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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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大决策对历史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示出来。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进程,我们深深感到,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就是这样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伴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军果断地把战略指导思想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应急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改革开放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必将继续对国家和军队的长远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科学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决策


“观水视其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世界动荡不安的年代,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诸多因素不断增长的年代。邓小平同志从战略高度深入考察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观点。据此,在1985年军委扩大会上,中央军委果断做出军队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重大决定。


“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是邓小平同志科学分析时代主题,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变化大势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他认为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但是,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同时苏美双方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所以,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进入90年代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与对抗结束。美国虽然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实力相对下降,无力称霸世界。俄国、日本或欧洲虽然是不可轻视的力量,但一时还不能同美国抗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综合国力逐步增强,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这种多极力量竞争共处的趋势,已成为形成新国际格局的基础,使和平的力量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在世界和平因素增长的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一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增长,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连年不断。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强调对局部战争绝不能放松警惕的同时,也反复强调“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而反对霸权主义,不仅表现在军事上,也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上。邓小平同志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所以,要充分利用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的和平时期,大力加强我军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建设,为保证祖国的和平发展与安全,为维护世界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为新时期军事战略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军事战略思想,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胡锦涛主席深刻洞察国际国内发展大势,科学判断新世纪新阶段国家发展和军队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从而,使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更加丰富,更有利于国家和军队的长远建设,更符合维护世界和平的时代要求。

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战略作用


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历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检验,充分证明是关系国家和军队前途命运的科学战略决策。


一是坚持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开创了经济军事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我们国家从战争年代一切为了前线,到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应急状态,军事斗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大局,是由这个时期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战争年代,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是国家的主要矛盾,所以夺取战争的胜利就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和大局,各行各业都为夺取战争胜利服务。应急或临战状态的国家经济建设虽然不同于战争年代,但很大程度上也受这种军事斗争准备的左右,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随着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党积极探索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路子,把军队建设纳入国家总体建设规划,保持比较合理的国防投入,寓强军于强国富民之中,使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得到协调发展。


二是坚持质量建军方针,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过程中,我党不仅规定了军队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任务的方针。其核心就是注重质量建军,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此,1985年中央军委果断做出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决定,使我军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标迈开了决定性的一步。在新时期军队建设战略方针指引下,我军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步入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跨越式发展新阶段。


三是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与和平外交政策,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维护祖国统一与世界和平做出了新贡献。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我军新时期战略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国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尤其在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想。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地区和平,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坚决与“台独”势力作斗争,积极维护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对军队战略决策的宝贵启迪


回顾过去是为了开拓未来。研究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这一重大科学决策,是为了以此为鉴,提高我们的科学决策水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推进我们的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战略决策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创新。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科学决策,正是坚持我党的思想路线,彻底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的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理论创新的不竭动力,也是军事战略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科学决策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勇于创新的成果。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要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新趋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必须坚持继续解放思想,使我们的决策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战略决策必须善于分析形势,顾全大局、把握大局。看一个决策是否科学,首先要看它是否符合国内外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做出我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重大科学决策,关键是他具有强烈的大局观念和把握大局的能力。今天,我们正处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国家和军队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就必须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有力促进和保证国家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尤其在信息化条件下,个体与整体,局部与全局,国家与世界的联系空前紧密,决策如果只考虑局部的、暂时的利益,不考虑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就难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战略决策必须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综合,也是确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的基础。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体现。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充实,全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利益的总体要求,并为实现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提供了坚强的军事保障。只有把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军事战略决策的最高原则,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首要依据,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应当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根据国家利益的延伸和拓展,坚持适时调整军事战略,不断赋予军事战略理论新的内涵,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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