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誓——北洋舰队 第二部旭日东洋、第三部菊花文章、第四部 明治天皇 第41节:督抚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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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横空出世

第11章:海防大筹议

第41节:督抚议政

人物简介

1. 魏源:(1794年—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代著名思想家。与龚自珍齐名,为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时人并称龚魏。著《圣武记》、《海国图志》、《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等。他的思想对近代维新变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1857年,他病卒于杭州。

2. 杨昌浚:(1年—1年)字石泉,原为湘军罗泽南幕僚,罗泽南战死后入胡林翼幕,胡林翼病亡后,又转入左宗棠幕。

3.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人。在山东巡抚任上,因计杀西太后心腹太监安德海而名重一时。后在四川总督任上政绩斐然,还发明了美食“宫保鸡丁” 。

4.曾纪泽: (1839年—1890年),字吉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1878年为驻英、法公使。1880年又奉派兼任驻俄公使,与俄国谈判改订崇厚与俄国擅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经反复交涉,于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又称《中俄改订条约》),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中法战争时期力主抵抗法国入侵,反对言和。1884年初反对李鸿章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4月被免去兼驻法国公使。同年晋升兵部右侍郎,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1885年,清廷召其回京供职。1886年帮办海军事务,旋为兵部左侍郎,命在总理衙门上行走。有《曾惠敏公全集》、《出使英法日记》书等传世。


1870年8月, 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接着又任命他兼任钦差大臣(即后来的北洋大臣)。而曾国藩仍回任两江总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1872年,李鸿章又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仍留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至此,李鸿章的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成了清廷眼里最有用的人。

直隶总督, 为全国的总督之首。历来都是清廷最信得过的人才能担当这一重任,同时担当这一重任的人,也是北洋大臣的侯选人。那更是清廷的半个臂膀,掌管着洋务、海防等诸项内外要政。若非才智超群,与朝廷肝胆相照的出类拔萃之辈,绝不能胜任。那时的中国, 风雨飘摇,内外交困;朝难虑夕,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借机寻衅,图谋不轨,清廷就没有片刻地安宁。

北洋大臣干的就是这个最麻烦的差事, 它既是朝廷对外周旋,折冲尊俎的利剑与盾牌;又是大清对内洋务自强的首脑与脊梁。它不仅要面对虎狼般的流氓列强,而且还要时时防备背后的明枪暗箭。因为在那个连天文学、算学也不让创办,连铁路也不许修建的时代,迂腐、守旧、顽固的传统势力,是足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个最麻烦的差事, 也给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活动舞台与优越的历史机遇。他利用手中的权利,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换枪换炮,提高作战能力,巩固海防。原先对付“安内”的功夫,现在要面对洋鬼子了。他要利用天津这个华洋杂处的有利环境,抓紧更新武器装备,以备不时之需。这就需要一批洋幕僚、洋朋友、洋顾问,需要一批属于自己的翻译人才和擅长洋务的干才。

在当时,没有一个督抚大员像李鸿章那样,敢于在身边聚集那么多的洋幕僚和洋技师,他把他们当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窗口,天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能很快知道,以至于人们现在能看到的李鸿章在公开场合露面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身边没有洋人的,这在“教案”迭起的时代,需要多大的勇气!洋幕僚们则有意无意地,客观上也常代表本国的利益,在向李鸿章施加影响。这样的“朋友、客人和同事”的关系,是晚清七十年中的新鲜事物。但是买什么品牌的大炮小炮才最经济致用,清廷开头心中并不很有数。 为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加强海防的六项紧要措施(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征询各军政重臣的意见。经恭亲王奏请,1874年11月,同治皇帝颁发上谕:“着令议政王奕忻尽快知会沿海十五省督抚大员,立即就购买兵舰、造船、用人和筹款等海防急办事宜悉心筹议,限期一月之内覆奏,不得以空言塞责。”

这便是中国近代关于海防建设的一次著名的大论事——1874年“海防大筹议”。

一个月内奏折如云。

天津—海河之旁的直隶总督府,此时门可罗雀,没有往日的车水马龙和喧嚣。穿过总督府办公事的签押房,来到后院可以看见东西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西侧的一排房子是客房,安置总督大人众多的幕僚与临时造访的贵客。还有一间大厅名为“话雨轩” ,乃闲适之所,也是总督大人设宴招待贵宾的场所。东侧的一排房子,也有一间名为“花厅” 的大厅,是总督大人休憩与会见私客的地方。

