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夷”到“红衣”:见证大明王朝的灭亡 zt

陈继承 收藏 2 303

从仿制佛朗机新式火炮、直接引进“红夷大炮”,以致宁远大捷明军“气”死努尔哈赤,到后来后金夺取明军大炮,铸造出更先进的“红衣大炮”,以炮守城的明军终于不敌以炮攻城的清军。明军的失败揭示了一条军事技术引进对于战场上优劣形势转化的启示……


明朝西洋大炮让努尔哈赤饮恨身亡


在明朝末年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有一件“朝野欢呼、士庶空巷相庆”的大事。那就是天启六年(1626年)明与后金战争中所获之宁远(今辽宁兴城)大捷。


是役,袁崇焕等前敌将领决心坚定,视死如归,部署精当,指挥得法,并且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军民保家乡、求生存的抗敌热忱。故而,他们所坚守的虽是一座被投降派弃置关外、完全不可能有任何支援策应的孤城,依然挫败了努尔哈赤顽强而凶猛的进攻,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大捷。这不但是“辽左发难”以来明王朝军队所取得的唯一胜利,也是努尔哈赤兴兵43年中头一回碰上硬钉子,致使他经受不住这种精神打击,抑郁生疽,饮恨身亡。


此次保卫战,“肯守之人”和“必守之心”当然是第一位的,但11门西洋大炮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明军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明显地高出对手一个档次。这种西洋大炮于天启初经澳门输入中国。因其来自红发红须的荷兰人之手,故也称“红夷大炮”。据说这种大炮前后共输入30门,除18门留在京师,1门试放时炸裂,余皆调往宁远。


当时在宁远的明军把这种西洋大炮巧妙地纳入宁远的城防配系。宁远城的建筑基本是正方形,城的四角各有一方形敌台。它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郭连接。大炮架于台上,可以三面射击,即便敌人冲到城脚之下,“门角两台攒对横击”,也不会出现火力死界。后金军队不晓得,明军“凭城用大炮”的这种新战术已完全剥夺了他们昔日平野奔驰、疾不可当的优势,照旧蜂拥推进。这就恰恰给西洋大炮的轰击提供了集团目标,“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可见其威力之大。守城军民惊叹:“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这也难怪宁远战役之后,明熹宗朱由校在对参战之人慷慨赏赐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有功之器的褒奖,特封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凭城用大炮”成了明军最后的辉煌


明代大约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转换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当时统治者的心态可能也比后世的官僚略显正常,颇敢实行“拿来主义”。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年号)末年,广东巡检何儒从停泊于珠江口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了一种新式火炮,便寻觅工匠积极仿制,谓之“佛朗机(时国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隆庆(明穆宗朱载垕年号)初,明廷开始批量生产这种装上了照门和准星的先进火器,陆续发往部队。据《练兵实纪杂集》记载,当时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朗机256门,辎重营装备160门。辽东告急之后,这种火器也大量发往东北前线。明廷的官方统计资料表明,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3年中,发往广宁(今辽宁北镇)的各类军火中,大小铜铁佛朗机就有4090架。这种火器虽然给后金造成了一定威胁,然因其机动性能差(自重千斤以上),明军也没有找到一种相适应的战术,所以佛朗机之类每每落于后金之手。特别是广宁弃而不守之后,大量军火充实了敌人武库。明王朝靠仿制而拥有的“长技”反而为敌所乘。


正是在这种日趋被动的形势下,明末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发出了“火器者今之时务也”的呐喊,提出了引进西洋大炮和“大炮进城,凭城击打,以台护铳,以铳护城”的部署原则,派人赴澳门办理采购事宜。后来,虽然因为官场上的掣肘阻碍,徐光启不得不中止自己的使命,但由于他的力倡,用西洋大炮武装明军,并纠正“列兵营大炮于城之壕外”的错误方法,毕竟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认同。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开风气、换脑筋的贡献。


在宁远之战前明军将领袁崇焕还对大炮能否影响和改变传统作战方式本身,缺乏足够认识,而在宁远战役结束,袁崇焕巡历锦州、大小凌河等城后,向朝廷提出的奏折中,扬长避短的战争指导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他指出:“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城用大炮一策。”袁崇焕从宁远大捷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成为明军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守为攻、制敌取胜的基本方略。


清军“骑兵加‘红衣大炮’”打败明军“凭城用大炮”


当然,宁远之战对长期以来傲视中原的满洲贵族也是一副清醒剂。大炮的厉害逼着他们开始向自己的对手学习。皇太极即位后,特别重视在战争中夺取明军的大炮。


当时明军的做法是将这些火器列于战阵之前,战斗打响首先施放火炮杀伤冲击之敌,然后再进入短兵相接的格斗。但后来金军很快便发现了明军布阵上的弱点。他们发挥“铁骑冲突,如风如电”的优长,以快速抵近战术超越明军的火炮射击线;或者利用其火炮两次点火燃放的间隙发起冲锋,席卷而来。如此,明军的火炮有时甚至还未来得及发挥作用,便成了敌人骑兵的战利品。金军夺取了明军的火炮后,开始把炮战逐步纳入自己的战术。


明崇祯四年(1631年),后金利用归顺的一批汉族工匠的智慧,铸造西洋大炮获得成功。而且,他们还创造了“失蜡法”,使铸炮工艺领先于明朝。由于“夷”字犯忌讳,他们新铸的红夷大炮便更名为“红衣大炮”。从“红夷”到“红衣”,既说明军事技术的进步多么曲折而富于戏剧性,又说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实在是至理名言。引进固然重要,二次创新尤不可少,长技和优势绝不会久久厮守在任何一方。从此,战场上的优劣形势又发生了新的逆转,大型火炮成了清(皇太极于1636年改国号为清)军攻坚的利器,以炮守城的明军越来越不敌以炮攻城的清军。而那支其势如虹、灭亡了明王朝的大顺农民军也由于技术的落差在清军骑兵加炮兵的攻势面前节节后退。李闯王部退保的最后一道天险潼关城就是被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开的。


明清战争由于多少已带有近代战争的特点,所以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颇为凸现。从佛朗机的仿制、直接引进“红夷大炮”而有宁远大捷,到后来的炮战使满清铁骑如虎添翼,很能说明技术引进对于优劣形势转化的推进作用,很能说明技术的发展对于军事思想、作战方法乃至军队建设的重大影响。而这一点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鉴此,大凡探讨战争胜负的原因,切不可忘记恩格斯那段越咀嚼越有深意的论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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