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天下:李宗仁白崇禧的富国强兵强兵路zt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其中的翘楚。


1933年11月3日,新桂系三巨头之一的白崇禧,对桂林学界发表题为《从德意两国的自强说到学校军训和体育》的公开演讲,对彼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潮流大加推崇:"德国这些兵,与其说是十万士兵,不如说是十万将校......意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的强盛,全是由于慕沙里尼(墨索里尼)所组织之法西斯蒂党的组织严密,同时全国尤其是学生都能军队化所致。"


这次演讲正式宣告,新桂系将以全民皆兵的"斯巴达式"军国主义理念为指导,对广西进行全面建设。


20世纪30年代,一批出身贫苦、接受西方新式教育与军事训练的中下层军官,在大时代的炮火洗礼中迅速崛起,成为各地雄霸一方的诸侯。与先前的旧军阀顽固守旧、自私腐朽不同,新式军官们大多怀有强国强民之理想,并为此做出各种努力与尝试,这直接表现为在各地风起云涌的引入各种先进理念、建设中华之浪潮。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则是这其中的翘楚人物。他们所领导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运动,使西南边陲穷省广西,短短数年时间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一时间成为各地竞相模仿之"模范省"。东南亚盟军司令史迪威在日记中感慨:"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而这一切,与"新桂系"首脑们推行的"军省"主义不无关系。


外忧内患

1931年2月,蒋介石与胡汉民因"约法之争"交恶,宁粤矛盾激化,以陈济棠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公然与蒋决裂,一时间蒋介石捉襟见肘、疲于应付。蒋桂大战失利后流亡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趁机确立了新桂系对广西的控制,加入了西南反蒋阵线,两广和解并宣布独立,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


然而三人所面临的局势却极为严峻。自古以来,"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自然生产条件极为贫瘠,交通落后;加之众多民族杂居、民风彪悍,"鸣锣会众,千百为群,齐持枪械,舍命凶斗"之事屡见不鲜。


更为要命的是,自1925年陆荣廷旧桂系统治崩溃之后,粤军、滇军、黔军等外来势力先后入境,而省内也是自治军蜂起,广西全境陷入无边战火之中。晚年李宗仁回忆道:"各自称王称霸......闹得一团乌烟瘴气"。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与战乱并立的灾难是匪患。政局失控、兵祸连年,不少人铤而走险、遂去为匪,时人感慨:"泊乎民十,盗匪蜂起,市井为墟......"。

彼时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其《广西农民调查》中描述了普通民众的惨状:"诚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蹂躏摧残之下......逃亡的人们是逃亡了,死去的人们是死去了......所剩下的遗痕,不过是枯杨白骨、断井残垣......"


84岁的历史学教授钟文典,1924年出生于广西省蒙山县,他清晰记得这段童年的回忆:"司令满街走,统领多如狗......那时候真的是非常之乱,老百姓完全没有安全感。"

民团建设


但是,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土匪横行,社会崩溃的局面就发生了改观。1935年,朝鲜人李斗山由广州踏上去往广西梧州海关的筏板,开始其为期四个月的桂省之行,到达此行第一站梧州后,李斗山"第一个印象便是满街满巷都军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壮男们,除了妇孺老弱的人们之外,都穿着灰色的、黑色的服装--军服,都戴着灰色或黑色的帽子--军帽,而拥挤着、动着、行着......"。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让抗日志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许并不知晓,眼前的见闻和此前外界对于"新的广西"诸种传说,正是新桂系集团在若干理念和纲领指导下,大力推行新民团制度的结果。


从1930年9月颁布《广西民团组织暂行条例》始,至1938年颁布《广西省民团规程》,新民团制度在广西省全面推行开来。广西全境被分为12个民团区,各区内选择战略要地设立指挥行营,总部设在南宁,由白崇禧担任总指挥。


在县一级,设立县民团司令部,由县长兼任司令;而县以下,村街设民团后备队,乡镇设民团后备队大队,区设民团后备队联队。民团的各级组织系统与行政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负责人均为一人兼职。从上到下,形成网络状组织,十分严密。这样就有效保证了军令的迅速下达与执行。


新民团制度的特点不仅在于组织严密有效,还在于它废弃了旧有的团兵雇佣制,而改为义务制。这是因为雇佣兵成分复杂、良莠不齐。新桂系强制要求广西境内18岁至45岁男子均有被征为团兵的义务,要求他们必须参加民团训练,"任何人均不能规避",广西日常生活状态下的居民,大部分卷入民团的网络之中,这就宣告了广西自此全民皆兵。


一则时人日记传神地描绘了这幅图景:"人们在广西旅行,早晨到处可听到喊口号及军事操演,进入广西等于进了一所大兵营。"