花厅明亮宽敞,四周为透雕乌木墙,间有通风采光的框扇。地上铺着油光锃亮的铁木地板,一尘不染。入侯拜相,享有“总督之最”美誉,肩负京畿安危重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舒舒服服地坐在雕有蟒蛇图案的红木太师椅上,就着熊熊的炭火美滋滋地品着黄山毛尖。他的好朋友江苏巡抚丁日昌与幕僚薜福成、周馥、吴汝纶,也围坐在火炉旁。

“这天可真冷啊!”李鸿章自言自语道。

“不过,眼下朝廷上下可是热火朝天的呀!”

丁日昌看着李鸿章话里有话。

李鸿章好象充耳未闻。

薜福成耐不住了“中堂大人,皇上和总理衙门限时一个月内就筹议海防作出明确答复。现在时限已近,而大人只字未动,不知….”

“不急、不急。”李鸿章摆摆手“叔耘,各地督抚有何动静?”

“一个月内奏折如云。浙江、湖广、两江、安徽、福建、山东、闽浙、江西、湖南等地的奏折都已经送达京师。就连远在陕甘的左大人也有专奏。”

李鸿章笑笑“这个左骡子,什么事都想插一手,朝廷要的是海防筹议,他陕甘距海十万八千里,干他甚事?也要来凑热闹。他们在奏折里都说了些什么?”

“哦,安徽巡抚裕禄奏曰……”

吴汝伦翻动着手中一叠邸报,插话说:“合上游之力固长江,则财力易集;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口,则事机易赴。”

“哼, 他这是从他的辖区出发,力主扩充江防。”

薜福成不满地说:“光守海口,就能保证江防?这样的教训还少吗?两次鸦片战争、马江之战、台湾事件,不都是因为没有海防,才吃了大亏吗?俗话说得好:‘吃一堑, 长一智。’可是有些人就是榆木脑袋,死不开窍。”

“山东巡抚丁宝桢奏曰:‘ 海疆之事,能守即为能战’。”

吴汝纶接着说。

“丁大人读书涉猎很广啊!”

薜福成笑着调侃道。

“叔耘,你这话是何意?”

丁日昌不解地问。

“丁宝桢说的毫无新意,他的这一说法不过是延续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的思想罢了。”

众人细细一想可不是嘛?!于是哄堂大笑。

丁日昌一边笑一边说:“ 何为能守?何为能战?拿什么守?拿什么战?全无交待。与裕禄大人的主张有何区别?”

“甚至还不如裕禄大人的主张。裕禄大人起码还提出了守江防,保海口, 可丁大人并未提出具体举措。”

吴汝沦接过话题。

薜福成忧心仲仲地说:“ 以往的失败和教训,就在于大清朝没有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才致使万里海疆门户洞开, 任人欺凌、宰割; 如果我们建筑一道海上长城,别说小日本要俯首称臣, 就是西洋各国也不敢窥视。”

众人纷纷点头赞同。

“浙江巡抚杨昌浚奏曰:‘日本以贫小之国,方且不惜重赀,力师西法,岂堂堂中夏乎?必须扩充轮船,购置铁甲, 不可因循坐误,以受制于人’。

代理湖广总督李瀚章奏曰:‘铁甲船为屏蔽全军,冲击敌军之具,亦属万不可少。’

湖南巡抚王文韶奏曰:‘天下事有本有末,而本中之中又有本。’他认为海防问题‘至其大本,则尤在我皇上之一心。’他请求皇上‘以雪耻复仇为继志,清心寡欲,节用谨身’。”

“好, 说得好!大清督抚如果都能象石泉兄、瀚章兄、文韶兄这样识大体、痛国忧,何愁国家不能强大,民族不能振兴!”

丁日昌拍案赞道。

“天下事有本有未,而本中之中又有本。海防问题,至其大本,则尤在我皇上之一心。”

李鸿章口中喃喃,心里细细品味。“好, 果然说得好,海防问题,至其大本!说到点子上,根本上了!”

“福建巡抚王凯泰奏曰:‘洋人议论,谓中国人无定见,又无恒心…..’”

“王大人的意思是,提醒朝廷不可用此类人物。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不过何止是中国人,洋人中不也一样有无定见,又无恒心的人吗?”

