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是抗战时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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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有些人力图虚构出这样一个概念,即“正面战场=国民党部队”,或曰“人民武装没有参加正面战场作战”。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可否认,抗战前期正面战场挑大梁的,的确是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部队。但请注意,小兵这里并非单纯指的“国军”(中央嫡系和地方实力派),而是包含了“各个阶层”的抗日武装,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   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一直都归为“政府军序列”,当无异议。因此,在叙述初期正面战场情况时,怎么能生硬的将前者同其他“国军”互为对立呢?更何况,一场规模空前的会战,各部队都有自己明

1、有些人力图虚构出这样一个概念,即“正面战场=国民党部队”,或曰“人民武装没有参加正面战场作战”。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可否认,抗战前期正面战场挑大梁的,的确是国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部队。但请注意,小兵这里并非单纯指的“国军”(中央嫡系和地方实力派),而是包含了“各个阶层”的抗日武装,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

抗战8年,八路军、新四军一直都归为“政府军序列”,当无异议。因此,在叙述初期正面战场情况时,怎么能生硬的将前者同其他“国军”互为对立呢?更何况,一场规模空前的会战,各部队都有自己明确的任务分工,阻击的阻击,打援的打援。在评估敌我实力强弱,分析敌我优劣长短的基础上,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选择适合本部队的作战方式,是符合打击敌人保存自己这个军事原则的,怎么能够被看作是“消极避战”呢?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刻意贬低人民武装,诬蔑其“脱离正面战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缺乏军事常识”的表现。


比如各歼敌过千的平型关大捷和广阳大捷、毁伤敌机20余架的夜袭阳明堡,以及一度切断日寇大同至忻口交通线的雁门关伏击战,还有刘伯承神机妙算的两次七亘村伏击战,都属于太原会战的一部分。这些战斗均发生在对日作战的最前沿,有的甚至是深入敌纵深。八路军的所取得的这些重大战果,理应被看作是对主防御阵地的策应与配合,当然也同样是正面战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抗战8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从未脱离”过正面战场。相反的,他们在其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可能有人会问,“那为什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人民武装在正面战场的战斗记录反倒减少了呢”。说到这儿,就涉及到了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二个概念,即“正面战场究竟应怎样定义”。


2、正面战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称谓或特定地区,它随着时间、地点、事件不断的在发生着改变。当按照某些人所坚称的“国民党军会战地域即为正面战场”来看的话,小兵发现,他们的所谓“正面战场”在空间和地域上变化实在太巨大了——先是华北和长三角地区,然后是中原、华中、华南地区,最后干脆变成了西南一隅。如果说抗战初期敌我态势比较清晰的时候,正面战场尚有一个大致轮廓的话,那么随着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与大片国土的沦丧,上述老套的“正面战场”概念显然已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难以服众了。


实际上,小兵对于过去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地区叫做“敌后战场”,一直心存置疑。在军事术语中,所谓“敌后”只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并不能准确反映当时中国大陆抗战的“复杂局面”。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地形复杂的大块头,任何侵略者包括日寇,都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夺取和保有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在被他们宣布侵占的地方,仍然会有很多山区、乡村、县镇掌握在抗日军民手中。日军相对稳定的控制区域实际上非常之狭小,且主要集中少数大城市和运输便利的交通线一带。因此,在敌我分布“犬牙交错”的中国战场上,“何为正面,又何为敌后”呢?这就需要我们找一个比较详细和科学的标准来加以确定。


我们先界定一下什么叫做“正面”。只有当面之敌为日寇及其仆从军的主力,这样的战场才称的上是“正面”战场,而不能简单的以地域来划分。否则,任谁都无法解释清楚为何当国民党军的抗日行动愈来愈消极时,他们的头顶依然还戴着副“正面战场抗日主力”的虚假光环。小兵以为,判定“是否为正面战场”,具体标准大致应有如下几条,缺一不可——日伪军的“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地域”;日伪军在这一方向或地域的“兵力配属情况”;当地抗日武装取得的“战果大小”等等。


按照这个完善后的标准来看,我们就可以比较寻觅出正面战场演变的清晰轨迹来,但请注意,这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渐进过程”。简言之,即从“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开始,到“1941年,日本“华北驻屯军组建成为兵力最雄厚”的侵华方面军(18个师团)”为转折点,正面战场“主力”最终完成了“以国民党军为主,向由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挑大梁””的历史性转变。这并非小兵我一厢情愿臆想出来的东西,而是根据当时日寇作战方针转变推断出来的——1940年底,配合准备南进和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需要,整个侵华日军的部署和作战重心,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很显然,日寇的主攻矛头直指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


