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人们常听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一说法,或者说:“蒋宋孔陈是四大财政金融寡头”。随着我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正在进行深入探讨。

什么是经济金融界的“大家族”(Biggest Households)呢?如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洛克菲勒家族 (Rockefeller family)、摩根家族(Morgan family)……,他们的共同特点是:(1)某个血缘家族拥有控制经济命脉的巨大产业为私有财产,如摩根家族包括银行家信托公司、保证信托公司、第一银行等,总资产34亿美元;摩根同盟总资本约48亿美元;(2)几代人延续发展下来才形成大家族,如洛克菲勒家族发展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代了。

整整60年以前,即1947—48年,陈伯达(1904—1989)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首次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也即四大财政金融寡头。他提出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并估算这“四大家族”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但有人提出疑问: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16亿美元,那么这“200多亿美元”从何而来?显然说不过去。陈伯达的著述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品,数据是靠不住的。


官僚资本并不等于某个家族的私有财产

如果问:中国有没有“官僚资本”呢?有。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1912—1928)的官办企业,以及国民党政府(1928—1949)的国营企业、银行等,可以说都属于官僚资本。由此产生了官僚资产阶级,是相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民营企业家)而言。

官僚资产阶级是不是有贪污、受贿、腐化的劣迹、甚至罪行呢?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政治特权,垄断经济命脉,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宋子文等权贵大发国难财,迅速扩张官僚资本,成为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日本投降后,通过接收沦陷区的敌伪财产,又从美国的大量财政援助中肥私,他们的权势达到最高峰;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滥发钞票、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济崩溃是国民党政权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改造为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但从学术上看来,必须把“大家族”私有的产业,跟 “公家”(国营或官营)的产业区分开来;必须把国民党政府名下的国有资产、跟各个家族私人的资产区分开来。从法律上看来,一方面这些官僚担任公职、领取公务员薪金和津贴;另一方面这些官僚又经营自己私有的企业。如果“公私不分”就会造成贪污、受贿、盗窃国有资产罪,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

官僚资本是通过“党政军”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手段(一党独裁、专制政府、党管军队)控制经济的,党政军领导集团共有经济利益,资产属于集团共有而不是某些家族私有,形成既得利益的组织关系的“集团”而不是血缘关系的“家族”。他们显然不能算作是家族经济的典型。

例如: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自1928年至1935年,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这决不是说:中央银行就等于是宋子文或孔祥熙两家的私有财产。

又如:交通银行创建于1908年,是中国早期的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交通银行在筹建过程中,采取了官商合办的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借款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营权。经过努力,京汉铁路的路权于1908年12月收回。交通银行初期为经营轮船、铁路、电信、邮政四种往来的专业银行,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较早地借鉴了国外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方法,是我国最早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对促进我国早期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1928年,国民政府颁发了《交通银行条例》,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成为当时第二家最大的官商合办银行。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即“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做出了贡献。实事求是地说,交通银行并不是孔家或宋家的私有财产。

再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接收敌产,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统计,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为55.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金550万元,以及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020.1460万元并2.6544万英镑。经过接收,财政部握有外汇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接收敌伪资产约合10至20亿美元。这些金融资产,是归国民政府所有、归财政部管理,而不能认为是“四大家族”个人的私有资产。


宋子文和孔祥熙两家私有的企业相当多

那么按照正式的说法,所谓“四大家族”本身占有股份的企业有哪些呢?

有资料称:他们直接经营的商业机构主要有——

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

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扬子建业公司、长江公司,祥记汽车行、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

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销公司;

宋美龄(蒋家)的中美实业公司。

由上述实际情况看来,宋家(宋子文)和孔家(孔祥熙)这两家私有的企业很多,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私有的企业非常少;蒋介石本人名下则没有什么企业。