新桂系集团如此看重民团建设,是因为办好民团对他们来说是一举数得的事情:既可以深入控制乡村基层,清除匪患,又可以扩充军事力量,同时还可以节省大量军费。更为重要的是,用白崇禧的话来说,要"以民团之力量,而推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是也。"


武化教育


1932年,时年8岁的钟文典还在蒙山县读小学,钟家是蒙山县的大户,经营着两间分别叫做"怡兴隆"和"正昌隆"的杂货铺。店员们轮流被抽调去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只是利用早晚时间操练,并不需要脱产,"大家都对民团的操练非常感兴趣,争着要去。"

钟教授解释道:"那个时候,李、白、黄他们的口号非常得人心,所以办民团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再加上国难当头,大家的爱国热情全被激发出来了。"由于军训需要穿着统一的军服,当时他的祖父甚至出钱为店员们订做军服,以表示对民团的支持。


广西民团的训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即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政治训练,此外还包括识字训练,新桂系集团尤其重视政治与文化训练。


黄旭初说:"我们的民团......是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打成一片。"民团已不仅仅是维持乡村治安的工具,更成为"推动广西各方面建设事业之一种社会力量。"于是,在传统的军事训练项目之外,广西民团训练项目还包括农业技术、中国及世界大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三民主义、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


不难想象这股涉及全省、声势浩大又清新向上的时代风潮,在那些历经战火劫难、几近绝望的普通百姓心中,涤荡起怎样的波澜与热情。钟文典清晰记得,包括自家店员在内的壮丁们在蒙山县的公共体育场进行操练,他时常跑到那里去看,而前去观看的普通民众非常多,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与此同时,民众便也受到了熏陶与教育",钟教授说。在他看来,人心受到的鼓舞与希望,在那样一个时代,尤为弥足珍贵。

寓兵于团


感受到改变的不只是广西人,1934年3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农学团组成的一个国内农村考察团,一行五人来到广西省武鸣县,在这里,他们被广西民团建设所深深震撼。他们回忆道:"刹时间五六百全副武装青年壮丁集合在讲演台前面操场上,迅速森严,比之正式军队,有过之不及。"


正是这些比之正式军队"无不及"的民团组织,担负了治安联防、剿匪灭霸、稽查毒品等任务,古来以多匪闻名的广西,社会治安与风气焕然一新。《大公报》记者胡霖君在其《桂游日记》中感慨:"千里夜行不见匪"。胡适也赞叹道:"广西......连兵官共有两万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无盗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不仅如此,民团更是建设公所学校、道路桥梁、共有树林、公共设施等的主要力量,政府的财政投入得到大量节省。民团参与经济建设的成果还表现为广西省入超的持续下降,由1931年的1700万下降至1937年的200多万。


民团的作用还体现在军费的大为节省。广西因经费有限,平时仅保留两个军的兵力。根据1943年数字统计,从1930年到1943年,广西全省壮丁接受军事训练总计2,147,918名,约占壮丁总数的87%,而当时广西省总人口也不过1200万。而当抗战爆发后,广西省在极短时间内集结了六个军开赴战场,这便是民团训练的巨大威力。无怪1935年,山东省政府考察团在考察广西民团后,在其报告书中感慨道:"虽名为民团,而实则新式之陆军也。"

"那时候,广西青年的精神面貌与外面的截然不同",89岁的前桂林政协主席魏华龄感慨到:"初中毕业时,必须经过半年的军训,才能颁发毕业证;而升高中后,第一个学期也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也就是说从初中到高中,要经过一年的军训。"


"那时候的军训,可不像现在这样玩一玩、走走形式,我们完全和军官学校一样,摸爬滚打、射击、野外演习、夜间演习、修筑工事、防毒、作战理论......不仅如此,我们连'游击战术'都有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初中升高中的18岁少年魏华龄整整经历了一年的军事化训练,"必要的时候,我们拉出来就能立刻成为班排长等下层军官。"他说那时候同学们情绪都非常高涨,认为"广西是进步的",而那一年宣传抗日的"六一运动"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向了最高潮。


除了在所有学校推行强制军训政策,新桂系还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培养学校:广西民团干部学校。新桂系对这个学校寄予厚望,故由省主席黄旭初亲自担任校长,而黄本人对此不无自豪地说:"现在国内学校最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是本校,一个是共产党所办的陕北公学。"

干校招生非常严格,无论是体格知识都是同龄青年中的佼佼者。现年94岁的韦甘睦老人,曾经在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受训,他们被称为"干训生","民团干校不交费,有钱人、穷人的孩子都有,主要以学历为主。""基层干部都比较年轻,年轻人当基层干部有朝气、爱国",韦甘睦回忆说。


