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大小的比较与变化趋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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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皇权大小的比较与变化趋势问题 按照历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中国古代的皇权随时间流逝逐渐增大,专制程度日益加深,皇帝把民众装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西方王权则是随时代流转日渐缩小,终于演化为君主立宪或曰虚君共和,民众把国王装进了笼子。但是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定中国皇权是日益削弱的。甚至有人提出明朝后期文官集团架空了皇帝,再进一步就是君主立宪了。两种说法相互对立,让台下听众也疑惑,到底孰是孰非呢? 如果把皇权理解成“皇帝的权力”,把专制理解成“以一人治天下”,就是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能干的出来,则中国历史上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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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大小的比较与变化趋势问题

按照历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中国古代的皇权随时间流逝逐渐增大,专制程度日益加深,皇帝把民众装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西方王权则是随时代流转日渐缩小,终于演化为君主立宪或曰虚君共和,民众把国王装进了笼子。但是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定中国皇权是日益削弱的。甚至有人提出明朝后期文官集团架空了皇帝,再进一步就是君主立宪了。两种说法相互对立,让台下听众也疑惑,到底孰是孰非呢?

如果把皇权理解成“皇帝的权力”,把专制理解成“以一人治天下”,就是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能干的出来,则中国历史上越是靠前的皇帝似乎越专制,皇权越大。秦二世篡位之后把兄弟姐妹屠杀殆尽,干脆利索,不需要任何理由。魏晋南北朝很多暴君如后赵石虎,前秦苻生,刘宋前废帝刘义符,后废帝刘煜,南齐东昏侯萧宝卷,北齐文宣帝高洋都是杀人如麻,荒淫无耻,干出后代皇帝不敢干也不能干的很多暴行。相比之下,清雍正皇帝要杀老八老九,还要拐弯抹角费尽心机,让他们在狱中瘐毙,的确不如秦二世威风。明朝皇帝被一大堆礼制,成法,规矩捆着,连行动,睡觉的自由都没有了,上个“经筵”课还老被大学士们纠正小动作,时不时就有言官来“封驳”“谏诤”,真个成“活着的祖宗”了。

但是“皇权专制”能否就做如此说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历史学家一遍一遍地重复“皇权日益扩张”“君主专制不断加强”呢?原来他们所说的“皇权”不能简单作“皇帝权力”解,“专制”也并不是一定要君主事必躬亲,以一人治天下。“皇权”不是只有嘉靖,万历,崇祯本人,而是一种制度,一套连接着权臣,宦官,特务的庞大专政机器。皇权专制的对象主要也不是官僚集团,而是社会和人民。所谓“君主专制不断加强”是指皇权亦即皇帝代表的专政国家机器对社会,对民众的控制日益增强。加强对官僚集团的操控,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官僚集团本身也是专制政府的一部分。西欧近代所谓“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也是君主对人民对社会而言。英国民众[开始只是贵族,乡绅,高级市民]在议会中,通过法律,财政手段限制王权,把王家政府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把王家军队变成维护人民权益的军队,所谓民主宪政就是这么一回事。光荣革命确立精英民主之后,只消扩大选民范围,降低选民资格,最终实现普选,就进步到大众民主了。政治一民主化,其他的如文官考试,兵役军制,财政税收,社会福利,教育科技文化,市场经济等等制度也就随之变迁。把英国这套先进制度移植到香港,新加坡,于是成就了中共羡慕的“无民主有自由”“无自由有法治”的威权主义模式。要在十三亿人口,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照搬香港经验,是不能行之长久的。

顾准说:“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近现代经济和社会形态,并不仅仅是一定规模的商品贸易、雇佣工场生产、某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等等外在的方式,而更为关键的柱石,乃是那种使“君主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之威权(亚当·斯密语)、使“政府干涉财产的权力受到限制”(大卫·休谟语)的法权制度;是保证国民摆脱圣君贤相、大救星的“恩庇”,从而能够在“政治上发挥自由能动性,使自己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成为国家的立法者”(费希特对公民社会中,私法体系与公法体系之间必然联系的看法)的制度路径。吴思说:“‘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官本’一旦‘主义’起来,甚为蛮横,说什么便是什么,说多少便是多少,越过边界一味地自我扩张,如同李榕笔下的白员所显示的那样,官家的繁荣与商家的繁荣便直接呈现为反向关系。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一句话,学界所说的皇权专制说的都是君对民和官对民的关系,君对官如何倒是次要。这当然跟钱穆等的理解凿枘不投了。

