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后不反清?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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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太平天国后,曾氏军队的确曾一度独大,其部下、朋友中也曾有劝进的,如彭玉麟、王闿运等,但他以“倚天照海灯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来作答,其原因何在呢?他这样的做法是否真的损害了汉民族的利益呢?我的回答是:

1、 太平天国大乱甫定,作为一个儒家讲究“仁恕”的人物,何忍天下兵镝之余又被战火。从1851-1865年间,经过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残酷的内战,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中国人口减少了一亿一千多万人,占总人口26%,而国力严重虚耗。如再起烽火,不给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又将有多少苍生惨遭不幸。要知道,内战中主要死的都是汉人。

2、 曾氏对成功毫无把握。曾国藩能真正掌握的不过是曾国荃的部队和彭玉麟等人的水军,左、李等未必会起来响应,对一个个已自成体系的军事集团,必然会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最不可能是为别人火上取粟。如果这样,推翻满清未成,汉族势力内部先将自相残杀,这又岂是兴汉之道?不要忘记洪秀全等在金陵屁股未坐热,多少老兄弟就已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了。

3、 汉满关系在当时也逐渐演进为一种吴越同舟的关系。什么叫“吴越同舟”?也就说吴、越虽为世仇,但在惊涛骇浪中撑同一条船时,也只能先把宿仇暂放一边,最起码要控制一下竞争的烈度,否则,船翻了,大家都玩完。1840年后的中国实际已处于近代化列强的汪洋大海之中,面对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随时都有被列强吞并、蚕食的危险。如果为反满而反满,不顾本民族眼前紧迫的生存课题,这岂是为民族而谋啊?

4、 表面尊清而实际上逐步扩大汉族的权力是一种更高明的复国法。当时的中国确实是满清的殖民地,如果蒙元一样。把殖民者都赶走是一种复国法,朱元璋就是这样做的,但他最终所得也只过是恢复故土而已,而且付出了多年内战(许多战争都是在汉族军事集团内部发生的),大批生灵涂炭的代价。朱元璋时代还没有列强环伺,内战再烈也还不至于被豆剖爪分。另一种复国法是替代的方法。也就是通过逐步扩大本民族在殖民政府中的实际权力,最后取而代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也曾有过,隋代北周就是这样的方法,不过当时民族意识还没那么强而已。这种方法不需经过大的内战,还可以把整个殖民疆域保存下来,应该说是最善之策。缺点是较缓,进程也会有反复,因为殖民者岂是甘心自己的权力被逐步蚕食,必然会采取各种措施来争夺权力,这其中的关健是如何应付。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历史正是汉民族权力逐步扩大的历史,以至于到最后慈禧因义和团事件号召勤王而各地汉族督抚公然拒绝,慈禧想废皇帝也应一些督抚反对而作罢的程度。

5、晚清的军权、相当大的财权其实都已掌握在汉人手里,对这样的事实有些自己不知倒也罢了,还要斥人无知,天下还有比这更可笑之事?是的,晚清皇帝是可以决定高层人事的去留,但实际替代者还是另一个汉人,而且决定之时不能不顾及各地督抚的反应。像军权,皇帝虽有名义上的军权,但实际上淮军离开了李鸿章就指挥不灵,袁世凯的新军离开袁世凯也是指挥不动。辛亥革命之时,不是叫个贵族去指挥新军吗?可指挥得了吗?还不是得请老袁出来。老袁的时代已与曾国藩的时代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个时候汉族势力已相当强大,所以最后袁世凯通过与革命军讨价还价而最后取清而代之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曾国藩所开创的湘军事业的最后成果。当然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完全说成是清庭内部汉族实权人物的功劳,应该说是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力量与体制内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6、 湘淮军在晚清为汉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湘淮军作为汉族军事力量的存在保证了汉族已取得的权力不被反取回去。其次,湘淮军为了保持国家领土的完整,为保证汉民族的权力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左宗棠率领湘军平定西北回乱,将大批汉民从回族的屠刀下解放出来;再比如,左宗棠率湖湘子弟收复新疆,为中国,最终也是为汉民族保住了新疆的大批国土。关于晚清军政的两段话作出了很好的概括,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这一时期(晚清),政治格局的以一明显变化是地方性汉族封建势力的崛起。.....湘淮军不少人位列封疆,清朝前期由满人垄断地方督抚的局面有极大的改变。晚清的中央政权虽仍有满族贵族领衔掌权,保持着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外貌,但汉族在地方和中枢的实力增长,清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地方汉族地主势力的支持,故政治离心力显著增强,地方对中央的号令、政策推宕拖延,阳奉阴违,自行其事。

中央和地方、满族和汉族的权力消长表现在兵权和财权方面。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虽然解散,但各省仍有五十万由湘淮军演变而来的“勇营”,编组和指挥权利的总督、巡抚手里。清中央竭力“强干固本”,组织神机营,企图重建八旗武力,又加饷训练京兵,但并无实效。清廷三令五申,要求各省“裁勇节饷”,各地均以“地方不靖”、“伏莽可虑”为借口,反对抵制裁勇,致已经下放到地方的兵权不可能再收归清 中央。

兵权下移的同时,财权也在逐步下移。清代的地方财政本有一套严格的拨估、协解、奏销制度,全国的财政大权集中于户部,地方并无独立的财政。太平天国期间,清廷财穷力竭,不能发放军饷,督抚将领就地筹饷,不再受户部控制,也不能按原来的刻板则例报销。同时,收支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故财政制度陷于混乱。督抚掌握地方财政,自行分配,户部连各省收支项目和总数都不清楚,更不可能进行财政的统筹和监督。清政府再三颁布“总核天下度支”、“开源节流”的办法,但几纸命令不可能使地方把既得利益拱手奉还给清廷。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II》

而太平天国后,“‘湘人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是后四十年,两江总督非湘系将领或与湘军有关的人物莫属。自1870年起,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位居督抚之首,拥有数万新式装备的淮军,分驻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厂,国防外交,一归其经划。1860年以前,督抚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渐减少,最后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虽非尽属湘、淮系统,而湘、淮将领实奠其基。他们握有地方军政财大权,不仅为汉、满势力消长的关健,也为汉、满权力消长的关健。当然中央的一纸命令,仍可决定疆吏的去留,但事实上不能不有顾虑,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

7、 其实曾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最料到“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见曾的幕客赵烈文的著作)。但既然曾国藩选择了这样的复国道路,那么他一时表达对清王室的忠心也自在情理之中。他这样做从民族立场上看自会使他的名声蒙垢,然而,也正是他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为民族干实事的人,是可以为民族任劳任谤的人,这难道不更值得我们的钦敬吗?

8、 “辛亥革命”作为种族革命的意义是存在的,但这主要是由于清贵族倒行逆施,不甘心权力的丧失引起的,并不能说晚清社会是个清贵族把握主要权力的社会。“辛亥革命”的更意义还在于生产关系上的革命。袁世凯与孙中山之争从实际看更像是汉人强力集团之争的主导权之争,而不是维护满清之争。当然我倾向孙中山,他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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