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往来---念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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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书信往来---念殇日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 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1 9 8 2年8月17日 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71年8月17日

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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