吴汝纶嘟嘟囔囔地说。

“看看这个,” 薜福成从吴汝纶手中捡出一份邸报大声说“江西巡抚刘坤一,向皇上堆荐了普鲁士军官希理哈的著作《防海新论》称‘采择是书,不无裨益’” 。

“各位读过这本书吗?”

李鸿章忽然发问。见众人摇头,他又说“这可是一本好书啊!值得一读。刚由江南制造局译出,我已经叫沪局加印,不仅你们都要好好读一读,而且方面大员,每人我都要送一本。”

两江总督李宗羲奏曰:“外国造成一船,皆以自备战守, 其损坏不堪用者, 乃以售之中国…..”

“李大人建议不可轻易购买铁甲舰,这倒给我们提了个醒,到时具体办事的人选一定要慎重,最好是这方面的专家,可惜这方面的人才实在太少了!”丁日昌感叹道。

闽浙总督李鹤年奏曰:“请饬下南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以事重权。”

“这件事倒是要好好忖酎,要划清南北洋大臣的责权利。”

薜福成提醒说。众人都点头赞同。

“曾纪泽也有奏折。”

“哦,他怎么说?”李鸿章关切地问。

“嗯,他说……”

吴汝纶看着手中的邸报说:“ 本朝士大夫大多只知固守着‘夷夏之辨’的老皇历,仍旧津津乐道什么‘中国地大物博,礼仪之维,为四海万国所宗仰’的传统观念,不注意观察社会,正视现实。他认为:中国因积弱致贫,深受列强侵掠之害,巳形成一种 ‘古未有之奇局’ 。这一后果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道者昧于洋情,不了解西方实情所致。如果再‘闭关自守’ 盲目自大, 后患无穷,极力主张吸取西方有用之物。对颃固派昏睡于‘朝上国,世界第一的梦幻中,百般阻挠, 攻击事夷,视西方世界为异端邪说’ 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批驳。指出: 吾华清流士大夫, 高论唐、虞、夏、商、周糟粕之遗, 而忽肘腋腹心之患; 究其弊不独无益, 实是贻误事机, 挫壮健之躯, 以成赢旭之疾。同时有人盲目崇拜西方, 对洋人一味迁就, 原因就在于并不真正了解西方, 缺乏应有的民族自尊心, 对洋人‘或畏之如神明, 或鄙之为禽兽, 皆非也。’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


第11章:海防大筹议

第42节:海军与海防


1.唐廷枢:(年——年)唐绍仪家族的前辈,近代中国的第一代买办,原英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来被李鸿章“挖”来为清廷办事。

2.刘铭传:(年——年)

3.黄爵滋:(年——年)鸿胪寺卿


“这里还有一份郭嵩焘大人的奏折。”

薜福成从一堆邸报中翻出一张。

“筠仙是怎么说的。”

郭嵩焘的奏折引起了李鸿章的极大兴趣。

“郭大人在《条议海防事宜》折中的意思是:我们不仅要认识. 重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而且应该认识. 重视西方国家政府政治. 经济. 法律制度的文明与先进; 同时还要觉察西方思想、道德、风俗、人文、伦理、文明社会的先进性。”

“唉呀, 筠仙这是想要做什么?改变国家政体吗?”

李鸿章皱着眉头说“议海防就议海防嘛, 扯那么远干什么?这会惹出麻烦的!那些清流健将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整治筠仙的。”

李鸿章有些担心起来。

“说到这, 我倒是弄不明白,正好借此机会请教各位,”

吴汝纶问道:“时下流行的所谓清流、 浊流之说,究竟是怎么个说法?”

众人乍一听, 觉得吴汝纶问得有些好笑,眼下在社会上, 还有谁会不知道清流浊、流之分呢?可是细细一想,一下子还真不好做解答。因为所谓清流浊、流之说,不过是官场上的戏说,畛域并不分明。大家一时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众人一起把目光集中在了李鸿章身上。

李鸿章看着众人疑惑的神情, 搔了搔光光的脑壳笑了:“你们别盯着我看, 我也说不好。不过, 大体上可以这么说: 凡是主张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和戌外交、兴办洋务的就是浊流,也可称之为洋务派; 凡是主张对外用强、攘夷卫国、恪守中道和祖宗成法的就是清流,或者称之为保守派。”

众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

薜福成调侃道:“ 如此一来, 中堂大人和他们就成了一伙浊流派了。”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不对呀!”吴汝纶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攘夷卫国, 是保国护民的义举, 难道浊流派人士不爱国吗?”

