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弹一星到嫦娥奔月:中国面临的7次核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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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从两弹一星到嫦娥奔月:中国面临的7次核打击



第一次:1950-1953年朝鲜危机


1950年5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了。接着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派兵到朝鲜。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军节节败退。“联合国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为挽救败局,建议杜鲁门总统动用原子弹。

当时美国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当时它已经储备了近300枚原子弹和260多架能投掷原子弹的飞机,而那时苏联的研制核武项目才刚刚起步。

1951年4月,志愿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杜鲁门政府不仅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采取了4次企图使用核武器的行动,造成了4次颇为惊险的核危机。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核危机,发生于1951年4月初。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准备好了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情报显示莫斯科陆军师也蓄势待发。4月6日,杜鲁门决定派遣载有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越太平洋。4月11日晚上,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警告莫斯科和北京,不要对“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攻击,否则就要对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然而,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

杜鲁门下令向关岛地区紧急运送核部件,接着美军举行了核战演习,且公开报道。一时间,核战争的阴云密布朝鲜三千里江山。对此,中国方面已有所估计并作出了相应的准备,同时通过舆论加以揭露。后因顾忌苏联的力量,再加上各种国际力量和舆论的牵制,杜鲁门未敢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

1953年3月,刚刚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又扬言要在“韩战”中使用核武器。

许多美国高官多次向艾森豪威尔提出建议:“联合国军应组织一次新的具有强大威力的进攻,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原子大炮,封锁共产党中国大陆,并同时攻击中国的东北工业基地。”

艾森豪威尔呼了这些意见,正符合他的想法,他对在中国使用原子弹早有所企图。

然而,这位前盟军总司令最终也未敢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


第二次:1955年金门马祖危机


1955年1月18日,我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8-12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逃大陈岛等岛屿,美国人认为中共将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担心美军可能会卷入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之中。对此,美国采取了两手策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先后发出了核威胁,说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

80年代后,人们从美国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到以下的记载:

1955年3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国务卿杜勒斯在会上说:“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这样才能有效地对付中国大陆机场。”

1955年3月15日,杜勒斯又公开地对新闻界宣称:“我们对中国可能使用某些小型的战术原子武器,以取得我们的胜利。”

另一方面,美国向蒋介石提出主动撤出金门、马祖而固守台湾的主张,蒋介石坚决反对。

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表了准备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重要声明。4月26日,杜勒斯表示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解放军对金马炮击立即减少,至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台湾海峡恢复平静。


第三次:1958年炮击金门危机


为了打击国民党自1957年以来不断叫嚷“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1958年8月23日晚6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万炮齐轰金门。艾森豪威尔随即召开会议,决定协防台湾。美国参联会计划对中国实施有限的核打击。美参联会主席特文宁在9月2日的会议上提出了核打击的策略:向大陆沿岸地区的五个机场先各投一枚当量为7千吨1万吨的小型原子弹,看看中国的反应。

美国1958年在台湾部署两种核武器,分别是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和核炸弹。美国空军不断派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F100战斗机到台湾轮换。

9月4日,艾森豪威尔紧急召见杜勒斯,讨论对中国实行核打击的具体问题,定夺采取何种核武器,攻击中国的哪个目标。当时,杜勒斯表现出非常积极和肯定的意见,又一次力促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同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总统建议,授权第七舰队司令在必要时向中共方面投掷原子弹。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艾森豪威尔则有些犹豫不定,最后没有下此决心。他的顾虑主要是,若使用核武器,会引起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恐慌,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同时,他担心苏联的核武器会进行报复,考虑再三,没敢按下核按钮。

这次危机得以化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9月底至10月初毛泽东意识到美国迫使蒋介石放弃金马的意图是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做了暂不收复金马的决策。以后金门炮击打打停停,历时64天的金门炮战终于告一段落。



