持枪挺立在战马之上的骑兵队,驻扎在战地的营房、军士,与敌方谈判的日军将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些图片仍极尽煽情之能事。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其时日本本土媒体大多已成商业化报纸,为了刺激销路,纷纷以战争照片、前线记事,来刻意夸张战争的惨况,夸耀日军的英勇,甚或有意纵容可能恶化中日关系的报导,并未让日本国民了解战争的本质,或是检讨日本对华政策。

这也是促成战争在无人监督下,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殖民地媒体由军方管辖,其景况更无转寰余地。煽情与昂奋成了战争报导的主流,与日本军方的意识同步,《台湾日日新报》成了军方最得力的宣传助手。教“皇民”认识战争殖民地的宣传管道,除仰赖军方掌控的媒体外,还包括当时已具规模的民间动员系统如在乡里素孚声望的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员(乡镇公所办事员)等。这些政令宣导员家中,除日文报纸、收音机外,也会有一些宣传单、小册等宣传品。

宜兰县史馆最近搜集到一本名为《皇民时局教典》的宣传小本,是有关战争问题“答客问”的宣传小册,其中许多问题及回答,颇堪玩味。例如问题之一“蒋介石是何许人?”答案是:“遭英美蒙骗、背叛‘友好’日本,窜逃至重庆的‘老’中国将军。”又如一问:“汪兆铭是何许人?”答案是:他是新国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变”发生后,他即悟出“蒋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随即溜出重庆……率领中国四亿人民,协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惊讶吗?是的。这本《皇民时局教典》出版于战争后期日军已逐渐失利的一九四三年。对这两位攸关中日战争前途的重要人物介绍,与中国人脑海中熟知的“中国最高盟军统帅”、“受日本扶植的汉奸”等的形象颇有出入,《皇民时局教典》中的叙述,反映了当时日本人对蒋、汪两人塑造的形象。

对国民政府的诋毁与丑化,其实不只存在于这类宣传小册中。七七事变发生的翌年元旦,《台湾日日新报》出版贺年漫画专刊,其中“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蒋委员长被画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狸形象,靠着后头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争取支持的蒋夫人更在四格漫画中,被丑化为口口声声为了祖国做事,实际却向外国人买破飞机赚取差额,以中饱私囊的人。台南李秀指出,当时她念的小学开运动会,通常会在操场跑道前摆两个大水缸,一写着蒋介石,一写着宋美龄,让同学以石头当飞镖乱射。当时她也玩过这类游戏,并不觉得不妥,一直到光复后,她才知道,原来水缸上的“敌人”,要来当台湾人的“总统”了。马鹿不分?其实,在中日战争转折点“珍珠港事变”之后,随着美军飞机的空袭,台湾也跟着成为战场。

台湾成为战地的一个主要影响是,对日军的宣传伎俩,大家愈来愈不相信了。叶荣钟的回忆文指出,当时盟军的B29轰炸机每天九时一定飞临台湾上空,下午三时一定离去。“真是如入无人之境,既无日机迎战,亦无高射炮射击,令人替日本军部平时的壮言难过,”他形容说。蓝金兴也表示,在宜兰飞机场,当时他曾亲眼目睹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驾着一台破飞机,自杀式地去撞美军飞机,然后在空中解体。场面虽然壮烈,但也令人心惊,当时他就怀疑日军难道已到穷途末路?战后对日本的研究认为,当日军陷入长期的泥沼战以后,日本岛国可动用的资源有限,主政者须仰赖高昂的民心士气,以支撑日益见绌的局面。

于是,尽管战局已经不乐观,但战区捷报仍源源不断地来。黄冠超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关的战讯,统一由军方的大本营发表。根据统计,从第一次发表战讯,到日本战败为止的三年八个月期间,共发表了九百余条战讯。“开战后五个月内,原则上还算正确,但自一九四二年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夸大美军所受的有关战舰、潜艇、飞机、运输船等损害,相反地则缩小日军的损失。

报纸上充斥着几乎全是伪造的消息,”黄冠超表示。面对日本的宣传,台人自有因应之道。王昶雄指出,有时他们将《日日新报》的“战情”“倒着看”,朝相反的方向去解释倒也能猜个大半。比较大胆的人则偷听短波广播,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可以间谍论罪的;也有些人从当时仍来往于大陆、台湾之间的“华侨”,或从日本友人处,探听一点有别于军方宣传的讯息。但是敢公开讨论战情的并不多,即使是在南洋作战的台籍兵,因伤病返国,也因怕被以泄漏军机论罪,绝口不提战场讯息。事实上被征调去的阿兵哥,除了勇往直前打仗外,对战情发展所知也很有限。也因此当一九四五年美军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时,台湾的报纸只字未提,而当日本宣布战败准备投降,天皇玉音放送诏书,努力说着“奋战”、“一意一心”时,还有些台人以为又是鼓吹“圣战”的老调,而将收音机关掉。当时著名律师陈逸松回忆录上记录着这样一个“看似荒谬”的战败历程。而这个广播之后,“战败国”的子民,在一夜之间成了“战胜国”。当年种种,至今回忆起来,许多台籍老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觉。套一句台籍日本兵陈金堂的话,“当年,真是‘马鹿’(日本语,憨呆之意),连自己是马还是鹿都分不清楚!”他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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