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献忠到波尔布特——专 制魔王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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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张献忠到波尔布特——专 制魔王的发展史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360年前,明末“农民运动领袖”张献忠入川建立“大西帝国”,此后三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四川全省为之一空。张献忠在成都无法立足,北上抵抗清军,为叛徒出卖,被清肃亲王豪格所杀,部众由养子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坚持抗清斗争,转战云贵十几年,最终失败。30年前,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推翻朗诺政权,建立“民 主柬埔寨”,总书记波尔布特任总理。同样在短短三四年间,推行腥风血雨的“兵营共产主义”,取消货币,驱赶市民下乡,取缔市场,搞大锅饭,清除知识分

从张献忠到波尔布特——专 制魔王的发展史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360年前,明末“农民运动领袖”张献忠入川建立“大西帝国”,此后三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四川全省为之一空。张献忠在成都无法立足,北上抵抗清军,为叛徒出卖,被清肃亲王豪格所杀,部众由养子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坚持抗清斗争,转战云贵十几年,最终失败。30年前,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推翻朗诺政权,建立“民 主柬埔寨”,总书记波尔布特任总理。同样在短短三四年间,推行腥风血雨的“兵营共产主义”,取消货币,驱赶市民下乡,取缔市场,搞大锅饭,清除知识分子,乃至内部肃反,铲除异己,杀戮华侨,吞噬了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部下韩桑林,洪森实在看不下去,叛逃越南,从越南引来救兵,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波尔布特重回山里打游击。1998年,众叛亲离的波尔布特孤独地死于“同志”们关他的牢笼,红色高棉向洪森政府投诚,结束了数十年的战乱。且不论柬埔寨目前对红色高棉领导人农谢,英萨利,乔森潘的审判将会有何结果,“红色高棉”都已成为国际共运史上血腥恐怖的一页被永远铭记。现在有人替张献忠,波尔布特叫屈,说他们是被满清,越南诬陷的。但是铁证如山,白骨累累的成都万人坑和S-21杀人场都见证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如果仅仅是道义上的谴责,或者是归因于“上天降祸”,都失之肤浅。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当初口口声声“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领袖,在带领群众推翻暴政之后却迅速转化到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更加暴虐残忍的的独裁者?为什么那么多暴力革命都是从反抗一个人的专 制开始,却以另一个人的专 制结束?难道他们天生就是凶残酷虐的屠夫和暴君吗?张献忠本是一个明朝的捕快和边兵,在军队中受尽凌辱迫害混不下去才投入造反大军,最终成为统兵百万的大“流寇”。波尔布特早年留学巴黎,照片上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手上沾满上百万人民鲜血的独夫民贼。造成他们如此大的转变的动力是什么?

还在红色高棉上台之前,“拆下肋骨当火把”的思想先觉者顾准就有了答案: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 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 主, 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 这是可悲的。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 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我不知道张献忠是怎么想的,但波尔布特确实是受中国“文革”的极大影响,将毛泽东的肃反整风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文革经验全都学去,在自己的国家实践“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想要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建立人间天国。结果南辕北辙,天国变地狱。

更进一步,英国的奥威尔和中国的陈独秀在四十年代就认识到民 主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在“一切动物一律平等”的动物庄园里,不受约束的领导者很快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庄园的原则也变成“一切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在革命胜利后的大洋国中,“老大哥”现代化的极权主义令人窒息,令人绝望,令人无路可逃。陈独秀痛定思痛,指出:“没有民 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即使是先知圣哲般的革命领袖,其权力如不受制约,同样会蜕化为专 制暴君。

在“大西国”和“民 主柬埔寨”的历史上,最让人痛心的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自相残杀。推背图预言天京事变:“太平时,王杀王”。太平天国其实不是亡于清军,而是亡于内讧。同样在大西和红色高棉政权,亲痛仇快的内部“肃反”一再发生。张献忠从成都撤退之时,下令屠杀军队中的四川籍战士,将其肉腌制成口粮。大西军的几十万官兵,没有任何迟疑地将屠刀砍向朝夕相处的战友。直到1998年红色高棉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波尔布特还怀疑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叛降政府,屠杀了宋成全家。此举激起红色高棉官兵的强烈反抗,波尔布特的生命也走到尽头。这些人间惨剧,同样可以用顾准,陈独秀的观点解释。那些革命领袖心中,什么亲情友情统统要让位于“革命理想”和“终极目的”,谁阻碍了自己的专政道路,谁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一件大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和对“终极目的”的狂热追求,让革命领袖们逐渐丧失人性,走火入魔,以革命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而至死不悟。

由此我想到了现代的堂吉诃德切·格瓦拉。有人说,格瓦拉如果革命成功,会是另一个波尔布特。所以,革命未成身先死,既是他的不幸,也是玻利维亚的幸运。堂吉诃德一生追求的“骑士道”,到头来不过是镜花水月。他的心上人杜尔西尼亚小姐,却是个丑陋粗壮的村妇。但是革命的过程就是一次酣畅淋漓的仗义行侠,过程远比结果重要。如今,切·格瓦拉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符号,而波尔布特作为他的“完成式”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公平不公平,也难以说清了。阿尔巴尼亚前领导人阿利雅早年追随霍查,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为民族解放出生入死,建立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后又目睹了霍查闭关锁国,屠戮异己,反帝反修,搞政治运动的一幕幕活剧,接了霍查的班6年,就在东欧剧变的浪潮中被逼下台,锒铛入狱。阿利雅现在已是垂垂老矣,不知他对自己起伏跌宕的一生有何感慨。对于波尔布特,格瓦拉,阿利雅来言,他们理想的失败无疑是一出悲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果他们血的教训能够警醒世人,从而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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