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康熙的尚德兴廉之道与清官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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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 康熙、雍正和乾隆作为清代乃至中国王朝史上的名君,留下康乾盛世之全盛气象,而同以有为著称的三位皇帝的个人好尚与统治风格皆有极大差异,他们各自时代的官风士习也因之颇有不同。《东华录》有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孟森先生曾指出它反映了养廉制度实行前后的变化。但这句话其实也表明了清官政治正是康熙朝重要特征之一。康熙整饬吏治的种种举措中,费力最多且最具特色而为人所称道者,莫过于实行德治,扶持清官。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形成人人求为廉吏的清廉风气,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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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雍正和乾隆作为清代乃至中国王朝史上的名君,留下康乾盛世之全盛气象,而同以有为著称的三位皇帝的个人好尚与统治风格皆有极大差异,他们各自时代的官风士习也因之颇有不同。《东华录》有言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孟森先生曾指出它反映了养廉制度实行前后的变化。但这句话其实也表明了清官政治正是康熙朝重要特征之一。康熙整饬吏治的种种举措中,费力最多且最具特色而为人所称道者,莫过于实行德治,扶持清官。他认为加强纠察、惩处贪官是消极的防堵措施,而明智的做法是培养清官,形成人人求为廉吏的清廉风气,当时的著名清官陆陇其明确的表达了这一点:“察吏考成之法,向惟重乎钱谷盗案,今则兼重乎兴廉。夫使天下皆廉吏,则自能抚宁以原民生,而钱粮可以无缺,敷教以善民俗,而盗案可以永清,故兴奖廉吏,即所以为钱粮盗案计,法诚善也。”

康熙尚德、尚廉的吏治思想和实践的确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康熙朝之达官,几有北宋士大夫之风,”其时清官之多堪称空前绝后,无怪乎孟森先生也慨叹:“道学绝不负人国家,读陆陇其、汤斌、张伯

行诸人传状,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其余纵不如是纯粹,而奇特或更过之,如于成龙诸人皆是。一时公卿,儒雅谨厚,布在朝列,不可数计,此皆所谓薰德而善良者。”

有清一代,以达官而从祀文庙者,一共三人,陆陇其、汤斌、张伯行,皆为康熙朝名臣。讲明道学虽未入两庑,然治有奇绩守有异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龙、陈鹏年、赵申乔诸人。康熙群臣清官辈

出,其中有卓异操守品望者亦不胜枚举:陆陇其“笃守程朱,斥守仁甚峻”,在清代被尊为理学第一。他为嘉定令时崇尚实政,兴利除弊,民爱之如父母,直到清末嘉定人民还众口传颂他的治绩。陆陇其虽仅仅官至御史,但因廉能清正,死后先后破格谥恤褒奖,入祀乡贤、名宦祠和文庙,享受无上殊荣。汤斌亦清廉自重,人称“清兴以来,八座之中一人而已”。江宁巡抚任满之日,“穷乡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来会送。”而他仍是两袖清风,“敝簏数肩,不增一物于旧。惟廿一史,则吴中物,公指谓阻道诸公曰:‘吴中价廉,故市之,然颇累马力。’”汤斌去世时,“吴人闻斌死,哭声动天地,家家肖像祀之,复祀于学宫,以为自有巡抚来,惟周沈、海瑞及斌而三云。”

张伯行任官“誓不取民一钱”,到江苏巡抚任即发布檄文,明确指出,“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一文之污”,严禁属员馈送。他治尚严明,贪吏奸胥,全部绳之以法,政教行于一境。后因与噶礼互参被解职,当地百姓纷纷罢市,哭声扬城,士民扶老携幼,前来送别,“公在任,止饮吴江一杯水。今将去,子民一片心不可却也。”张伯行以直声浩气名震天下,康熙夸他为“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另一名臣张鹏翮干练廉能,多次担任地方大员都治绩不凡,离任时百姓攀辕而泣,拦路挽留,“士庶还跪泣,胥吏亦声泪俱下,鹏翮顾而凄然,亦不禁涕泗横集。”当地百姓还编了许多歌谣,如供演唱的《南北曲》共10首,其中有“多少臣工,偏夺我使君一个”“天,快还我贤父母”等感人至深的言语,表达了他们对清官张鹏翮的爱戴思念之情。这位声名赫赫的大臣“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康熙称赞他“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名臣于成龙做官都是独身到任,家属也不带。他任罗城知县,爱民如父,当地百姓也视他为亲人,