第四次:1961年美国曾计划对中苏越使用核武器


1961年越战期间,美国曾计划对中苏越使用核武器。

经由国防部批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为参联会起草了国防部指示性文件,主要关注全面核战争的作战计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罗伯特.科默从中选取了一个问题,作为总统的质询发给参联会,要求立即做出回复。问题是:“如果我们(美国)实施全面核计划的话,单是在苏联和中国会有多少人死亡?”参联会所做的回复是:如果我们使用核武器,累计死亡的人数,最少为2.75亿,最多为3.25亿。这只是中国和苏联的死亡人数。

后来他们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靠近中国和苏联的地区或国家的死亡数又是多少?参联会很快做出答复:如果我们对苏联在东欧的盟国进行核打击,将会造成另外几亿人死亡。对苏联、中国及其盟国进行核打击后,随后而来的核辐射将造成许多中立国公民的死亡,芬兰、瑞士、奥地利和阿富汗,同时还有日本和巴基斯坦。对苏芬边界的苏联潜艇基地进行核打击后,其后带来的核辐射可以完全摧毁芬兰。考虑到风向的影响,尽管没有一枚美国的核弹打向中立国的领土,美国的核打击还可让另外几亿人丧命。

参联会的预测显示,在美国的核打击下,邻国会有五六亿人丧生,而且绝大多数是平民。还会带来上百次的灾难。大部分发生在一两天之内,其他的都会在6个月之内陆续爆发。盟国或是中立国也会爆发30次左右的灾难。

1961年春天,丹尼尔坐在白宫行政办公大楼的一个小隔间里,手拿着这个预测死亡的图表,苦苦思索:图表展示的严重后果一定不能出现。人类历史中不能容许出现上述状况。后来,为了结束越南战争,他冒着终身监禁的危险,将7000多页美国对越政策的绝密文件偷偷复印,交给了多家报纸予以发表。这就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那时,麦克纳马拉曾秘密向肯尼迪总统建议,后来还向约翰逊总统建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要发动核战争。然而,在其任职期间,美国政府大多数官员一度表示,已经做好了首次对苏联使用核武器的准备。直到现在,北约还保持这样一种政策,据2002年3月泄露的布什政府国防政策评估显示,仍然热衷于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一直认为,应该在与强大的中国常规军队进行有限战争时,首次使用核武器。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所作的情报分析认为:常规轰炸根本不可能阻止北越军队的渗透,也不能阻止其支援南越的游击战,更无法迫使河内领导人放弃武装斗争。情报分析还认为,美国陆军加大力度,封锁通过老挝和柬埔寨的渗透路线,根本无法阻止北越对南越内战的支持。相反,还会滋长北越发动全面战争的气焰,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重演法国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还会引来中国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美国战略决策者的意图,他们将会发动核战争对付中国。

朝鲜战争的结局,给美国陆军留下后遗症就是“切勿尝试”,亦即“不要在亚洲尝试发动地面战争”。这句座右铭的意思是,“不要在没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地面战争”。1964年4月中旬,在西贡的一次会议上,国务卿腊斯克再次详细阐述这条教义:“在常规战争中,我们不会用有限的人力资源与庞大的中国军队进行战斗。”

1964年6月2日在火奴鲁鲁举行的会议上,泰勒将军指出,对越南发动空袭后,中国地面部队将很有可能参战。当时在座的人一致同意。费特尔上将(太平洋总部)说道:不使用核武器,将无法阻止共产党的地面部队,所以在各相应作战计划中应赋予指挥官使用核武器的自由。

后来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腊斯克称:

美国不会在亚洲进行地面战争,也不会仅限于使用核武器。我们的人口为1.9亿,但是中国的人口至少为7亿。美国不会使用常规武器和敌人浴血奋战。

这意味着,如果战争升级,中国军队参战的话,美国将使用核武器。


美国曾考虑对越南使用战术核武器


1966年的一天,美国一些科学家突然获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谈论在越南战场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这些科学家大为惊愕。毕竟,原子弹是极有威力的核武器,一旦使用,将在军事和政治上产生极大的影响。于是,几名科学家把自己的想法通报了美国国防部,有3名科学家还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研究。最后,他们写成了长达55页的名为《东南亚战术核武器》的研究报告,呈送美国国防部参考,被列为“高级机密”材料。

