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权力巅峰时王洪文:奢侈浪费爱好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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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一个人物的“崛起”颇为引人注目。他就是王洪文,从一个***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此文带着我们穿越时空,真切地看到处在权力巅峰时王洪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67年元旦社论向全国吹响了攻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角。“军师”张春桥等人旋即赴沪,策动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掀起“一月夺权”的黑风暴,夺取上海市委大权。 1月2日,张春桥电召王洪文进京。 1月3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秘密会见了王洪文。在听完王洪文关于

在“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中,一个人物的“崛起”颇为引人注目。他就是王洪文,从一个***派头头一跃而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此文带着我们穿越时空,真切地看到处在权力巅峰时王洪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67年元旦社论向全国吹响了攻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角。“军师”张春桥等人旋即赴沪,策动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总司令部”,掀起“一月夺权”的黑风暴,夺取上海市委大权。


1月2日,张春桥电召王洪文进京。


1月3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秘密会见了王洪文。在听完王洪文关于上海近况的汇报后,张春桥肯定地对王洪文说:“上海的桃子熟了!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接着,张春桥又对王洪文关照道:“你也不要久留北京,要尽快回上海。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将先走一步,由革命***派掌权。我和文元同志也于明天飞抵上海,投入上海的战斗!”果然不出所料,1月4日上午,上海《文汇报》社夺权。1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夺权,宣告“新生”,公开为“革命***”唱赞歌。1月6日,王洪文、徐景贤联合全市十几个***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大会的导演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连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都是经过他俩仔细审批的。大会宣读了3个由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一手炮制的“通令”,宣布“夺权”成功。


就这样,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陷于瘫痪,实际权力落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里。


按照当年的“老中青三结合”的说法,组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中,张春桥当然应算“老”的“革命干部”的代表,任了“主任”之职;姚文元可算“中”,任了“第一副主任”之职;徐景贤也算“中”,而王洪文既算“青”,又算“革命群众”的代表,两人均为“副主任”。此后,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颠的境地。而首开夺权之风“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声大振,逐渐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1972年9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王洪文进京;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又当选为党的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眼中的“接班人”了。


权力欲望的膨胀


从一个***派进入中枢机构,成为几人之下几亿人之上的风光人物之后,王洪文的权力欲望逐渐膨胀起来了,得到更大更高的权力,便成为其朝思暮想的事情了。


王洪文的发迹,得益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直接栽培,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随其后。而在王洪文到来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并肩战斗”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结成三人小团伙;尾随在张、姚之后的王洪文自然成为这个小团伙的第四个成员。于是,一个描述这四人关系的固有名词出现了:“四人帮”,钓鱼台国宾馆,成了这个“帮”的大本营。在这个“帮”中,王洪文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地位却最高。一个小小的***派头头能有今天这样的结局,王洪文自然明白,要想爬得更高,必须需要另外三个人的继续栽培才成。在他的眼里,张、姚不用说了,江青虽然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但是,“第一夫人”的光环足以使他觉得抢眼,也足以使他死心塌地投入这个帮派。在毛泽东一系列“不要搞四人帮”的警告声中,王洪文虽然仍是副主席,但伴随着邓小平的复出,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告吹。其后,根据中央的安排,王洪文1/3时间在中央,1/3时间下基层,1/3时间作调查研究。他只好回到发迹之地上海“调研”去了。


在此期间,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使各行各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整顿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触怒了一直维护“文革”的毛泽东,使他对邓小平又失去了信任。


在上海的王洪文得到消息后,觉得获得权力的机会又来了,匆匆赶回北京,又和另外3人结合在一起,密谋向邓小平“反击”。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王洪文打起了如意算盘:在邓小平复出之前,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如果将邓小平***,我不仅还可以主持日常工作,甚至可以坐上总理这把交椅。在这种野心的驱动下,他开始了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打算。


1976年1月,中央确定召开批判邓小平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天真地认为,他登台的时间不远了。为此,他决定在这次会议上“亮相”: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他把秘书肖木召来,要他尽快准备这个报告。王洪文口授讲话内容:“讲一讲文化大革命,讲一讲反击右倾翻案风”,“口气都是全面性的”。他对肖木“摆出一副要出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架势,得意忘形地说:‘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这个报告完成后,王洪文很重视,进行多次修改。不料,在王洪文修改完二稿送到印厂出三稿之际,2月3日,中央发出1976年的第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王洪文的美梦又一次破灭。2月4日,王洪文看到了报告的第三稿,只好偷偷地收藏起来。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洪文感到夺权的时机又一次来临,为了先一步控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权,9月10日晚上,王洪文即让秘书廖祖康通知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米士奇到中南海值班,廖对米吩咐说:“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任务是“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电话。另外,各省、市、自治区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王洪文趁机夺权的野心已暴露无遗。


到了10月2日,就在离“四人帮”覆灭的前4天,王洪文还洋洋得意地拍了几版“标准像”,妄想为其夺权成功做准备;10月3日,王洪文仍然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到北京郊区平谷县讲话。煽动“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发泄对华国锋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不满。


奢侈浪费的生活


吃,是王洪文的一大嗜好。身居高位,他的权势也满足了他的这种嗜好。从曾经接待过他的上海市委招待处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的材料看,王洪文“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运来;儿子要吃石榴,也派专人到苏州去买。”接待处为了保证王洪文提出的“古里古怪的食品要求”,“有时要三辆采购车”来供应。在他外出“调研”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在事先通知的内容中,安排吃喝、准备名酒名菜是第一项内容。且每到一处大吃大喝之后,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与吃相比,王洪文玩的嗜好更浓烈,花样也更多。在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上海接待处的一份材料,披露了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玩法:“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橘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与吃喝玩乐相联系的,就是攫取、挥霍。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35条、酒芯巧克力糖60盒,酱菜罐头20多瓶。


材料还揭露了王洪文挥霍浪费的情况:


王洪文为了打猎,硬要给他仿制美国“奇异牌”的聚光搜索灯。工厂只好停止部分正常生产,日夜赶制,突击一周,造出20只,王仅选去2只,耗费国家资金一万多元。又如,为王洪文专门精制5块高级钻石牌双日历手表,调动了7个工厂、1个商店的40余名技术人员,花费国家资金1万1千多元。王洪文用的保温杯,也要给他特制,加工单位仅为制杯盖就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专门制了两套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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