见他生活过于清苦,多次集体凑钱接济他,“知阿爷苦,聊供盐米资”,于成龙都婉言谢绝。后来“会丁继母艰,士民乞留者数万”。不久升迁为福建按察使,“民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潮相乱”。康熙当面称其为“今时清官第一”。他辞世后,民众罢市聚哭,家家绘其像而祭。于成龙一生清贫,死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康熙为他的去世痛惜不已,“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龙者,有几?”康熙朝以清廉著称的还有熊赐履、施世纶、蔡世远、陈、陈鹏年、郭?、彭鹏、徐潮、肖永藻、赵申乔、殷泰、王度昭等人,也都有非常动人的事迹。如陈官至巡抚,平时却不舍得吃一块肉,“其清苦为人情所万不能堪”,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陈鹏年为官30余年依然一贫如洗,连雍正也感叹他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即便象熊赐履、李光地虽皆有伪道学之疵病,“然官至极品,以清廉终,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绩”。的确康熙一朝清官廉吏层出不穷,他们大多具有深厚的理学素养,两袖清风,不畏权贵,深受百姓爱戴,留名清史。而这与康熙皇帝提倡理学、重视以

道德人品驾驭百官的为政风格密不可分。上行下效,在这种尚德思想下,各级官员也以人品相砥砺,以名节、操守为尚,清廉为政之风蔚然而成,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清官政治。

“清世士大夫之风,实自道学挽之。”康熙朝多清官的现象和当时的吏治、士风之养成,正是康熙提倡理学并言传身教,以道德人品驾驭百官的为政风格和尚德、尚廉的统治思想附诸实践的结果。“提倡道

学,就能养成士大夫风气,此亦其徵验也。”满族入关后,为了拉拢汉族士大夫,塑造自己的正统性,实行了尊奉孔子、提倡理学的文化政策。康熙亲政后,除多次在京师举行祭孔活动,开展经筵日讲以外,又亲临曲阜孔庙,“行三跪九叩礼”,奉孔子为“万世师表”,“尊崇至圣,异于前代”。他还把程、朱理学定为儒学“正传”和官方哲学,编辑、刊刻程、朱之书,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纲。将朱子从孔庙

东庑“先贤”升到大成殿“十哲”之列,恢复程颢、程颐嫡裔程宗昌、程延祀荫袭明末中断的五经博士。开博学鸿词科,重用理学名臣,朝廷对儒士的重视和恩宠,使反清大儒黄宗羲在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正是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得理学在清初得以复兴,康熙朝“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淳厚,非后所能及也”。康熙不仅大力提倡理学,自己还亲身加以研习,对程朱理学有很高的造诣,他宣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将自己塑造成治统、道统“二统合一”、“集五帝三王孔子之大成”的权威。

