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抹黑:陈炯明从未炮轰总统府

陈炯明言论选:

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1923.6.29报载)

炯明与中山之构和,责任不在炯明,炯明受乡人托,出维持秩序,绝非受北方命令。炯明秉联省自治主义而奋斗,冀实行此主义以救国;中山赞成联省自治,则我听其令,若仍效北方军阀,作武力统一迷梦者,则我虽助中山,而粤人不谅我也。


武装革命与文装革命(1923.12)

现在中国革命须分为几个时期:第一为武装革命,推倒国内各大军阀,使其大权旁落于小军阀之手,实行联省自治,此为第一期。第二期为文装革命,使人民组织团体,然后带领老百姓来打小军阀。但此时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现在尚属武装革命之时期,离第二期之文装革命尚远。君品行高洁,任事努力,炯所素佩,敢请即来惠城,共商革命大计,勿却为荷。


挽孙中山联(1925.3.12后)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斥国民党军财权托于俄人之手(1925.8.31)

[记者问:阁下对于粤局仍极关怀,未审有何高见?][ 答:]余[陈自称]对粤事自属注意。惟前此,余亦淡然置之,盖彼等皆权利是争之辈,派别分歧,忽离忽合,纷争之余,终必皆归消灭,无劳余之顾虑。然照今日情势而论,实令余难以坐视,彼等以军权财权托于俄人之手。日本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袁世凯所不敢承认者,彼等竟自动的让与俄人。彼等若真讲共产主义,犹有可说,所痛心者,专共他人之产以自肥耳,如此倒行逆施,粤省固将断送,而其影响将及于全国。余为粤人,万难再忍,且亦责无旁贷。现正与林、洪、叶诸将准备一切,一俟饷械齐集,即当一举而廓清之。

[ 与《申报》记者的谈话,申1925.9.1]


1933年9月29日陈炯明去世。


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9日),广东海丰白町乡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毕业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及着名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1917年帮助孙文打响护法战争,对抗北京段祺瑞政府。他在军事上支持和帮助孙文在广东的发展。


他在1922年6月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与孙文政见不合,反对孙文的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当时粤军将领邓铿被暗杀,有史料声称此事和陈炯明有关[1]。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叶举出兵围攻总统府,并炮轰孙文寓所,意在驱逐孙文离开广东。孙文转移到到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并离开广东。史称“六一六事变”。1923年1月,陈炯明被拥护孙文的滇、桂与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击败,率部退守东江。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其所部后,逃到香港,创建中国致公党,任总理,继续为中国的前途而奔走。后病卒于香港。


其对广东的主要影响有:


政治上,反对孙文的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广州市的正式建市由其主导进行,建立立法、行政、财政、审计等机构,推行基层自治,精兵简政,与民休息。


经济上,兴办实业,兴建公路,扶持民企等。


教育上,建立私立学校,为全国之最;发展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请陈独秀任省教育长。


社会生活上,革除陋俗,主要禁绝烟赌,但其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真相


陈炯明于1920年代与孙中山因政见分岐而决裂。孙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陈主张「联省自治」,要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和平「南北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


国民党称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广州观音山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共产党也指斥他为反动的军阀。因此陈炯明生平的历史和他服膺终身的政治主张,今代中国人(包括政治领导者)知道的已不多。


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导,当时下令炮轰广州的,其实是孙中山,时间是(1922年)6月17日,所谓「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是孙中山早得粤军警告,本人已离府,粤军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当年中英文报纸都没有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新闻,反倒有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中国历史几千年来都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几十年来教科书只提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但无人提孙中山炮轰广州市。


六一六(1922年6月16日)事件表面上似乎是一个单纯的「兵变」。不知道真相的人,以为是孙,陈个人间的争权。在事件发生之前夕,北京总统徐世昌退位,旧国会恢复,南方护法目的已达,北方知识分子蔡元培等二百余人通电请求南方『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前言。粤军驻广州部队通电响应,请求孙中山离粤北上,以谋求和平统一中国。


事件发生之时,炯明本人不知其事。孙中山炮轰广州市后,炯明禁止部下妄动,让孙安全离粤,实救孙一命。日后国民党捏改史实,以这事件为陈对党领袖个人的「叛逆」,加上「叛党叛国」的帽子,而把这事件的前因后果,完全掩盖起来。从此中国的人民,不幸的只知道『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而不知道陈炯明曾倡导『联省自治』,建设广东为模范省的一回事!也不知道孙中山再回粤组织暴力政府,重图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


陈炯明的一生反响出中国在20世纪初期追求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他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父亲叫「暄」,号「曦庭」,母亲杨氏。22岁时与黄云(娥)女士结婚,夫妻感情融洽,共生五女三男。


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进而「苏化」了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自此以后,中国便走上了「苏俄式」的革命路线,这正与「西方民主式」的建国步骤,刚相背驰。当时,炯明的粤军,也称为联治军,在作战能力上是没法与受苏俄训练,苏俄装备与苏俄督率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相比的。1925年,粤军在东江两战役中被击败了。


