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模式向华盛顿模式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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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北京模式向华盛顿模式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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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来,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参众两院、总统及两党总统候选人齐集国会山,苦心孤脂地寻找救市之道。初步协议7000亿美元注资华尔街,并赋予财长亨利.保尔森广泛权力,组织政府大规模救市行动。这被认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美国政府对私有经济最大规模的干预行动。


目前危机的核心是整个金融系统的资本紧缺。1929年的大萧条是由于没有最后的买主引起的。而今,《华尔街日报》调侃说,拥有美国6500亿美元债券的共产党中国,能作为“最后的买主”吗?看来布什政府动用如此巨额的国库用于救市,还是想维护一个超级大囯的信誉的。除此,今后政府对华尔街的监管必须加强;美国的金融创新太超前了、新金融产品广泛使用,企业个人都大举借债,进行高风险交易,但监管没有跟上,这就使泡沫不断膨胀,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商务部高级官员达维德.罗特科普夫说,世界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他说:“这是一个分水岭。这是25年的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终结,‘把它交给市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那已经结束了--画上了句号。”


中国《参考消息》不失时机地转载了“华盛顿模式”不灵了文章,很有自信地说“北京模式”将登上世界舞台。这就是吉姆.洛贝撰文认为美国几家知名金融机构的相继破产和国有化,证实了这种预言。他并提醒人们: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国领导人对此的反应并非完全都是同情,他们似乎一致认为,美国财政部采取的激烈措施,标志着华盛顿倡导的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热心地在外国推销这种模式。不断敦促中国开放竞争和现代的借贷手段。可华尔街几大投资银行倒闭标志过度举债经营时代的结束。多年来,有关方面一直听任投行冒过度风险,赚取高额利润:解除管制和金融创新一直在自由企业这面大旗下得到捍卫,而自由企业称得上美国20年来对世界最大的文化输出。


又说,现在美国自己正建议祭出总额达7000亿美元之巨的大手笔来拯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华盛顿很难再绷着脸孔说,亚洲应当停止干预经济、把工作交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完成。


设在华盛顿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更为直截了当:“我认为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拉美、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人大概会尝试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完全不同的中国模式。”


然而他们不知道布什的救市猛药,正说明资本主义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批判检讨、克服弊端的吗?动用行政手段和国家干预经济更不是布什政府的发明。欧洲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并不希罕。英国等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就比较完善,所以华尔街的这次风暴冲击并不让它们手忙脚乱。


经济学家罗兹说,我们一定要重振信心。我们认为,对于7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我们把它叫做第二次RTC(金融重建基金),也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采用过的措施。救援计划现在已经浮出了水面,在华盛顿进行争论,我们认为这一计划需要尽快获得批准。我们看到对金融机构会有更加严格的监管,但我希望这是聪明的监管,而不是扼杀创新的监管。


那末,“北京模式”比“华盛顿模式”得时了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北京模式”?简言之,权贵市场经济加一党专政。由于政治和经济垄断性,可以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不妨称之为“举国体制”。


告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以来,老谋深算的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副产品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他并没着眼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尽管今天胡温提出全面发展,“和谐社会”,要求各方面的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保持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否定某一地区的突出增长。可持续就是指必须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否定可能带来环境、能源问题恶化和贫富悬殊的增长模式。然而这些年来并没有摆脱权贵阶层左右政经的局面。以官商官学联姻的权贵阶层继续与民争利,更谈不上让利于民。


这些数据很能反映“北京模式”的面貌:


由于法律没能给农民的土地财产以充分的保护,致使强征和乱用土地的事情时有发生,估计全国有近5000万农民因此失去了土地。开发房地产出了一批批亿万富豪。


农村中,有1.8亿人进入城市和乡镇企业打工,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劳动,剩下的3.1亿人继续务农。但是从目前的耕地面积计算,所需的劳动力仅为1.7亿人,也就是说农村现在拥有1.4亿之多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工每月工资平均不到一千元。东部沿海地区创造的上万亿的经济成果完全落入官商联姻与官学勾搭的权贵们手里,他们占尽了城市公共设施、形象工程与行政服务的风光,而无法惠及绝大多数无权势的人。


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作为出口产业中坚力量,一直以来都得益于在恶劣劳动环境下工作且工资成本低廉的打工者。如今支撑中国出口的正是“北京模式”下诞生的成本竞争力。随着消费大国—美国进口乏力与原材料日益紧缺而涨价,这种竞争优势已明显减弱。近十万家的中小企业已经停产或倒闭。国家在通货膨胀风险并未消除的情况下,降低了贷款利息,以解救更多中小企业的困境。国家要求它们利用这笔低息贷款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新产品,开拓国内市场,摆脱对外贸的依赖。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至于要求素质普遍平庸的中小企业产业创新,多半也是缘木求鱼。何况整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多半靠引进人才和高价收买。


这种发展模式尤为导致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消耗过度,生态负荷力——土地、水、空气——达到临界状态。只顾一面不顾及其余的举国体制地发展经济、大兴各地的城市形象工程,正在破坏13亿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束缚他们消费能力,以至损害他们的健康。中国的环境状况尤为令人沮丧: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50座城市有31座在中国。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之首。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中国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居美国之后。中国已陷入了无可争议的经济衰退;不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不采取猛药根治垄断特权滋生的腐败与社会不公,让近年来此起彼伏的群发性事件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由此可见,举国体制或集中力量办经济与装璜门面,从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触目惊心的副作用考虑,该是偃旗息鼓的时候了。


说实在,中国领导人也从未宣扬什么“北京模式”。而“向新加坡学习”倒常有所闻,新加坡的执政党廉洁、称职讲诚信,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所谓“北京模式”将统领世界舞台,这都是海内外一些浅薄文人廉价的吹喇叭抬桥子。无论是在联大发言,还是在谈论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和京奥成功举办,温家宝总理总不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句话。中国领导人希望强调的不是自身发展已形成模式,而是只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在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方面,可以发挥与主要发达国家不同的作用,能担当补充性的角色。在监管市场某些方面,也有值得英美等国借鉴的地方。


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告诫干部要有忧患意识,正基于经济片面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潜在危机的觉察。人们理解在这样一个被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糟蹋了30年的国家,改革开放之初他们面临的是一付烂摊子,不集中力量办大事,像办奧运,是不可能有此体面光鲜的。但不能张扬什么“北京模式”。《北京模式》若与垄断特权难舍难分,便会产生无可挽回的灾难。垄断权力和垄断真理,正是一个国家的致命伤!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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