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服往往是“官兵一致”,上致老帅、老将,下致普通战士,服装的差别不是很大。


这就引发一个疑问,在“官兵一致”的年代我军如何“上下级识别”呢?我发表点个人看法,说的好了,我军各级政委们可不要嫉妒呀!


说说当时我军的几个特点:


第一、党指挥枪

在三湾改编是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不仅具有政治意义、战略意义,还有战术价值。

我军编制内除了军事指挥员,还有相应的政工干部,这样一个建制内往往有两套指挥系统,瘫痪了一个还一个备份,这就使得我军在战时可以得到有力的指挥。

实际上不仅是干部,普通党员往往可以成为临时的指挥员。

在老电影、老小说经常有这样的场面:一群与部队失散的战士聚集在一起,一个人说:“现在召开临时党小组会,共产党员站出来。我是共产党!”于是,往往有几个党员站出来。而且往往还会有这样的人:“我是共青团员,要求列席会议。”这样,一伙散兵游勇就结成了战斗集体。


不过,这里有点小疑问,为什么普通的战士都那么信任党员?为什么没有冒充党员满足私人的目的?这就因为下一条。


第二、党员的表率作用


埃德加.斯诺曾描述过国军和共军的区别:红军的指挥官往往高呼“同志们、跟我来”,而国军则高喊“弟兄们、给我上”。这段描述清晰的反映了红军战斗力的来源。

在战争年代,作为一个党员就是意味着死的可能更大,因此,入党就是最神圣的想法。党员要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老山的“党员敢死队”。

正是党员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因此具有特殊的凝聚力,普通的战士服党员。只要党员还在,我军的战斗力就在。资料显示我军在伤亡超过70%的时候仍然可以战斗。杨根思的连队有100多人,最后撤下去3个战士,阵地上还剩下杨根思一个人,就是说在杨根思的连队在伤亡97%的情况下还在坚持作战。

有句名言“战斗的胜利往往取决于最后5分钟的坚持”。看看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军的伤亡统计,国共死亡比、负伤比都是1:1左右,而被俘比则是10:1,这说明国军在最后时刻的精神崩溃。


第三、干部的爱兵如子和慈不掌兵

爱兵如子是战争时期最好的带兵方法。据说红军行军时一个我军伤兵倒在路边影响了部队行军,一个战士上去踢了一脚,毛主席知道后批评了这个战士,还把马让给这个战士骑。

军队的文明程度实际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老军阀打不过新军阀,新军阀打不过红军、解放军。官兵一致可以带来凝聚力,也可以带来战斗力。

爱兵如子和慈不掌兵是相关联的,如果平时喝兵血,战时怎么能让普通战士卖命?


第四、民众的监督

据文载,我军对于失散的人员管理是很严的,大概是一段时间(好象是一年)不归队就除名,不许进入任何部队,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敌人打入我内部。但是安置到地方则是有严格的规定,不是随便接受的。

送郎当兵是无上的光荣,而一旦出了逃兵则是一家的耻辱,至于有没有其他处罚还无法考证,这种环境限制了我军逃兵的出现。


具有这些特点使得我军在战时具有特殊的战斗力。

进攻时党员带头,执行命令坚决;撤退时有党员断后,有序不乱;混战时队伍不散;打散后部队收拢的快;失散的士兵主动归队。


关于混战时队伍不散、快速收拢兵力,需要特别关注。我军曾流行“枪声就是命令”的说法,就是说没有指挥的情况下要向枪声最密集的地方聚集,这是很有效的原则。在混战的情况下往往是在某个局部我军越打人越多。枪声响起的地方往往是最需要人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士兵主动的向枪响的地方聚集需要勇气。在辽沈战役中我军和廖兵团打混战,廖兵团被彻底冲垮,“枪声就是命令”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军服差别不大会导致“上下级识别困难”,并足以影响战局,那我军的胜利说明了什么呢

关于“上下级识别困难”的说法,在79年自卫反击战后说的最多。实际上这并不是在这次作战中我军暴露的最大问题,有内部资料介绍:“有的干部作战行动不积极,战斗作风差;有的干部执行命令不坚决,临阵动摇,甚至公然抗命;有的擅自率部后撤,脱离战场;有的谎报军情,虚报战果,争功诿过。更加严重的是在危急时刻有的干部贪生怕死,擅自离开部队,甚至砸坏电台、丢掉武器、遗弃伤员、化装脱逃。这虽然发生在极个别的人身上,但是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这是我们很少了解的一面。了解了这一面,有利于我们思考为什么我军会发生“上下级识别困难”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部队指挥不动”的情况。


其实有一句简单的话,说明了我军军服在上下一致时如何解决“上下级识别”的问题,那就是《长征组歌》的一句歌词:“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有人责问:为什么军队换身军装你们就看不惯?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作怪,那是一种失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