康熙为人不事浮华,崇尚节俭,待人厚道,正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典范,他追求“海宇升平,人民乐业”,时以民生疾苦为念,也是一位千古明君。有一代明君,必有一代贤臣,康熙以他的典范品行,培育出一批清官贤臣,并依靠他们精心治国。而在治国方略上,他为政尚宽,将程朱理学作为治国要略,重视官员的道德人品。康熙明确讲到自己以理学作为治国之道:“先圣先师道法相传,昭垂统绪,炳若日星。朕远承心学,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渐进自然。然后施之政教,庶不与圣贤相悖耳。”[10](第一册,1440)他提倡真理学,强调理学是立身根本之学,在政治实践中,真理学就是有“实事”、“实行”,即经世致用、言行一致的人。在具体手段上“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广兴学校,以儒家思想感化百姓,移风易俗;颁行“圣谕十六条”,以德才兼备要求士绅,把儒家伦理纲常的说教,具体化为人们日常的行为准则,以求达到“覃敷文教”“返朴还淳”的太平盛世。“国家纪纲,首重廉吏”。在康熙的取士标准里,人品和操守是最为重要的,他多次表达了尚廉思想:“官以清廉为本”,“人臣服官,首重廉耻之节”,“廉耻之道已亏,岂能修举职业,克副任使?”精于治道的他深知吏治是否严明,官员是否清廉,关系到政权兴衰,人心向背。因此极其重视对臣下道德品行的考察,选取官员,在德才选择上,明显偏向前者:“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见。”“凡为臣子,必须才德兼全,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在兼顾廉、才的同时,将清廉摆在第一位,“节操清廉,最为紧要”。康熙将选拔任用廉洁奉公的官吏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来执行,定期诏令群臣举荐,并因此选用提拔了许多廉洁的官员。如康熙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疏荐清廉,原任侍郎高珩、达哈塔、雷虎、班迪,大理卿瑚密色,侍读萧维豫,郎中宋文运,布政使毕振姬,知县张沐、陆陇其等十人,得旨分别录用;二十三年,九卿、詹事、科、道遵旨疏举清廉: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吏部郎中苏赫、范承勋、江南学道赵仑、扬州知府崔华、兖州知府张鹏翮、灵寿知县陆陇其等;二十六年,康熙盛赞直隶巡抚于成龙清廉,命九卿各举廉吏如成龙者。大学士等荐云贵总督范承勋、山西巡抚马齐、四川巡抚姚缔虞;二十九年,诏九卿各举所知。尚书王举清苑知县邵嗣尧,李天馥举三河知县彭鹏、灵寿知县陆陇其,徐元文举麻城知县赵苍璧等十二人;四十年,敕总督郭?、张鹏翮、桑额、华显,巡抚彭鹏、李光地、徐潮荐道、府以下,知县以上,清廉爱民者,勿计误降罚,勿拘本省邻属,具以名闻。史载:“时天子广厉风节,群士慕效,吏治丕变。循吏被荐膺显擢者,先后踵相接。”正是如实反映了这一情况。“国家澄序官方,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当优加异数,以示褒扬。”对于那些真心实意为朝廷百姓办事的清官,康熙多次给予褒奖,还特意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事迹,树立典范,让天下官员仿效以形成一种人人求为清官的风气。他通过口头称许、赏赐匾额、升迁官职等方法鼓励群臣通过廉洁奉公来赢得声誉。他特意赐给清官河南巡抚徐潮御书匾额“凛矢清风”,又破格亲赐小于成御书手卷一轴,“所书字非尔等职官应得者,特因嘉尔清操,以示旌扬”。而于成龙病逝时,康熙因“他清操始终一辙,非寻常廉吏可比,破格优恤,以为廉吏劝”,加赐太子太保,谥清端,荫一子入国子监,降旨地方修建祠堂,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为祠额,又书楹联赐之。他还多次表彰清官张伯行、汤斌、陆陇其等,誉之为真理学,鼓励臣子做廉洁名臣,”尔能如李光地、张鹏翮、彭鹏,不但为今之名臣,亦足重于后世矣。”力倡清廉为政,造成讲求清廉的士林风气。甚至将真理学与清官廉吏对应起来,如名臣于成龙虽非讲理学名家,但“服官至廉”,康熙指出,“斯即理学之真者也。”当时有官员上奏禁止百姓为地方官员树立德政碑,康熙不以为然:“凡地方大小官吏,若居官果优,纵欲禁止百姓立碑亦不能止,如劣迹昭著,虽强令立碑,后必毁坏。闻昔日屈尽美为广西巡抚,回京时百姓持锹锄其马迹,庶民之心岂能强取耶?”他认为百姓的感恩戴德正是对清官的重要鼓舞和回报。“尔等做官以清廉为第一。做清官甚乐,不但一时百姓感仰,即离任之后,百姓追思建祠尸祝,岂非盛事?从来百姓最愚而实难欺,官员是非贤不屑,人人有口,不能强之使加毁誉。”在这一点,与康熙做法截然相反,雍正乾隆皆严行禁止,反映了他们统治思想的巨大差异。康熙平时很注意了解各级官员的名声好坏,如通过秘折、向在京官员询问等,还利出巡等机会亲自了解民间舆论。康熙重视民间舆论,认为考察一个官员的唯一尺度就是“问之于民”,并对如何获知民情有明确的见解,“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必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他经常利用出巡等机会接近普通民众,了解地方官的政风、政绩,如在南巡途中,通过询问百姓、实地考察,对万民皆称其贤的于成龙、张鹏翮、郭?、李光地、彭鹏等地方官亲自给予嘉奖,给地方官树立了廉明清正的榜样。有时甚至因为舆论而改变对官员的奖惩,如董讷为两江总督时因事遭到降级处分,但康熙在南巡时听说江南百姓为他建立生祠,且数千百姓持香会集在祠堂前,请求董讷留任。康熙于是召见董,温言加以鼓励:“汝做好官,江南人为汝盖一小庙矣。”免除了他的降级处分。而江宁巡抚慕天颜则因为“自任巡抚以来,未闻有清廉之名”,多次受到斥责,直到降级调用。