“唉呀,挚甫兄为何迂腐起来?”薜福成笑眯眯地说:“清流爱国, 但是方式方法不对头, 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误国; 浊流爱国, 但不轻言开战,民谚说得好: ‘没有米山面山盖不起房; 没有金山银山打不起仗’。因为国家积贫积弱, 你拿什么去打仗?所以才要和戌外交。倘若一旦开战, 浊流断不会落于清流之后。”

吴汝纶听了连连点头:“ 高论、 高论!”

丁日昌也议论道:“ 浊流、清流,畛域并不分明。而且双方并不是门户之见,只是政见不同罢了。只是清流健将大都居职于朝廷要津,今后要注意把关系处理好。”

李鸿章点点头说:“雨生所言极是。清流之中也有出类拔萃之人。鸿胪寺卿黄爵滋就是其中之一。鸦片战争使国防的形势大变,大海失去了以往的宁静、和平的面貌,西方列强纷纷从东南沿海竞相涌来。东南海疆门户洞开,海防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以‘遇事敢言’著称于世的黄爵滋就向朝廷提出:‘清朝水师成员都已成为老弱病残,兵器也残缺不全,甚至战船都是用旧钉子和薄木板钉成’,这样的水师如何能拱卫大清国门?”

“中堂大人,第一份奏折是总理衙门上的,11月5日就递上去了…”

薜福成急急地说,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恭亲王职责所在,岂能落于地方之后?!”

李鸿章应道。

“大人,直隶就在天子眼皮底下,近在咫尺,不争第一倒也罢了,可不能落在最后哇!”

丁日昌也有些急了。

“知道朝廷海防筹议的动因吗?!”

李鸿章问。

“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日本侵台事件,这次的海防大筹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揭幕的。”

丁日昌答道。

李鸿章听了点点头“诸位说得极是。”

忽然话题一转地问:“诸位对中国历代版图有什么心得体会?”

李鸿章这一句没头没脑的问话,使丁日昌、薜福成、周馥、吴汝纶等都愣住了,一时大眼瞪小眼,不知总督大人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看着面前僚属及好朋友一脸狐疑的神态,李鸿章开心地笑了:“我在这上面没有多少知识,真真应了读书人的一句老话:书到用时方恨少。据说中国的版图在古时候,看上去好象一朵盛开的莲花。不过,历史上我国的疆域确实是在经常变动。但是不论怎么变化,西北接陆、东南邻海的空间格局却一直没有改变。中国在明代虽然曾经有过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是到了本朝,中国的航海技术反而没有明代发达,海洋的阻隔远远大于联络。鸦片战争前,本朝防御体系主要是针对西北边疆。在国人与朝中大佬们看来,茫茫大海本身就是天然的防御屏障,最多只是倭寇和海盗偶尔借机兴风作浪,成不了什么大气侯。”

李鸿章停了停,看到大家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又问:“知道‘海军’这个词吗?”

看到众人纷纷摇头,又接着说:“德国有一个叫恩格斯(即马克思的战友, 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的大学问家,他在1860年11月给《新美百科全书》写的〈海军〉一文中,是这样定义的:‘海军是一个国君或一个国家拥有的军舰的总称。’那本朝有多少海军?不错,本朝有福建水师、长江经制水师,可是这些水师与海军筒直就是蚂蚁与大象,所以认真说起来,本朝从根本上说,就没有海军!”

言毕,李鸿章那双鹰隼一样的眼睛,紧紧盯着众人。

还是薜福成反映快一些:“大人的意思是:我们的奏折就应该从这上面切入,大做文章?!”