该报告认为,美军如果在越南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器(原子弹),目标不是很多。战术核武器有效的作战使用主要是阻止大规模胡志明部队运动。然而,胡志明部队主要是一支游击力量,平时分成小部队零星作战,没有固定的兵营,没有庞大的军队集结,而且还大量利用森林作战。因此,美军原子弹的作战效果值得怀疑。

报告分析道,美军如果使用核武器阻塞在森林中的道路,虽然可以摧毁大量树林,然而,游击队可以很容易地清除倒下的树木,照样可以进行物资和兵员的补给。美军如果要成功地阻塞游击队使用的林中道路,就必须经常使用核武器。显然,这是美军难以做到的。不仅如此,美军如果使用原子弹,还会殃及道路周围的无辜百姓。据计算,美军一旦投掷战术核武器,周围320公里范围内的无辜百姓都将受到威胁。

报告分析认为,如果美军首先在越南战场使用核武器,很可能导致游击队的核反击,届时,胡志明部队的支援国苏联可能决定向胡志明部队提供类似的武器进行反击作战。苏联可能向胡志明部队提供核迫击炮或核无后坐力炮。美军在越南南方建立的航空基地、陆军基地、军港和部队集结等地,均容易成为胡志明部队进行核反击的目标,也容易遭到苏军远程轰炸机的核袭击。美军在越南战场中部署在狭窄的兵营里,如果遭到原子弹之类的小型核武器攻击,损失将是巨大的。报告认为,两者相比,美军使用战术核武器比不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后果更可怕。

报告还认为,如果美军在越南战场使用核武器,将产生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一旦胡志明部队进行核反击作战,战争就将升级。一场局部战争可能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最后的结局难以预料。即使越南战场不出现升级行动,美军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会在未来作战中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一些国家为了防止在未来军事作战中遭到美军核武器的攻击,会秘密跨越核门槛研制核武器,这将导致核武器的扩散。同时,一旦美国在越南战场使用核武器,不管胡志明部队最后是否使用类似武器进行反击,世界的舆论都会对美国不利。其中,美国盟国的反应会对美国“相当不利”,亚洲许多国家也会进行谴责,日本甚至可能废除与美国签署的条约,连美国国内舆论都会出现质疑。因此,美军如果在越南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器,政治上的损失将超过军事上的获益。

1966年8月,这些科学家有关核武器在越南战场使用后果的报告送到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手里。美国国防部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美国未敢下令使用战术核武器。


尼克松总统在他就任之初,由于急于结束一场令数万名美军阵亡的不得人心的战争,又曾考虑对北越使用核武器。

1969年,尼克松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制定了一个战略,企图利用国际外交加上威胁使用武力,迫使北越政府屈服。

基辛格与其手下随即开始研究制定代号为“鸭钩行动”的紧急军事计划。他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评估五角大楼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西贡的军事策划人员所提交的秘密计划。

解密档案透露,有两份机密文件提到了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时使用核武器的问题。

第一份是1969年9月26日,基辛格的助手罗杰.莫里斯和安东尼.莱克致海军上校伦勃朗.鲁宾逊的备忘录。鲁宾逊是筹划“鸭钩行动”的核心人物,他当时起草了一份文件,向委员会扼要介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的攻击北越的计划。

第二份文件是1969年10月2日基辛格致尼克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向尼克松介绍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鸭钩行动”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行动的根本目标是“通过一系列军事打击”,迫使河内“就一项妥协方案进行谈判”,军事打击的强度将微妙地介于“对其社会造成难以承受的破坏”和“完全毁灭其国家和政权”之间。

但是此后不久,由于有关方面的反对,尼克松放弃了“鸭钩行动”。

假如美国真的执行了“鸭钩行动”,美国向越南投放了原子弹,必将影响到中国,那时我们能坐视不管吗?苏联也不会坐视不管吧!因此也有可能爆发一场世界性的原子战争!