接下来,就自然而然的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话题,即“正面战场作战方式之辨”。


3、某些网友常常有意无意的把“正面战场”和“会战”混为一谈。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正面战场上“必须会战次数多,单个战役取得战果大”。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我们同日寇作战不是为了赌气,而是地地道道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杀。在总体敌强我弱的情势下,注意保存部队战斗力就显得格外重要。正如一位网友撰文所说的那样,国民党官兵的浴血牺牲只能证明蒋集团的腐败无能。的确是如此,稍有些军事常识的网友都知道——只有有效保存自己,才能最大限度消灭敌人,经验老道的部队是战争中“最可宝贵的财富”。而由于高层指挥失误所导致的千万爱国将士无谓的牺牲,不但可恨,而且可耻!这是对生命的漠视,是“对民族的犯罪”!有些人埋汰人民武装是很起劲的,但我却从来没看到过他们否认当年蒙古骑兵的强悍军力。小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民武装的战术与当年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骑兵确有相似之处。


当年蒙古骑兵作战常常要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强大敌军。他们是一味冲上去玩命吗?非也。蒙古人的战术首先就是“扰”,先在远处不停的放冷箭,引诱对方出击,这就很容易造成敌军阵型的混乱;其次就是“拖”,对方一开始气势汹汹压过来的时候,蒙古人根本不和他们硬拼,而是一哄而散、拨马便走,让对方疲于奔命,待对方被拖的半死不活时,蒙古骑兵却突然集结起占绝对优势(局部)的兵力,以旋风般的速度扑向对方。依靠一个“拖”字诀,寥寥数万蒙古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征服了从蒙古大草原至多瑙河畔广阔地域间,无数的国家和民族,创造了惊人的军事奇迹。


人民武装在对敌作战中,同样特别重视“积少成多”的疲敌战。有个老鬼子兵后来就回忆说,他所在的守备小队,平均每个月要同抗日游击队作战达“40 次”之多,而且经常是己方伤亡惨重却连对方的影子都瞧不见。他还回忆说,虽然日军每次扫荡出动兵力很多,但很少有合围住八路军成建制部队的。八路军忽而分散忽而聚合,飘忽不定,可一旦日军分散兵力进剿时,八路军却会突然集结起大部队来发起猛攻,“就像地里冒出来似的”。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前,纵尔是多么凶残狡诈的侵略者,也照样会“一筹莫展”,并最终走向灭亡。


我们中国有深厚的军事文化土壤,《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都堪称世界军事思想的瑰宝。既然有老祖宗的传家宝,那为何我们还要放弃“避实击虚”而一味 “蛮力”呢?而且,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市无法统治乡村,而农村却可以包围城市。日军攻取一座座城市,除了给自己背上一个又一个“分散兵力的包袱”外,对于侵华战争本身,意义(即灭亡中国)并不是太大。


无论是以阵地战为主的大规模会战,还是遍地开花的游击战运动战,最终都要用“战果”来说话。这里所说的战果,既包括歼敌人数,更包括收复的“失地面积”。


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所有的对敌作战无论大小,都有两个明确的目的——“消灭敌人和收复失地”。以百团大战为例,八路军大小战斗1824次,歼敌2万余人。单从人数上看战果不算太大,但与此同时,八路军及华北各地抗日武装却通过此战,收复了大批国土,并将日伪军压缩进仅占华北面积10%的狭小地区(即所谓“治安区”)。另有10%的面积为人民武装的中心根据地,日军无法插手。其余80%的地区双方势力犬牙交错,处于相持状态。


电影《小兵张嘎》里抗日军民不是唱道,“1943年形势大改变”吗?的确如此,在我人民武装对敌作战的正面战场上,从1943年开始很多地区已转入局部反攻。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几次迁都,始终被日寇撵着走,自己却不能威胁到日军的“中心统治区”。反观我人民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团结整合各阶层力量,凭借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打的敌人是寝食难安、坐卧不宁。比如,日酋冈村宁次坐镇的北平城,按理说应该是日军防卫最森严的地区吧,但西山门头沟一带却掌握在八路军手里!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是,当我人民武装发起对日寇最后一战后,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迅速收复了大片国土,主力直逼京、津、沪、宁等地。


而抗战初期以国民党军为主力的几次会战,比如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虽然也取得了“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战果,但以上地区却“一个都没有保住”。不仅如此,这些地方直到日本宣布投降以前,国民党军都“未能收复”。


到了抗战后期,蒋的中央军更是远在云贵川一隅的大后方,空装备着全副精良的美械却“作壁上观”,还伺机抢夺人民武装的胜利果实!且不说在1944年,世界其它反法西斯战场捷报频传的时候,国民党军却上演了一场大溃退的窝囊事罢,单讲截至到1945年初春时,蒋委员长麾下光美械师就有36个。然而这些精锐部队却依旧对日寇“采取守势”,真真是教人匪夷所思呀。直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军的所谓“正面战场”仍然没有超越“1938年的地域”,甚至还有所减少!