李鸿章听罢哈哈大笑,伸出大姆指说:“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过:‘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

李鸿章转而问丁日昌:“雨生,你还记得那个条款吗?那时我还在湖广总督任上。”

“大人说得是1867年12月31日给朝廷上的,《湖广总督李鸿章附呈藩司丁日昌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奏折吧。”

“正是,正是。那可是向朝廷提出的第一份建立海军的计划。当时还未使用‘海军’一词,而是叫做‘轮船水师’。”

这一份计划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分析了形势:李鸿章认为,中国历史上防御外敌入侵,一是西北边防,以长城为藩篱;一是东南沿海。自明朝以来,设立炮台以为经,设立师船(水师)以为纬。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水师,无能御敌。其原因是战船和炮台皆陈旧不堪,战斗能力很差,而西方侵略者,却有近代海军舰队,可以集中兵力,攻击我沿海任何一个地方。中国海岸线绵长,必须处处设防,正犯兵家务多兵少之忌,所以难以取胜。但外国的海军舰队,在海面上可以自由机动,到了岸边,则受潮汐水位、地形种种限制,因而失去机动自由,故其巨型舰船,不敢深入,我国如采取近海防御方针,专守内港,这既有好的地形可以固守,又能得到陆军的接应,才能防御和战胜从海上入侵的敌人。

2、根据上述形势:必须建立新式轮船水师,用炮艇装备起来,分驻内洋港口,在陆军协同配合下,依靠近海自然地势,采取近海作战的方针,保卫海防。

当时,清政府缺乏重工业和先进的造船技术和装备,不能制造远洋巨舰和远程大炮来装备和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因而,采取了上述作战战略方针,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晚清政府着手把海岸从无防务为有防,把旧式水师改造为近代海军,把沿海陈旧的防御变为新式的海岸防御,从战略方针上来说,是积极的。

3、组建海军的兵力编成和任务区分:将整个中国海岸,划分为三个战略区域,由三支海军舰队各负责一个区域的责任。

一是北洋海军:驻泊大沽,管辖直隶、盛京、山东沿岸区域。

二是东洋海军:驻泊吴淞口,管辖江苏、淅江沿岸区域。

三是南洋海军:驻泊厦门,管辖福建、广东沿岸区域。

指挥:三支舰队,各由一名提督(省一级的高级军事长官)负责指挥。

任务:三支海军“无事则出洋逡巡,以习劳苦,以娴港汊,以捕海盗;遇有战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如常山之蛇,首尾交至,则藩篱之事成,主客之形异,而海氛(外敌侵略)不能纵横驰突矣”。

李鸿章认为先建造三十艘炮舰,分为三队,每队负责一个战略区,平时各自负责辖区治安,战时互相协同配合,就能有效防御从海上来的武装入侵。

4、建立海军的经费来源:李鸿章提出由各海关税收中拨出几成,作为海军经费。

以上几点,就是清政府初创海军的的蓝图。

1874年11月,清政府签发了江苏巡抚丁日昌拟订的《海洋水师章程》,对前述建设海军的蓝图,进行了补充和发展。他建议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

在海军装备舰船问题上:他主张不仅需要炮艇,更需要铁甲巨舰。一旦有了这样装备的海军,则沿海的旧式水师都可以裁撤掉,把旧式水师的经费用作海军经费。

在海岸设防问题上:应在沿海择要构筑炮台,样式仿效西方,配备最新式的大炮,与海军协同,互为表里,相为奇正,构成坚固的海岸防御阵地。

在军事训练上:他主张沿海陆军应当进行海上战斗训练,将一定数量的陆军训练成海军预备队。在沿海地方官员的配备上,应选仁廉干练的人担任,修筑城堡,编行保甲,教育训练乡民,成绩突出者,调去邦办水师,不断选拔培养海防所需人员。

海军任务区分:主张三洋海军,联成一气,各由大兵舰六艘,炮艇十艘编成。每支舰队配提督一人统率,可以直接向皇上报告和请示事宜。三洋提督半年会哨(集中演练)一次,平时负责政府的运输任务,战时执行作战任务。

在军工生产问颢上:每支舰队各设一个兵工厂,下辖造船. 造枪炮子弹. 造机器三个生产分厂,将军工与民用结合起来,在生产过程中,物色和选拔海军骨干。

从同治六年到十三年,清政府虽然同意李鸿章等高级官员提出的创建近代海军的主张,但雷声大,雨点小,海军建设,进展缓慢。

第11章:海防大筹议

第44节:清流乎浊流乎


在全国一片讨论、筹议声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正负责西北边塞防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奏折最为引人注目。

经过众人的集思广益,李鸿章看到的不仅是日本,而且是世界,那个在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变得日益严酷无情的世界。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煸,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指出:处理国际事务最根本的是要凭借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他坚决拥护恭亲王关于紧急整顿海防的主张,认为不可一日延缓,同时一矢中的地指出中国军事改革的症结是:

“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如再因循下去,所谓海防只能是画饼充饥。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