第五次:英国也想用核弹攻击中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开始了经济起飞,在英国经济地图上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当时的香港不仅成为英国工业制品的倾销地,还成为英国与亚洲各国经济来往的桥梁,许多英国大型公司也纷纷在香港安家落户。与此同时,在那冷战年代,香港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

英国很担心中国会搞突然袭击,以武力“夺取”香港。怎样才能继续占领香港?英国认为,用常规战争显然不能达到目的。英国人早在朝鲜战场上领教了志愿军的战斗力,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还特意警告,任何地面部队如果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战,必将失败。怎么才能“让中国政府不敢动香港”呢?英国政府决定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在必要时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1952年英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后不久,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就制定了一份“全球战略文件”,明确提出将使用核武器遏制对手。1956年,英国人在一份绝密作战计划中写道,如果东盟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话,中国军队有可能进入缅甸,届时英国将毫不犹豫地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1961年2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姆致信首相麦克米伦,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要动用武力收复香港了,英国政府可以采用常规武器或实施核打击来解决,但显然运用核武器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麦克米伦的赞同,到1961年3月,英国政府内的主要负责官员已经对核打击中国的计划达成了“一致意见”。

为贯彻英国政府的核讹诈政策,英国军方开始为核轰炸中国进行秘密的准备。

英国空军决定,从1957年起,在马尔代夫的冈岛修建重型轰炸机场,同时扩建新加坡的丁加机场。1958年,英国国防部又在丁加机场秘密兴建了一座永久性核武器储存基地,并准备把48枚核弹头运往该基地。

1962年,英国首次将“红胡子”战术原子弹运往丁加机场,原子弹轰炸机也开始进驻该机场。紧接着,英军在丁加基地进行了频繁的模拟原子弹投掷训练。为了扩大打击范围,英国还在马来西亚的巴特沃思机场和肯尼亚的一处军事基地修建了特别设施储存核武器。此外,英国还轮番派遣携带有核弹的航母到东南亚海域巡逻,并一度计划将装备有“北极星”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部署到东南亚地区。

由于英国在防备上极端依赖美国,因此极力想拉美国参加对中国的核战计划,以便为继续占领香港提供“双保险”。

1961年3月,英军参谋长蒙巴顿受命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费尔特上将在夏威夷进行秘密会谈。蒙巴顿表示英国无法依靠常规武器保住香港,“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是保住远东桥头堡的不二选择!”蒙巴顿希望美英能够在此问题上共同行动。费尔特则表示,如果中国强行收复香港,美国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1957年初,英国公开宣称,将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储存核武器。全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就连英国驻新加坡总督也表示坚决反对。此后,英国对中国的核战计划不得不在更为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准备。后来,英国虽然在新加坡的丁加基地部署了核武器,但却一直瞒着新加坡政府,就连一向亲英的马来西亚首相拉赫曼都不知情。不过,由于忌惮东南亚国家的反对,英国在丁加基地最多时也只部署了6架原子弹轰炸机。这个数量的轰炸机显然无法突破中国严密的防空网,更别提完成轰炸任务了。

1964年,中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英国的核讹诈政策遭到了致使一击,这场核战争闹剧终于就此偃旗息鼓。



第六次:1963年美国欲对中国核设施的“绝育手术”


针对美国多次威胁要对中国实施原子弹攻击,中国于1955年初决心开始研制原子弹。美国一直密切注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并通过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企图与苏联联手来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但苏联拒绝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在同肯尼迪总统会谈之前,蒋经国造访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邦迪,他们也谈到了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作战问题。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就可以打击大陆核设施。邦迪支持蒋经国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考虑。