在经过从半年到一年半不等的培训之后,这些干训生被派遣往全省的各个基层担任干部,担负起基层的各项建设事宜。


三位一体


1934年,从干校受训毕业的韦甘睦被派到基层。他身兼三职,不但是当地镇长,还是国民基础学校校长和民团后备队队长。"三个职务共拿一份工资,月薪约40元,可够二至四人的小家庭开销。"韦甘睦回忆到。


这正是在广西全省推行的"三位一体"政策,通过这个政策,新桂系将政治、经济、教育统一起来为军事服务。


传统中国社会中,正式的基层政权组织与官僚体系只下延到县级,正如瞿同祖所言:"实际上,在州县级以下没有任何类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广西地处边陲,基层政府更是形同虚设,在乡村说话管用的只有乡绅和父老。政令只能下达至县,到乡村便无法传达,这对于崇尚集权、军管的新桂系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从1931年起,黄旭初便分别派人赴日本考察市町村制度、赴山西考察阎锡山的闾邻村治制度、赴河北定县考察平民教育,随后推出大规模的基层行政编制改革,至1934年,将全广西省编为99个县、201个区、2399个乡镇、24897个村街。


与此同时,新桂系大力推行户籍登记与管理,要求"村无遗户,户无漏丁"。通过此举,"使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要与政府发生联系"。


类似韦甘睦这样的经过干校训练的毕业生,则成为执行和实施这个政策的骨干力量。对于这套系统,黄旭初不无得意地说:"整个广西一千二百万民众,都归到这个系统之下,好似一顶很严密的渔网笼罩着一样。"


"三位一体"制的实施,在节省经费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对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资源的强大控制力与调配能力。这一能力,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对新桂系军队在抗日战场的卓越表现起了直接而关键的作用。


到前线去



1942年10月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 18岁的桂林中学高中生钟文典第一次见到了新桂系的魁首李宗仁,"个子不高,但神情坚毅","灰军装,脚上穿的也是布鞋",除了肩章能表明身份,看不出和老百姓有什么区别的李宗仁慷慨陈词,"努力学习、强健体魄、赶快成才,为抗日、为我中华民族与国家贡献力量......"。


从上午9点到11点,李宗仁演讲两个多小时,台下青年学子早已是群情激昂、热血沸腾......


此时,已进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五个年头。国民政府各系军队在正面战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沦陷地区由北往南日渐扩大。


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局势中,"新桂系"的军队却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国民党要员孙科曾叹服道:"你们(广西)刚入伍的壮丁,可以排成纵队前进,实在了不得。在别的省份,刚征的壮丁,有的要用绳子绑住手,成串押解,怎能和你们相比?"戴季陶也说:"广西在抗战中所贡献的人力物力智力,差不多是各个战场的骨干。"


不仅是征兵,在交通建设征调民工方面,广西的数量也是高居全国首位。以湘桂铁路为例,新桂系征调30万民团负责修筑其境内900多公里路段,两年之内便基本完成,这让铁路专家凌鸿勋称赞不已:"我们觉得桂省民工的组织以及命令的彻底实使人佩服。"

八年抗战,广西共征调近百万兵员参与其中,人数仅次于四川,按人口比例则居第一位。"新桂系"的军队则转战于沪、苏、浙、皖、鄂、豫、湘、桂等地,参加了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桂南、随枣、桂柳等著名会战,成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

难挽狂澜


尽管广西军队在抗战初期表现出色,但广西毕竟基础薄弱,十年积累经不住长期消耗。新桂系在励精图治一段时间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


随着战事的延长,无休止的征兵、征工严重影响到了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与生产,抗日爱国的激情便逐渐被民怨所冲淡。到了抗战后期,甚至出现了暴力"抓壮丁"服役的现象,抓不住人就抓其父母做人质,抓不到家属就查封家产。


其实早在广西建设初期,广西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马君武便已看出新桂系军省主义的弊端,他说:"本省四大建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好像桌子的四个脚,一个桌子,一定要四个脚都同样长,这个桌子才能够站得稳,四大建设也是这样。但几年来......没有平衡的发展......只顾军事,不顾其他,犹如头重脚轻,欲行不得......"


随着抗战后,整个国民党从大陆的败退,新桂系和其所推行的"军省"主义也一同烟消云散。白崇禧退往台湾,黄旭初去香港做了寓公,李宗仁去了美国。

1965年,钟文典第二次看到了李宗仁。这一年,在美多年的李宗仁回归国内。眼前的李宗仁与20多年前并无太大变化,只是褪去了当初军人之威武刚毅,气质完全变得和蔼可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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