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战役: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及地方武装。此役我军歼敌1个绥区司令部、2个整编军部、10个旅、1个团,据守在西城区的敌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1个整编军部、3个旅及非正规军4个师、4个团2万余人起义,总共10.0万人,缴获各种炮803门,轻重机枪3794挺,长短枪4.9万余支,火箭筒63具,各种炮弹22万余发,坦克、装备车20辆,铁甲车3列,汽车238辆。


许世友的山东兵团攻克兖州后,山东的形势一派大好,国军因兵力空虚,除仍占领济南、临沂、荷泽及胶东半岛几座沿海城市外,其它地区都变成了红色。尤其是济南,十分孤立,东距青岛、南距徐州各300多公里,国军增援十分困难。守军名曰10万,但吴化文的部队占了相当一部分,整73师又是重建的部队,战斗力都很虚弱,唯一依仗的只有城防工事。因此,山东兵团对于攻克济南是有把握的,最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7月14日,即攻克兖州的第二天,毛泽东在给粟、陈、唐、张并告许、谭的电报中称:“似以许、谭攻克济南最为有效,拟令许、谭攻克兖、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各个击破尔后大休整。”同日,在致中原、华东野战军、华东局的电报中也称:“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8、9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7、9、13纵、渤纵、鲁纵)可能于10月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很显然,攻克济南的任务交给了山东兵团,而粟兵团的任务仍然是消灭5军、18军,似乎又加上了黄兵团,而且要求粟兵团“尔后大休整”。


对于毛泽东所要求的歼灭5军、18军的任务,粟裕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再加一个黄兵团更是勉为其难,他十分清楚外线兵团的状况。于是,粟裕又动了一番心思,于当日又向毛泽东提起了建议:“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我们与许、谭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打援。”不得不佩服粟裕的高明,不仅巧妙地回避了歼灭5军、18军的任务,而且还要休整1个月后与许谭协力攻济南。届时,即使不能歼灭5军、18军,他又有了攻克济南的功劳。实际上,如果他的部队不去济南“协力”,国军又有谁会去增援呢?


7月17日,毛泽东回电华野:“许、谭所部暂在原地休整待命。”没有正面答复粟裕的“建议”。


过了一星期,也许毛泽东察觉到了华野外线兵团现在已经“残废”了,7月23日致电许、谭并告粟、陈、唐、张,同意他们在现地休整,“或在陇海路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毛泽东此时已经对粟的指挥能力有所怀疑,不再提什么“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而是要在宿北、鲁南战役中证明比粟裕更有远见的陈、唐以及张震一起来谋划指挥了。而且他对依靠华野来彻底打开局面已经失去了耐心,而把打破僵局的宝押在了东北。


但是毛泽东对歼灭5军这样的骨干始终心有不甘,26日又致电华东、中原野战军:“下一步作战任务,预定粟、陈、唐并统一指挥许、谭歼灭整5军,刘、陈、邓主力则以寻歼张轸一个师以为配合。”只是相比过去,给粟裕的条件可以说大大地放宽了,任务也减轻了。


但是粟裕仍然铁了心要与许、谭“协力攻克济南”。既然毛泽东要华野众将一起会商,7月底,他与陈士榘、唐亮、张震等率领华野机关和一部分干部由豫皖苏悄悄来到曲阜(第1、4、8纵队仍在豫皖苏休整),与山东兵团会合。


10天之后即8月10日,粟裕与陈、唐、张、钟(期光)等共同商量了三个方案上报军委:第一,集中华野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津浦铁路徐蚌段,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第5军。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北援之敌。第三,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有重点地配合与使用兵力。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攻占机场,削弱其守备兵力,以主力11个纵队打援,歼敌一路或两路。第二阶段,在歼灭主要的一路援敌之后,集中主力攻济。并倾向于第三方案,将打援战场选在汶河以北、泰安以西、肥城以南地区或邹县、滕县地区,而将阻援战场选在鲁西南的金乡、钜野、嘉祥地区。


第一个方案从侧面答复了毛泽东歼灭5军的要求,但条件是集中华野全力,反映了粟裕以现有兵力歼灭5军信心不足。这个方案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就是要华野全部转入外线,山东全境则有被国军再次翻盘的危险,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又有可能丢掉,这当然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方案实际上就是专打济南,不打5军了,这等于是用机关枪去打蚊子,当然也是浪费资源。第三个方案实际上是前二个方案的结合,不过分开来说,说得好听一些。第一阶段要用11个纵队打援,很明显仍要把许谭大部绑在歼灭5军的战车上,第二个阶段集中主力攻济,与第二个方案又有何区别?只是满足了毛泽东重在打援的心理。


球再一次传到毛泽东那里,8月12日,毛泽东复电粟、陈、唐、张并告许、谭、王(建安):“你们提出的三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之中,待你们与许、谭、王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后再答复你们。”但基本同意了攻济打援,并提出了最乐观的一个结果: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了5军等一部援军。要求“……在一个条件,即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很显然,仅攻克济南并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目的,他既“要真打济南”,以便吸引国军增援,又提到了“头痛的5军”。这个要求,对于粟裕进行攻济和打援的兵力分配实际上作了软性的安排:攻济仍然是许谭山东兵团的主要任务,而打援则还是粟外线兵团的侧重点。