“小兵牢骚:至于国民政府曾大肆吹嘘的湘西大捷,不过是击退了日军的新一轮进攻罢了,须知,此时距离日寇投降可只剩下2个月啦!为何日军都死到临头了,却还敢在国民党军队面前耍威风呢?它怎么不敢向八路军根据地再来一回“大扫荡”呢?更何况,这次被称为“日寇最后疯狂”的湘西战役,日军无论兵力、装备较之全副美械的国民党军都已处于下风,而且当时中美联合空军已完全掌握战区制空权(各类飞机1000架,还有雷达)。然而即便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国民党以26个精锐美械师30万人,对日寇的4个半二流师团仅5万人,却仍然在作战中采取守势,甚至在敌军溃逃后也没有发起全线反攻,结果,日军从哪里来还安全的退到了哪里去,中国的一寸失地都未被收复!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国民党军的伤亡竟然还大大高于日寇(20000 vs 12500)……小兵真是教蒋委员长搞的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小兵愚钝,我实在搞不清楚,一支从1938年起就龟缩西南一隅的军队,怎么会被某些人给捧上天呢?小兵要问问他们,在抗战相持和反攻阶段,拥有几百万雄厚兵力的国民党部队究竟收复了多少失地呢?既然“自诩”为“正面战场”,他们的表现又够的上“正面”吗?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讨论讨论“百团大战之后,人民抗日武装是否一直在‘小打小闹’”,省得有些人总拿这点子事嚼舌头。


4、为了消灭人民武装,单在1942年,华北地区日寇就针对我抗日军民,连续发动了多达“75次”“扫荡”。其实“扫荡”这个术语,小兵以为它就是“会战或战役”的另一种诠释,因为它的实质都是“日军向“未控制地区”发起的“大规模进攻””。


从历次大扫荡的日伪军参战兵力来看,都是“丝毫不逊色”于国民党军“会战”的——比如日本华北方面军1941年8月发起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日军竟抽调了5个独立混成旅团和3个师团的主力,以及另外2个旅团和4个师团一部,以及大量伪军和配属部队,兵力超过10万人。再比如1942年的 “五一大扫荡”,也同样是10万人的“大兵团”进攻作战。


试问,日寇舍得下这样大的“血本”来对付人民武装,莫非他们认为对方就这样难以撼动吗?要知道,他们的对面,既不是国民政府靠高价进口武器装备起来的“德械师”,也不是国民政府利用美援组建的“美械师”,而只是几十万装备低劣,被蔑称为“土八路”的抗日军民!


日寇在经历多次扫荡作战后发现,虽然一时的军事打击可以暂时削弱人民武装的力量,但我抗日根据地的“再生能力之顽强”,却实在出乎敌意料之外。就连素以狡诈著称的日酋冈村宁次都恶毒而无奈的说,“八路军如附骨之蛆,药劲一过便又迅速生长,此顽症令人头疼”。


1943年秋,强弩之末已呈颓势的日寇,又纠集重兵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发起了一次名为“铁滚扫荡”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妄图一举歼灭太行山八路军部队,结果在10月23日,由180名日军军官组成的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参观团”,被八路军129师386旅伏击,除少数几人侥幸逃脱外,全部就歼。其中少将旅团长1名,大佐级联队长6名,其余也都是中队长以上军官。这个“事故”导致日军一大批中高级军官被撤职或调离,部队士气遭到沉重打击,而“铁滚扫荡”也草草收场。更重要的是这以后,随着日军兵力的捉襟见肘,华北日寇再也无力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了。除却以上这些,日寇对我人民武装发动的从几千人-几万人不等的大中型军事行动,那简直是数不胜数。


在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仅仅两个月时间,我人民武装即歼灭(毙伤俘)日伪军“40万”人,缴获步枪24万支,轻重机枪5000多挺,各种炮1300门,攻克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而整个八年抗战时期,我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长期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6%和几乎100%的伪军,对敌作战12.5万次,共计歼灭日伪军170余万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民1.255 亿。


小兵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人民军队是中国抗战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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