粤军失败后,炯明退居香港,仍继续努力以政治办法来觅求中国之统一。1925年双十节日,其前身为前清洪门秘密会社的「美洲致公堂」,正式改组为「中国致公党」,举炯明为总理,云南的唐继尧为副总理。1926年初,党总部由旧金山移至香港,同时推进党务,伸展于东南亚各地,登记侨胞入党达十余万人。致公党主张建立联邦制政府为统一中国之原则,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教条,而赞成多党制的民主政体。


从一个海外华侨最大的秘密会社,改变为有明确民主方针的公开政党,确是世界历史上民主运动之一创举。这也可算是陈炯明晚年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总言之,炯明不是一个空口谈革命的前清秀才,也不是像国民党所诬指为「叛党叛国」的南方军阀。他是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当过清末的省议员,当过革命时期的选锋(敢死)队长,当过民初时期的都督,当过二十年代的省长,对于「行政」与「立法」两权的运用与制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两者权限的划分,不但有理论上政治学识的基础,而且有实际上运用的经验。他对民间的艰苦,地方自治的必要,更有深切的认识。


炯明于1933 年病逝于香港。后人有说他“潦倒地死于香港”。这“潦倒”二字是中国封建传统通俗的说法。吴稚晖在挽陈联中说:死后“身无长物”是“英雄有价”。炯明去世时是致公党的总理,继续为建设共和而努力,是一个“斗士”,是“暂时失败的英雄”,不是“潦倒”的政治人物。


炯明倡导「联省自治」,百折不挠,不是为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为谋求建国的永久根基。 1922年与孙中山决裂后,他很沈痛的对爱国学者(也是辛亥革命元勋)章炳麟说:


然为国努力,无论在位在野,务达此制(指自治省联邦制)而后已

陈炯明与孙中山在1922


1918年的护法运动,陈炯明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 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 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 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陈炯明与新文化运动


最近我在写一部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特定意义上的运动,它的最后一个句点应该划在哪里?通常是划在1919年五四运动,也有人拉长一点,把它划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但我认为,1922年陈炯明与孙文关系破裂,广东模范省实验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终结的一个标志。新文化运动有****性的旗手,第一个梁启超,第二个是陈独秀,第三个是陈炯明。许多人都不承认陈炯明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因无非是:一、他身在南方,远离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二、他是军人,不是文化人,不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1919年春至1920年秋期间,身为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以高涨的热情,在闽南推行他的政治实验。积极整训军队,改良币制,修筑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学。创办《闽星》杂志和《闽星日刊》,提倡社会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并资助孙文、胡汉民等人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又广邀新学人士,到漳州讨论学术,研究新思潮的发展趋势,为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新文化在南方取得的实际成果。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炯明密切留意着青岛问题的发展。当学生开始走上街头以后,他亲自起草通电,表明支持北京学生的立场。由于粤军成功地在闽南建立了一块占地26个县的地盘,迫使北方政府坐下来谈判,陈炯明的一言一行,受到全国,甚至世界的瞩目。


5月22日,由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发起,闽南联合会、省二师范、龙溪县立小学和各校校长、教员、学生、商会会长、农会会长、当地绅商,一万余人,在漳州召开国民大会。陈炯明到会演说,表示完全支持人民的抗议行动,反对在卖国和约上签字。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致电巴黎和会及我国专使,争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及各种密约。二、要求惩办卖国贼。三、抵制日货。


6月下旬,和约签字问题迫在眉睫。陈炯明主张,南方在南北谈判桌上,不妨尽量向北方妥协,只要坚持恢复旧国会,维护宪法(临时约法),不应再拖延南北一致,合力支持巴黎和会代表,以争取中国的利益。


在五四运动中,陈炯明的爱国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对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年的中国,遍地军阀,有枪便是草头王,陈炯明虽然手握兵符,却倾心于文化事业,堪称中国唯一的“新文化将军”,上马能托着五百支枪与北洋政府作战,下马能办报、办学、写诗作文,纵论天下大势。


广州曾经是安那其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安那其泰斗刘师复在广州建立“晦鸣学舍”,创办《晦鸣录》周刊,安那其八条纲领: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陈炯明是信奉安那其主义的。


当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之际,陈炯明致书晦鸣学舍旧人,邀请他们全体赴闽,协助他开展新文化运动。一批安那其主义者,在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持人梁冰弦率领下,携同印刷器材、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到了漳州,陈炯明交给他们的工作,就是“办书局印刷刊行书报”。


1919年12月1日,《闽星》杂志正式创刊,陈炯明亲撰发刊词。他提出一种“全人类社会主义”。


陈炯明宣示《闽星》的宗旨:“我们既然要为世界努力,便当先从改造中国做起,改造中国,又要先从思想界改造起,这就是我们努力世界问题的一个步骤了。闽星社同人见得这个道理,发行半周刊,介绍世界新潮,阐明吾党主义,帮同社会上同志,为新文化的运动,即为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去,知道世界的演进,中国是负了一个极重的责任。由是用经营世界的精神,来创造中国的新生命。思想一变,新机大来,前途光明,没有穷极,这是本报的职务,也是本报的希望。”[1]