李鸿章说:“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李鸿章提出六条建议:

一、选汰陆军,改为洋枪炮队,改练洋操。

二、添购机器,仿造枪炮水雷。

三、定造铁甲舰,裁撤旧船。

四、暂弃新疆,严守边界,以停撤之饷,匀做海防用(这一条后来被认为是李鸿章卖国的证据),并拨海关洋税,开矿兴利。暂弛鸦片之禁,加重洋药税厘。

五、变通考试,专开洋务一科取士。海防省份设立洋学局。

六、坚持必办洋务,于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才渐进。

李鸿章向皇上慷慨陈言:“总之,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歃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各事可期逐渐精强……”

李鸿章这篇议论奇警的奏折,可视为中国近代一份旗帜鲜明的改革宣言书。他是从实用的角度即国防危机提出命题的,然而它的意义无疑超越了军事范畴。李鸿章对于“变局”与“强敌”的著名论断,代表了近代中国士大夫对于时代激变的前所未有的清醒认识。而且不管他本人有什么样的历史局限,他所置身中的军事改革一旦启动,军事现代化的规律之轮就必然要拉着他走出更远。“开矿兴利”在中国经济史上意味着什么?“变通考试”在中国政治史上又意味着什么?数十年后,戊戌变法遭到失败后的梁启超,在重读这篇“其言沉痛”的奏折时,还“泪涔涔其承睫焉”。他说:“李鸿章因知今日为三千年一大变局,因知古方不可医新症,因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

在这场举国上下大讨论,大筹议中,主张变法维新的有识之士们,因为立场. 观点. 举措的截然不同,又分成了两大阵营:归纳两派的主张,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认为:

1. 新疆对国家来说是无用的,收复新疆不仅不能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反而会造成财政上的巨大“漏卮” 。

2. 在俄. 英帝国向新疆扩张侵略势力的情况下,大清不可能收复新疆,即使勉强收复新疆,也无法保持,势必旋得既使。

3. 大清实无力量兼烦沿海和边塞两方面的防务,而比起新疆来说,海防更为重要,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舍弃新疆,集中人力. 财力. 物力去专备海防。

以正在西北负责边塞防务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 在全力支持大办海防的同时, 坚决主张:

1.中国的国防是一个整体,海防与塞防互为表里,互相影响,

缺一不可。片面强调海防而忽视塞防,“扶起东边倒却西边。”恐怕到头来是“西边必倒,东边亦未能扶也。”因此海防与塞防应当并重。

2. 新疆是国家的西北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失守,则“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 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重新疆者所以得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3. 外国势力,特别是沙俄在我国西北的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加强塞防以抵御沙俄,乃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4. 认为大办海防, 会导致减少西征需要的大量军饷开支。

参加海防大筹议的十余名全国的各地督抚,因为是大清的封疆大吏,他们所担负的职责,使他们了解和知晓更多的实际情况,所以易于变通与务实,从而在整体上他们是倾向和乐于兴革之事的。只不过他们又各怀鬼胎,希望在变革中使自已,使自已的小集团与管辖的地方,能在变革中获取最大的利益。也即是说:如果变革有利,他们则拥护、支持;反之,则是反对、抵制。

在恭亲王等的推动下,海防大筹议进入高潮,——“廷议” 。也是由于上述这一本质的原因,进入“廷议”后必然要引起轩然大波。“廷议”,就是由各亲王、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这些朝廷重臣元老,一起讨论来自各地的数十件奏片。

在1875年仲春的那些日子里,这些对海军海防昏昏无知却又俨然主宰的高层人物,每日悠闲地踱到内阁政事堂,正襟危坐地审阅奏折。他们每人都握有否决权。都精于把关之道。

沉闷地厅堂里,礼亲王世铎率先打破沉寂:“这铁甲船太笨重,不能入口收泊……”

醇亲王奕缳接着说:“花费太大,不可轻于一试……”

最激烈的抨击出自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卿王家璧。他们都把矛头直指李鸿章。

关于海防,此二人颇似“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其落伍与聋瞽令人啼笑皆非。

于凌辰提出:“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造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海洋也”。

王家璧称:“本朝以弓马开基,文德武功,岂可全忘?”他认为敌人军舰闯入长江内河本无须过虑,“敌舰出江口,处处有矶石,遇矶石则磕损,遇洲滩则搁浅……”