关于康熙考察廉吏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他第六次南巡时,一路访察清官,同时还下令让各地督抚举荐清廉。当江宁按察使张伯行随督抚等大员入见时,康熙一见张脱口说道:“到江南,即知尔为清

官,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主,否则笑朕不知人。”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康熙爱护清官之诚意。

康熙注意对清官进行适当地照顾和保护,他深知清官刚正不阿,易为奸佞残害,因而爱惜保护清官很重要,“清官不累民,……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为官清廉者经常受到康熙的特殊眷顾,他宣布:“萧永藻、富宁安、张鹏翮、赵申乔、施世纶、殷泰、张伯行,此数人,皆清官,朕皆爱惜保全。”当一些清廉官吏被人陷害或者因事触犯律令,康熙总是尽量减轻处罚予以保全。如“治行为畿辅第一”的彭鹏因稽盗不力,多次受到革职处分,康熙都改为降级留任,直到被降了十二级,竟然还奉旨留任原官。而陈鹏年、张伯行等清官也都多次受到康熙的保护。康熙五十一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案,张伯行参劾噶礼贿卖举人获赃银五十万两,但却查无实据,前往审案的钦差大臣的判断对张伯行十分不利。康熙下谕旨给九卿等,要求保全清官:“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最后由康熙亲自裁断,以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结案,不久又将张伯行调为京官。圣旨下日,“吴中士民欢声如雷,榜于门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结彩,齐赴龙亭叩首谢皇恩呼万岁者数万人”。

一个时期官场的风气和士林好尚,说到底,与最高统治者的导向有很大关系。康熙统治时期,经历明清战乱的社会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崇尚俭约之治,提倡清廉政风,而那些理学“名臣”,如魏象枢、魏裔介、熊赐履、汤斌、施世纶、陆陇其、张廷玉、蔡世远……等,也多能响应其号召,廉洁自持。康熙对尚廉之风的倡导和理学对于操守的激励,当时“大吏多尚廉能,奉职循理”,下级官吏也以名节操守为尚,不仅清廉为政之风蔚然而成,而且在三藩之乱中,诸多官吏士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宁死不降,表现出忠贞不二的气节。康熙常抓不懈的实行清官政治,使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大为提高,政令通行无阻,国家财政收入有了保障,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文化逐步走向繁荣,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康熙吏治思想的成功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尽管留名清史的好官层出不穷,也并不是说当时就没有贪官污吏,由于康熙以宽厚待人,有时疏于察考,不时还是会有贪赃枉法之徒。康熙对贪官污吏极为痛恨,一旦案发,必将严加惩处,绝不姑息,他将贪污等同十恶不赦之罪,不能赦免。“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将奖廉惩贪作为治国大政,“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廉洁者,奖一以劝众;贪婪者,惩一以儆百。”但是康熙的惩贪远不如其奖廉,尤其是到了晚年,因争诸等事,官场风气颇为后人诟病。雍正上台后,对此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治理,清查钱粮亏空、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使贪赃枉法的风气得到有效遏止,吏治重趋于清廉。