关于“华华绸缎公司”,我查找到如下史料:20世纪30年代为抵制日货,上海“大兴绸缎局”总经理民族资本家王延松,于1935年10月在上海成立了“华华绸缎公司”,倡导“华人服饰”、“华人穿华服”。华华绸缎公司集各种国产高、中、低档呢绒绸缎、棉布服装于一店专业经销,以满足各阶层国人的穿着需要,一时闻名四方。1937年抗战爆发,12月上海沦陷;1938年,华华绸缎公司迁徙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因此,实际上这是民族资本主义产业,跟陈立夫兄弟关系并不大。50年代初,华华绸缎公司改造为新中国的公私合营企业。

棉花运销公司也不是陈立夫兄弟私有的。

再说宋美龄与美国陈纳德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拥有包括陈纳德的空运队在内的运输队伍,总公司设在上海,各地有分公司,进行中美之间的出口、入口运输,实际上是一个中美合资的企业,宋美龄入股。但是蒋介石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高,有军人的习惯,并不奢侈;宋美龄爱权大于爱钱。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财产不够资格列入“大家族”

如上所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两人实际上并没有很多资产。

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是国民党元老陈其美的侄儿;曾与其弟陈立夫一同从事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陈果夫历来清廉,久有肺病,到台湾后经济困难,缺钱治疗,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补助,但已无济于事。1951年8月28日病故,终年仅59岁。陈立夫(1900—2001)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后来离开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

还有一个资料可供参考,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前略)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 何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这个数字也许有些夸大,仅供参考。但是也可以看出:陈济棠 、张静江、孙科、阎锡山、张群 、何应钦 等人的资产都要比陈立夫多得多,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够资格进入“大家族”之列。


为什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说法难以成立?

多年来我在研讨“20世纪中国经济生活”课题的过程中,注意积累这方面的史料并加以考证思索。我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说法难以成立。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四家”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实事求是地如此分析:宋家(宋子文为主)和孔家(孔祥熙为主)是名副其实的“亦官亦商”的大富豪,而客观上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乃至蒋介石、蒋经国、蒋纬国父子,则是主要作为国民党政治人物,但在生活上还算是比较清廉的。至少,若将陈立夫、陈果夫硬塞进“四大家族”是并不妥当的!

当时流传俗话“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姻亲孔家财”,就表明:蒋介石掌握天下大权,陈氏兄弟掌握国民党的党务,蒋和陈两家本身并没有直接占有多少产业;而宋子文和孔祥熙两家通过裙带关系(姻亲)掌握财政、升官致富。

其次,宋子文(及其弟弟宋子良等)和孔祥熙(及其妻子宋霭龄、儿子孔令侃等)初步形成资产大家族的雏形,但是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他们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地盘,家族也终于垮台。最后只能逃往美国经营一些房地产和投资石油天然气等,落得个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他们后继无人,一代而竭,成不了多大气候了。

今后,在学术(经济史)上,建议不再使用“四大家族”的术语;官僚资本也不要跟所谓“四大家族”混为一谈;应该分别探讨“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的具体情况,然后以事实真相为根据,做出科学的判断。


[注1]“官僚资本”的概念,是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发表的《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第一种官僚资本是清末洋务派的官办企业;第二种是官商合办企业。1929年,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一文中,揭露清代官僚举借外债时“从中渔利,自肥私囊,形成官僚资本”。那时候所说的“官僚资本”主要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办企业。

[注2]经济学家王亚南分析,中国的官僚资本有三种具体形态:

第一种,是官僚本身所有的资本(私有财产),就是官僚自己举办的那些企业;

第二种,是官僚使用的资本,就是那些由“公家”(国营或官营)举办的企业,官僚作为实际经营者,对于此类资本经营并无所有权,但有运用权;并不是私有财产;

第三种,是官僚可加以控制的资本,就是在多方面受官僚制约的私人企业资本。这更不是私有财产了。

这三种具体形态,第一种(所有权)直接为官僚所有;第二种(使用权)、第三种(支配权)不是由官僚直接占有。官僚“对公营资本作自利的运用,对私人资本作自利的控制,无非是想使其所有资本形态迅速扩大起来”;但如果没有后两个资本形态,“第一个资本形态,也许根本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成形为官僚资本”。因此,“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形成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

[注3]至今关于蒋介石、宋美龄有多少家产的问题,已经有一些线索可寻,但还没有公认的准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