真正“击中”李鸿章“要害”的,是指责李鸿章企图变法,“用夷变夏”,从道德人心这个根基上动摇国家民族。

李鸿章复请各督抚设立洋学局,并议另立洋务进取格,至谓舍变法用人断无下手之处。是古圣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臣惟海防乃大局攸关,始基一误,万事瓦裂。人才是今日做事根本,如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尚何人才之可言?……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寡廉鲜耻之徒日以多,正人君子日以少。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此类目光锐利嗅觉灵敏的卫道士。他们似乎比一切人都更加热爱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向一切企图“用夷变夏”的人发出义正辞严的警告。

就在海防大筹议期间,中国政治舞台发生重要事件:刚刚亲政不久的十九岁的同治皇帝患“天花”而死,慈禧立醇亲王之子载 为光绪帝,开始第二次重垂帘听政。

同治死讯传出,李鸿章遣淮军健儿星夜赴京,并亲自去“叩谒梓宫”,受到西太后三次召见。据李称,“太后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

这种情绪显然对洋务派有利。海防大筹议进入到“决议”阶段时,恭亲王奕诉站出来保护了李鸿章,提出对于凌辰、王家璧等人的激烈抨击“勿庸置议”。

权力!权力是改革中最重要的杠杆。恭亲王趁风扬帆,不失时机地于1875年4月26日奏请西太后批准了他的海防建设方案。其中最重要的决策有:购买一二艘铁甲舰;试开煤矿;着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并先在北洋创立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

海防筹议的轩然大波把李鸿章推上了时代的浪峰。

李鸿章自称“谤满天下”。他是于凌辰、王家璧一类人物眼中的叛逆,“媚夷”的汉奸,败坏世风的首恶。“任他危疑震撼,老僧不见不闻”,李鸿章却我行我素,志在必行。

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有两类人:一类人,食古不化,抱残守缺,高谈误国,每每以正统卫道士自居。另一类,重经世致用之学,标榜“以天下为己任”,有“事功”的欲望。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后来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和李鸿章等就是后一类人的典型代表。

李鸿章的信条是“求是求实”。他绝少书生气,把“实用”的原则永远看得比繁文缛节清规戒律重要。 帮他作战的外国军官也是他“实用”的工具,曾国藩称他“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挞龙蛇,视若婴儿之风”。

重实用的人易变通。在祖宗之法和虚礼空论窒息生机的中国,实用主义常常是改革的先导。




第11章:海防大筹议

第44节:海塞之争


在海防问题上,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但两者的分歧并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

李鸿章懊恼地对幕僚和朋友们说:“我并不是说不要新疆,而是暂时放弃,因为当前海防问题更加紧迫,更加危急!怎么就被人指骂为卖国贱了呢?我在奏折上是怎么说的?”

周馥应声道;“大人在奏折上说:‘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疲,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这不,说得很清楚吗?”李鸿章无奈地摇摇头。

吴汝纶愤愤地打抱不平:“什么是卖国?那就是说背叛国家,或者是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出卖国家的权益,这可是严重罪行!我们奉旨参与海防筹议,不过是说一说自已的想法和主张,背叛国家了吗?出卖国家权益了吗?要说卖国,我们这一屋子人都卖国,因为我们的主张与中堂大人是一致的,上的奏折也是大家伙一起商议定的嘛。”

“是啊,卖国是有严格界说的,怎么能这样武断地妄下评论,随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地恶意中伤,毁人名誉呢?”

丁日昌也生气地说。

薜福成在一旁冷静地说:“中堂大人与左大人,不过是提出各自对时局看法的主张,暂弃新疆,其出发点也是两害相权求其轻嘛。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勾当毫不相干,绝对不能混淆。”

“叔耘说得对,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行为。”丁日昌评论道“我们不想做什么民族英雄,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不知大伙儿还记得魏源说过的话吗?”

“魏源是怎么说的?”吴汝纶好奇地问。

众人也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丁日昌身上。

“那是鸦片战争后,”丁日昌缓缓开言“他说‘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代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

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

“嘿!原来如此。”吴汝纶叫道“始作俑者原来是……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嘛!”

薜福成道:“这次是朝廷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说白了海防也好,塞防也罢,双方分歧的焦点不就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嘛!”