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有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中国包头这样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蒋经国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中情局局长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

蒋经国走后,肯尼迪政府继续研究如何扼杀中国核计划的各种可能性。

肯尼迪本人也在考虑除武力以外的方案。他还是希望促使苏联在部分针对中国的防止核扩散协议上予以合作。1963年秋,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联合国会晤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两人讨论了防止核扩散问题。当葛罗米柯提到多边核力量时,腊斯克故意刺激葛罗米柯说,由于苏联曾经对中国核计划进行援助,因而它已丢失了“自己处女的纯洁”。然而苏联人的反应是,防止核扩散协定仍然是有效力的。在10月10日同肯尼迪的会面中,葛罗米柯表示愿意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时,美国国务院的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研究报告,题为《共产党中国的核爆炸和核能力》。

该报告指出,中国的核能力“在未来一个不能确定的时间里,不会改变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真正的力量关系,也不会影响亚洲军事力量的平衡。”在约翰逊看来,中美之间巨大的力量差异,以及中国核能力的脆弱性,使中国的核威胁减小到了最低的程度。一个有核的中国,处在美国可攻击范围之内,而中国对美国却做不到这一点。约翰逊认为,中国制造核武器的目的,是以此来威胁敌人对其领土的攻击。它不可能改变自己谨慎的.后发制人的军事政策。

约翰逊的报告没有经过官方批准,但它仍可认为是代表国务院的立场。而且在1964年4月,以纲要的形式提交给了林登.约翰逊总统。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总统承认,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公开评论中国的核计划,也极少提到要采取步骤打击它。

1964年4月中旬,罗伯特.约翰逊完成了他的新报告,题为《对打击共产党中国核设施可能性的探讨》。该报告总结了四种对中国核设施打击的方式:

一是美国公开进行空中打击;二、由国民党空袭;三、在中国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四、空投国民党的行动小组。约翰逊认为,由美国实施空中打击,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而在大陆内部雇佣特工进行破坏的方式,也是极不现实的。因为根本雇不到这样的人。国民党实际上也无能力单独实施空中打击。最后,一个师出无名的军事打击会使美国付出沉重的外交代价。

总的说,约翰逊的看法是,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是危险的,它很可能失败;它会损害美国的形象,削弱美国的地位,使世界力量格局变得难以捉摸。这些结论,同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想法是大异其曲的。

当时对华持敌对态度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任内曾授权情报和军事单位研究各种扼杀中国核武器计划的草案,包括与台湾联手空袭或派遣突击队。1964年美国政府曾认真考虑过要轰炸中国,以阻止中国核技术的发展,还想联合已同中国关系破裂的苏联,共同实施轰炸计划,但苏联拒绝与美国合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宣布完成首次原子弹试爆后,蒋介石震惊中再三要求美国,在中国取得投射原子弹技术前,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但此时,肯尼迪总统已遇刺身亡,继任的约翰逊总统和国务卿腊斯克等担心中国卷入逐渐升级的越南战争,犹豫未决,并最终认为中国的核武装力量对美国并无大碍,遂决定放弃具有高度风险的军事破坏行动,坐视中国逐步完成核武器的发展。

毛泽东曾经笑谈,中国的原子弹只是“吓吓人的”。可这一吓,却把美国人吓得不轻。



第七次:1969年中国面临苏联“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1969年3月珍宝岛冲突爆发,苏联军方强硬派主张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让一家不太起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了出去。

毛泽东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后,果断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中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

另一方面,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用已苏联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1969年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中国的导弹基地已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勃列日涅夫不信,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美国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这时也用中程导弹携带当量为2万至2.5万吨的原子弹进行实战性演习爆炸。随后中国又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

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苏联领导人出于多方面考虑,于10月20日在北京首开两国边界谈判。由珍宝岛事件引起发的紧张对峙局势开始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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