与康熙为政尚宽,奖励清官,以理学砥砺宦行士风的做法不同,雍正更偏重制度保证,实行养廉制度,采用严厉的法律手段来驾驭臣下,加大惩罚力度,以此来整顿吏治。雍正公然宣称:“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无论立国原则,还是为政之道,均以严猛手段、高压的方式予以推行,严猛构成了这时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也使得清朝的君主独裁在雍正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乾隆前期为扭转雍正为政过于严苛之弊,一度推行宽松之政,但是“其骨子里具有一个和康熙截然不同的指导性原则:为政宁肯失之刚暴,不能失之柔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即位不久,其用人行政就出现严峻趋势,有些地方甚至较雍正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的演变对于一朝官场风习与世俗好尚也有极大影响,“国初诸儒,矫前明讲学空疏之失,读书实事求是,务明考证,……于时硕德名贤,布列朝野,急躬行而耻以言竞,风流笃厚,礼教相先,号为本朝极盛。其后日久,承学者始用私意,分门别户,……至于缙绅之徒,相垢病以道学。人心风俗,流失陷溺至于如此,尚可言哉!”康熙身体力行,讲求理学,崇尚廉俭,至雍正、乾隆朝虽仍以理学为正宗,但已是籍此表示好尚,流于表象。至于乾隆以后,则汉宋纷争,学术对于人心世道的教化、补救作用日益失去。

在对待清官问题上,与乃父乃祖不同,尽管雍正和乾隆也提倡官吏廉洁奉公的德行操守,但在操守和才能中,他们更看重后者,实行“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的用人原则。雍正、乾隆都倚重能员,鄙薄清官,在雍正的眼里,所谓清官都是不致力于钱粮等实际事务,只会用高言微行盗取名声之流,他们不仅无助于政令推行,反而经常起相反的作用,“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康熙希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而雍正则认为“舆论全不可信”。他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而那些实心任事、雷厉风行地整饬地方的大臣官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往往容易触犯某些人的利益,所以可能并不得人心,于是人们“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反而为舆论所不容。因此,雍正认为要鉴别官员的好坏,不仅不能够根据其名声和舆论向背,相反,必须反其言而听之,就是舆论皆称好者,肯定是不事实务、欺世盗名的人,而那些受人议论和攻讦的官员则往往是有真才实干的人,应该给予重用。

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雍正改变康熙时期的做法,禁止地方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等歌功颂德的做法,他一上台就晓谕地方:“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或经告发,或被纠参,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嗣后官员离任,士民有擅行鸣锣聚众罢市,除将刁恶之人分别首从,从重治罪外,其被保之员,即系好官,然既买嘱百姓,亦必加倍治罪,以儆刁风。”乾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很少褒奖清官廉吏,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善于借反“假道学”等名义惩创、攻击、嘲弄以道学自励者。与康熙以做“名臣”鼓励官员的做法不同,乾隆绝不允许自己的官员以名臣自居,所以当不识时务的尹嘉铨编写《名臣言行录》,“胪列”高士奇、张廷玉、蒋廷锡、高其位、鄂尔泰等与他同一个朝代的人物时,乾隆大发雷霆:“至谓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非,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乾隆不仅贱视清官,而且这位自诩为十全老人的帝王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象他那样操笔犹如操刀一般着力诛杀师道的皇帝还没有过。在这一点上,乾隆用文字显示了比明代廷杖更厉害的独尊之心。他以“君臣大义”排拒师道,贱视斯文的顾盼自雄。正是因为乾隆的这些做法,所以他统治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当时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盛世的表面掩藏着深深的危机。

一代官吏的趋止,一代官场的风气,说到底,与最高统治者的好尚有很大关系,甚至与帝王个人品格亦多效仿之处。康熙为人宽厚,生平以孔子“凡事求诸己,不非诸人”品格自励,故其名臣皆清正廉洁,有君子之风;雍正为人阴骘刻薄,当时大臣如田文镜等也以作风严厉著称。而乾隆朝则出倜傥圆滑的巧宦,如福长安、刘墉、纪昀之流,虽经后世演绎,但也非空穴来风。康熙与雍正、乾隆朝用人好尚、吏治思想各异,三朝仕宦之风也因之颇为不同。


本文内容于 2008-10-1 14:56:55 被微言大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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