陈炯明也赞成革命,但在他看来,革命不仅仅是“拿‘手枪’、‘’去干‘杀人’‘暴动’的勾当”,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陈炯明说过:“报纸胜过三千毛瑟枪,是有一个价值的。价值大小,不在发行的纸数,而在反响的效果。反响的大小,就是价值的大小了。然而,反响从那里发生出来呢?第一、要看他的主义,是不是适应社会的要求。第二,要看他的传播,是不是向着多数人的方面。主义不适应社会要求,自然没有什么反响,传播不向着多数人方面,虽有反响,也是有限的,或者可以成为恶反响。故此一种报纸发行,须有适应要求的主义,来发挥‘现代精神’,并有符合多数人的传播,去改造‘群众思想’,综合起来,就会发生很大的反响了。”[2]这也可以视作他对新文化运动及《新青年》、《新潮》一类杂志的评价。


陈炯明不但赞成新文化运动的宗旨,而且在闽南付之实践。一时间,“‘过激派’蔓延到八闽去了”的谣言,甚嚣尘上。陈炯明的成绩,甚至把北京大学最激进的学生也吸引来参观,他们到漳州游览后,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盛赞,漳州所实行的措施,“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甚至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3]


梁冰弦曾概括陈炯明的政治动机:“区内集中全力于教育和生产,从而引导民众涤除旧染。逐步转向较合理的生活,而且训练大家参与实际政治。全国尽管动乱纷纭,希望这一角落,打好一个民主化政治的基础。一个角落如果弄得好,相信对全国没有不生影响之理。影响所及,民众抬头,乱国的军阀便难立足,这可以说是这里的革命策略。革命的对象,简单说就是民主的破坏者、障碍者;革命的目标,简单说是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


梁冰弦以安那其同人的身份,诚恳奉劝陈炯明,不如自动把什么总司令丢进垃圾桶,自己宣告回复清白的平民身分,正正经经干社会工作,其影响于人心更大。


梁冰弦的文人心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成见,即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几个文人的事情,其实,如果论写文章、论办杂志、论对新文化的热忱与推广、论对科学与民主的理解程度、接受程度,活跃于《新青年》的沈尹默、吴虞、易白沙这些人,连陈炯明的千分之一都没有,但在史书上,他们一个个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而陈炯明却只不过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感染”的人,无非因为他是军人,而且最后是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军人。


陈炯明并不认为,只有托起五百支枪去打北京那些败类,才叫贡献社会。投资教育,开发智力,为明天培育人才,方为真正的千秋大业。所以,在各项地方建设中,他最注重推行现代教育。


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4]这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不谋而合,与当时在北方方兴未艾的平民教育运动,遥相呼应。


陈炯明有一个宏愿,就是广揽海内外人才,在南方创办一所现代大学,改变南方教育落后的现状。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广州军政府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凑集五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


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高一涵、李大钊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与此同时,陈炯明也率领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实行粤人治粤。11月2日,陈炯明回到广州。省议会推举他为广东省长。广东百废待举。陈炯明马上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


在驱逐桂系后,广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1921年,陈炯明似乎获得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


新文化运动在北方历时数年,轰轰烈烈,但许多人还是搞不懂,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与每天为口奔驰的升斗小民,究竟有何相干。但在南方,陈炯明却把他的理想,一点一滴地付诸实践。他用事实证明了,新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这个混浊的社会,它是一种功效神奇的清洁剂。陈炯明是唯一一个用“新文化”来改造社会的人,而不是停留在打打笔墨官司,更令人振奋的是,他的改造,在短期内大见成效。


他在广东禁烟、禁赌,作为建设“模范省”的第一炮,打得非常漂亮,人们对政府的视听,焕然一新。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中推行自治,他对报纸描绘他的自治计划:中国各村自古实行共和制,各村莫不以自治为宗旨。今中国之自治,应先自村庄上施行,依次发展,及于全县全省与全国。刻广东已在村上实行分区。自治村中,警察与税收由人民自办,将来各县县长与省议员亦归人民自举,再由议员共举省长。他省能仿行之,则可达到联省自治之目的。


陈炯明开始一步一步推进他的计划,首先设立“经济调查局”,发展地方实业;各县都设立了林业事务所,并在广州设立生丝检查所及蚕种制造所,以改良丝料出产;又将省政府的实业科改为实业厅,赋予更大的权责,以推动实业。不到一年,广州市丝厂增至五十余家,港商投资开设农场及罐头厂;南洋归侨也在洽谈集资开发黄埔港;港、粤、沪商人筹办资本一千万元的股票交易所;成立广东全省总商会。


继广州成立市政厅之后,海口、高州、北海、江门、惠阳、汕尾等地的市政厅(局)也纷纷着手筹备,相继成立。各地拆城墙、修道路、筑公园,开展市政建设,干得热火朝天。经济建设初见成效,文化建设也同步发展。广州着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兴办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等;举行美术展览、体育运动会;安装马路电灯;在梅花村、竹丝岗建筑新式住宅区,成为广州的模范新区;饭馆、旅店、戏院等公共场所,都要严格执行政府颁布的卫生规则;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雇用了上千名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





本文内容于 2008-10-1 8:01:19 被昭勇将军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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