至于时代越往后,皇帝的意志自由越小的现象,也是事出有因。秦二世之类暴君的悲惨下场,让后代君主不寒而栗。于是“稳定压倒一切”,先要保证江山永不变色,开国皇帝和大臣们就制定了谨慎严密的皇帝守则,弄出“经筵”“会推”“封驳”“谏诤”“礼制”“成法”之类,约束后代子孙,防止出现秦二世之类败家子。但是约束也不能过了头,总要以皇帝和王朝的根本利益为归宿,不能搞出个“政由宁氏祭由寡人”来。比如明朝给事中的“封驳”职权,就是朱元璋给的,为的是纠正皇帝决策失误,一般就是大的方面把把关,不能随便动用。朱元璋也授予废相后设立的四辅官和内阁大学士封驳职权,并没觉得他们的“封驳”威胁了自己的权力。研究明史的大都熟知“封驳”,也没认为说其中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意义。说起来封驳之事,汉朝就有,北魏时形成制度,宋元渐成具文,到明朝又得到恢复,清雍正将六科并入都察院,封驳制度无形中废除。后来有给事中上书乾隆要求恢复封驳,乾隆不理。大概是这爷俩对自己的决策有自信,做决定以前都和军机大臣们商议过了,不需要封驳。“封驳”和美国总统驳回国会议案还不一样,国会只要还有三分之二议员坚持原议,就仍然有效。如果两方僵持不下,还可以找最高法院裁决。大抵执行“封驳”的大臣地位越高,皇帝越重视,越容易改变决定,但是皇帝要一意孤行大臣也没办法。皇帝还可以随时换掉敢于不奉诏的官员,你不听话有人听话。西汉丞相申屠嘉封还皇帝封男宠邓通侯爵的诏书,最后被气得呕血身亡,还有几个丞相跟权臣霍光,王莽等作对,最终也挨整不轻。嘉靖皇帝登基之初内阁首辅杨廷和多次封还诏书,在“大礼议”中跟皇帝唱对台戏,最后还是嘉靖获胜,判处杨廷和斩刑,念其早年有功,免去一死,贬为庶民。说到“谏诤”,明朝言官对皇帝的谏诤很多不管用,元朝的汉族官员一劝谏,皇帝往往纳谏如流,难道是蒙古大汗比汉族皇帝更讲民主?至于“会推”,有一条动摇不得,最后决定权必须在皇帝手里,一个职位要推荐几个人选,给皇帝选择的自由。如果皇帝不满意会推结果,还可以下令重新推举,直到满意为止。明朝官员认为“刑赏予夺,人主大柄,而权不可下移矣”。如果“会推”“廷议”让皇帝变成橡皮图章祖宗牌位,那就万万不可了。总之,这些制约皇帝权力的制度,都是皇权的保险杠,安全带,说到底目的还是为皇帝好,不可能成为皇权的对立因素。身处中华帝国万里之外的法国人孟德斯鸠就看的一清二楚:在中国“人们曾经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与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去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这些“锁链”只能使皇权变得更加凶暴,哪能借此发展出一套制衡,架空皇权的宪政民主制度来?

比起大臣制约皇帝,倒是官员们的互相制约更多一些。赵匡胤设中书门下,三司,枢密院,审刑院,差遣院等,将原来的三省六部全部架空,往后全国分二十四路,每路有帅监仓漕四个长官。朱元璋设立五府六部通政司都察院,让它们分头管事,相互牵制,没有皇帝的同意,什么事也做不出。九边军镇先设总兵,又派巡抚,再设镇守太监,最后派总督,经略,督师总其事,叠床架屋,为的就是防止军权旁落,藩镇割据。明朝的内阁不得节制部院关白诸司,没有独立行政决策权,大学士兼任尚书只是挂名,没有皇帝特许不得干涉部务,还有个司礼监牵制着。这号内阁哪能跟英国由各部大臣和大法官组成的,拥有最高行政权的CABINET相比呢?况且英国的内阁从汉诺威王朝建立开始就只对议会负责,往后又发展为由议会多数党产生,也跟作为纯粹皇帝私人咨询秘书机构的明朝内阁迥异。说“英国内阁制度是从明朝学来的”,骗谁呢?英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倒是借鉴中国,但学的不是明朝而是清朝,时在1867年,大清帝国已经两度败于大英帝国,英国人还是放下身段,向手下败将取经,又经过现代化的改造处理,将政务官[中国所谓“官”或“领导干部”]与事务官[中国所谓“吏”或“普通干部”]分开,建立了公平合理,廉洁高效的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科举文官制在发源地中国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却在西方改头换面重获新生。等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反倒要礼失而求诸野,从英国学来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要问两种制度究竟有何本质不同?无他,专制与民主之别也。具体而言,中国科举考四书五经,八股文试贴诗,禁锢思想,导致应试教育,阻碍科技进步。英国的文官考试注重行政管理实践,渗透着法制和契约精神。英国的事务官[吏]是要考试的,政务官[官]则是选举产生。中国相反,官靠科举,吏靠世袭。毛泽东说:想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就要民主,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又说斯大林的大清洗等“错误”,在英美发达国家不可能发生。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但他自己也未能将先进认识真正应用于实践,还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套,犯的“错误”就比斯大林希特勒大得多了。

唐德刚先生说:“钱穆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到底还是唐德刚先生学贯中西,比只通中国古代史,满脑子华夷之辨的钱穆大师,对中西政治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大抵各种非西方文明中的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都不通西方学理,却要夸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比西方人的好。如果是张之洞时代还情有可原,但在二十一世纪还冥顽不灵,泥古不化,就变成鲁迅笔下赞叹“东方固有精神文明”,炫耀“我们的祖先阔得多了”,按“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编排古代史的阿Q了。你那东西在古代再合理,再完美,毕竟早就不合时代潮流,已经进博物馆了。要“古为今用”,就要采取“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哪能全盘接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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