凭心而论,这不过是书生议政。也就是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都是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这同文化背景和所受教育有很大关系。他们通常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和国内外局势有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国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会提出一些偏颇的建议。与此同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

因此,他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还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在魏源的脑子里恐怕还没有“领海”的概念,所以他才从文化的角度视舟山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

二是;华夏观念仍程度不同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代观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确立。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

三是:知识不足。他们往往只看到边疆的荒凉,不了解那是中华各民族后代子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地。

把海防与塞防的分歧判定为爱国同卖国之争,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以言贾祸的记录不绝如缕,这是思想文化上以圣人的言论或经典为是非标准、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产物。

李鸿章堂堂正正的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历史的真实,其实要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复杂和丰富得多,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鸿章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左宗棠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是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上还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

而李鸿章则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应该说作为战略方针,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海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

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

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按五年半计)。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这里没计算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

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肩负国家领土统一的重任;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却绝对没有爱国与卖国的鸿沟!

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在《奏拟筹海防应办事宜折》中明确指出:“人人有自强亡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并无自强之实。”根源就在于“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己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 奏折总结了七八年来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情况,其认识是非常实际和深刻的。恭亲王力排众议,认为加强海防和海军建设是当务之急,久远之图,制定了五条措施:

1. 训练海军,先立一军,随立随练,以次增办。

2. 向外国订购铁甲巨舰十艘,运兵船若干艘。

3. 向外国购买堪攻铁甲巨舰的远射程火炮。

4. 扩大军工厂和造船厂。

5. 筹划海军经费来源。

要求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以达“自强有实,外侮潜消” 的目的。

当时,清政府兴办军工企业,蔚然成风。崇厚在天津筹建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厂),其他如西安、兰州、广州、济南、成都、长沙、吉林、杭州、北京等处相继建成十余个中小型军事工厂。其中沪厂、闽厂、宁厂、津厂四个局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规模较大的近代化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主要任务是制造军舰,规模最大,设备最好,当为创建近代海军的基础。

当海军人才和舰艇的来源有了解决办法之后,如何筹建成立近代海军舰队的计划也就应时而生了。

1875年(光绪元年)5月,清政府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桢为南洋大臣。从此大清朝整个海岸,划为南北两大战略区,在这两大战略区内,举凡组练海军,海岸巡逻,建立军事工业,筹办和调度海防经费,整顿税收以反华侨事务等等,均由督办大臣负责。这是有利于统一领导沿海各省海防建设的。同时,派彭玉麟. 杨岳斌会同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对长江旧式水师进行整顿和训练。清政府对近代海军经费在原规定由海关税收提四成用外,又追加海防经费220万两。此后,近代海军的造船. 购舰. 人才培养. 组识训练等工作全面展开,快步发展。

1876年,福建海军舰队初步建成,拥有军舰11艘,总吨位9877吨。其中除“福胜. 建胜” 两舰购自美国外,其余都是中国自行建造的。这是一支由中国自办,以中国自制舰船为主的近代海军舰队,也是清代以蒸气发动机装备起来的第一支近代舰队。舰队建成后,担任巡守台湾. 厦厅及琼廉海面和守卫福建沿海各海口的任务。

南洋海军舰队因经费不足,组建缓慢,至1884年才初具规模。南洋海军舰队拥有舰艇18艘,总吨位22064吨,分驻江宁. 吴淞. 浙江等地,负责东南沿海的海防任务。

1884年8月23日,法国远东舰队突袭南洋海军舰队,这就马江海战。不到一小时,南洋海军舰队主力便覆没殆尽。另有五艘军舰北上驰援,在浙江石浦海面与法国远东舰队遭遇,两艘军舰被困自沉。南洋海军舰队遭此损失后,因缺乏经费,无法补充更新装备陈旧落后的舰艇,整支舰队建设陷于停滞. 没落的境地。

清政府在筹建海军之初,是南北洋并重的。1879年南洋大臣沈葆桢死于任所,全国海军的组织领导和规划便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大权独揽了。他趁此机会集中一切人力. 物力. 财力,重点建设北洋。设立海军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日常工作;开办各种海军学校,培养海军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抓紧向外国订购各种军舰,更新装备;勘查和构筑船坞. 军港;拟制《北洋海军章程》,对北洋海军的军制.官制. 船制.仪制. 钤制. 饷制.武备. 事故. 经费. 考核. 校阅等十四个方面,参照西方各国海军,拟定了初步的规章制度,这是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个海军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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