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事件政府应当买单

公共安全事件引出的不只是“问责风暴”,还有善后问题。善后问题,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钱的问题。死伤已是事实,损害已经造成,能求的也就是死者家属如何安抚,伤者如何治疗。于是大家又盯紧了政府的钱袋,财政不能为不法企业或者不法之徒买单,因为公民没有这样的义务。 真是这样吗?我又在怀疑。哪怕在成熟的法治社会,政府不为公共安全事件买单,恐怕都是事实上的无理。



公共安全事件,处理的第一原则是快速应对,而非确定责任。快速应对,包括事态控制、救援救治,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决定,使受害者获得解救,使死难者得以安息,是首要问题;当发生经费问题时,钱由谁出?谁出能够保障公共安全事件中受害者与死难者的权益最快实现,就可以由谁出。由财政垫付,由财政支付,还是由责任方垫付或者支付,都是下一步考虑的事情。


救命优先于算账,这就是以人为本。紧急事态中,医院不能要求先行交付医疗费,消防车不能要求先行交付出车费,社会资源也可能被紧急征用。这符合人情,而非对财产权属的侵害。既然如此,公共安全事件中,财政先行出资垫付就是很正当的做法。接下来,可能面临的问题是这些垫付的钱,这些公民交给政府的钱是否能够收回。原则上,当然是划分责任,由直接责任方向受害者支付,从而财政垫付的钱得以收回。然而,不法也好,合法也好,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为人有时有能力承担其经济和民事责任,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往往会有“你负不起这个责”的情况,因此,更多的时候,企业或行为人可能没有能力承担其经济和民事责任。这样的时候,财政不买单谁买单?


财政买单,最终当然是公民买单。事实上,为公共安全事件买单,本身也是公民纳税的一个合理用途。公民纳税,不只是供养政府,而且是为公共事务提供财政支持。一个安全事件既然已是公共事务,那么由政府来买单也是理所应当。不管公共安全事件是由不法企业造成、违法行为造成,还是由政府不作为乱作为造成,为了处置这一事件,财政不是不必出钱,而是有责任出钱。垫付也好,最后支付也好,都不能说在政府的责任之外。


这样,在公民不想买单与政府应当买单之间,就形成了矛盾。公民不想买单,是因为公民认为在有明确责任方的情况下,应当由责任方来承担经济责任;政府应当买单,是因为不管有没有责任方,政府不能不立即处置公共安全事件,而且支出的经济成本未必能够收回。矛盾怎样解决呢?这只能由公民选择由谁来主持政府,从而形成责任的分担。政府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服务,公民有权去组成新的政府;同时公民因为选择怎样的政府,从而政府为公共安全事件支付费用,也就是代表公民去支付费用。对公民来说,既然选择了一定的政府,那么也相应担负选择的后果;对政府来说,既然由公民授权,那么也就必须接受公民的制约,这样,公民可以通过各种制约手段防止政府懈怠,从而减少出现公共安全事件的机会。


这就是正常的状态。公共安全事件必须得到迅速处置,政府必须为此而承担各种责任,其中包括经济上的责任,财政买单不仅是应当的,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必须的。财政买单,就是公民买单。公民应当苛责的,不是公共安全事件出现以后财政买单,而是政府要避免公共安全事件频繁出现。事后政府要买单,这是应尽的责任。(刘洪波)



公民没有任何义务为不法企业埋单


公众不会答应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一个不法企业。更何况,对于这些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同样有责任官员对此负有责任,他们除了被行政追究之外,也理应承担司法责任与赔偿责任。官员职务的免除只是官员责任体系当中的一环,而远不是全部。


最近两周时间里,一场“问责风暴”迅速从山西蔓延到河北、河南、深圳甚至北京。不论是溃坝事件和奶粉事件的责任人,还是与矿难和大火相关的责任官员,都出现在问责的大名单里。应当说,这样的问责力度,前所未有。



但一众官员的“辞职”或“被免职”,不过是在官员“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之下的应有之义。官员绝不应是一只“铁饭碗”,官员的责任也绝不应止于一个公共职位的交出。相对于事故的被害人或其家属来说,对官员的行政处理并不构成多大的实质意义。他们更需要的是,损害赔偿。


在深圳“9·20”大火的善后中,当地政府表示将给每位死者家属补偿25万元,香港死者家属的补偿比照内地死者的标准统一执行。同时深圳龙岗区常务副区长钟新明告诉记者,这不是最终的赔偿,如果死者家属对此补偿不满,可以再向事故责任单位舞王俱乐部索赔。


深圳“9·20”大火中共有44人丧生,政府必须先行垫付1100万元,这笔钱到底为谁垫付?官方并没有直接回应。钟新明副区长只是表示,首先出台补偿方案是为安抚受害人家属,等调查结果出来后,政府会如数收回垫付资金。


换言之,政府的垫付并非“赔偿”,而只是为防止在赔偿问题迟迟未予解决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的矛盾激发而事先采取的预防之道。从客观效果来看,先行到位的“垫付”确实可以起到安抚的效果。


但我们又必须防止政府的这一垫付成为最后的“支付”。在过去一些同类事故中,政府“垫付”“赔偿金”后,往往会有人用各种手段向受害人家属施压,禁止其再提出赔偿要求。不但事故责任方的民意赔偿责任可能被无端免除,政府官员因渎职而可能产生的经济处罚也多半凭空消失。到头来,还是纳税人为责任官员和责任企业埋了单。


在最近陆续发生的这些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及重大生产事故背后,政府“垫付”频频出现。因受“三鹿毒奶粉”影响的病患,现在是由医院免费接诊、免费检查、免费治疗。这些“免费”的背后,同样以公共财政为后盾。如果政府没有或不能在今后及时追偿,纳税人又将平白无故地充当一次“冤大头”。行政责任的承担,我们已经陆续看到了,民事责任的赔偿才刚刚拉开帷幕。如果相应的索赔将导致责任企业和承担责任的有关人员“倾家荡产”,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来挽救或豁免这些理应为其无良行为付出代价的不法企业及有关责任人。一起质量事故导致企业破产或倒闭的例子在法治国家比比皆是,这是市场经济使然,也是依法治国使然。政府托大或荫蔽的企业是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市场良心的。公众也不会答应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挽救一个不法企业。更何况,对于这些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同样有责任官员对此负有责任,他们除了被行政追究之外,也理应承担司法责任与赔偿责任。官员职务的免除只是官员责任体系当中的一环,而远不是全部。


当然,对于类似“三鹿毒奶粉”事件这样波及面大、受害者众的个案,我们有理由反思,也许企业破产倒闭也不足以对所有的受害者或其家属提供足够的赔偿。企业为化解这样的质量安全风险,理应具备产品质量保险意识,或通过行业协会联合起来建立风险基金,以应对因产品质量或重大事故造成大范围侵害的善后赔偿。作为社会管理者,政府理应推动这些制度的建立健全,而不是一味地“先行垫付”,并因此引发纳税人对公共财政不当支出的合法怀疑。无论如何,公民没有任何义务为不法企业的侵害行为埋单。(王琳)


本文内容于 2008-9-28 9:19:32 被dongm77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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