粟裕理解毛泽东的用意。又过了10天,8月23日与众人一起联名向军委提出要求:要求调苏北兵团主力北上参战。次日,军委批准11纵33旅、34旅留在苏北,其余两个纵队和一个旅北上参战。在总体上形成了对国军2:1的兵力优势,这样,粟裕手中有了苏北兵团来代替许谭,毛泽东也没有再提歼灭5军、18军了,而且华野外线兵团不动声色地在双方电报大战之中休整了1个多月,暗暗地圆了豫东大捷的神话。他达到了“战役”目的。


毛泽东在8月26日电示华野众将:“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应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应临机应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之后再攻城。……”毛泽东将此次作战称之为“攻济打援战役”仍然说明他对攻济和打援是并重的。即使是第一种情况,也并未说就不打援了。第三种情况甚至看成是歼灭援敌的一种机会。


但是粟裕却顺水推舟,于8月27日致电军委:“拥护军委26日电示作战原则,发动猛攻,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三种前途。……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以攻取济南为唯一目的。”他要彻底“避免第三种前途”,以“攻取济南为唯一目的。” 了。


对于粟裕的“理解错误”,毛泽东于8月28日又给粟裕提了个醒:“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以一部分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显然,不管援敌进得快与慢,他都要打援!他担心粟裕又全力攻济,用攻克济南,消灭吴华文和重建的整73师等垃圾部队来搪塞其歼灭5军、18军、黄兵团的任务。谁欠的帐,谁来还。对于这些电报,粟裕在回忆录中是不会提的。


现在粟裕不好再说什么了。“华野前委一致拥护这一方针,……我决定将参战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四组成攻城集团,百分之五十六组成打援集团,攻城集团兵力为六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四万人。根据军委指示由许世友任攻城集团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以山东兵团的领导机关为攻城集团的领导机关。打援集团的兵力为八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分,附地方武装共十八万人,由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8月31日,华野上报了济南战役决心,计划于9月16日发起。粟裕还是坚持把原外线兵团的3纵和本来善于阻击的10纵“协力”到攻城集团中,而把山东兵团7纵和苏北兵团都纳入了打援集团,他是一定不让许世友独占攻克济南之功的。对此,军委没有再具体干涉,9月2日,军委复电同意。


9月10日,许世友从后方养病回到兵团指挥部。9月11日,鉴于许电报中央要求协调指挥全军的暗示,毛泽东致电许世友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负责。”给了许世友相当大的独立性,实际上规定了粟裕侧重于指挥打援。


我军在磨刀霍霍,王耀武那边心里直发毛,他的部队实在太弱了。因此他多次飞到南京、徐州请求增援。蒋介石决定将徐州以西的整83师增防济南。但是当57旅和整83师19旅于8月至9月上旬空运济南后,刘峙以先向济南运送弹药、铁丝网等为借口,停止了整83师的空运行动。王耀武见整83师主力没有运到,于是再次飞到南京,请求将整74师从徐州空运济南。蒋介石9月15日同意了他的请求,但直到战役打响,我军炮火封锁机场后,整74师只运去了57旅7个连。


这样,济南的守军为:整编第96军整2师2个旅、整84师2个旅、独立旅,整编第73师2个旅,整83师19旅,整74师57旅7个连。此外就是机关直属单位和地方保安部队,共10万余人。


大人物有大人物的难处,小人物则有小人物的苦恼。当国共双方军政首脑都在加紧布局时,一些作为棋子的“小人物”也没闲着,吴化文就是其中的关健人物。


中共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由来已久,早在45年11月津浦路徐济段战役,陈毅、黎玉就有争取吴化文的计划,他们将被俘的吴部第1军军长于怀安等人释放回去作吴的工作。后来通过于怀安等人对吴的妻子林世英等人开展了“效果显著”的统战工作。


但象吴化文这样的人都都抱定了一条原则:有奶便是娘。为此他们甚至可以不顾民族大义,国军得势,他就“渴望统一”,共军得势,他就“心向光明”。在当时蒋介石正如日中天,想让吴化文反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陈毅、黎玉的工作并不是毫无用处,因为象吴化文这样的变色龙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保存实力,随时注意给自己留好后路。因此对我军派去做工作的人,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自己回避不见,但也好来好走,不加得罪。至少双方建立了秘密的联系。他的部队既没有什么骄人的战绩,又没有什么大的败绩,一直在随大流。在华野七月分兵陷入最困难境地时,他还着实卖力地追击过一番,把叶、王、陶气得要死。但一有风吹草动,他立即跑得比兔子都快。据说吴化文在当汉奸时曾对左右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日本人打赢了,咱们当然不吃亏,日本人输了的话,老蒋还需要我们去打仗,也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最不济的话,还可以去投共军,他们也需要咱们打国军。”此后的历史,倒还真如他所料,这几乎可以与他老乡的隆中对策相媲美。


华野主力出击外线后,国军主力纷纷调离山东,尤其是胶东战役之后,山东国军已经没什么象样的部队了,他的人马还成了台柱子,这使他感到了压力。


国共双方进入拉锯状态后,吴化文已看清国民党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尤其是东北,百分之九十的地盘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而兖州失守后,济南也成了孤岛,他的主力161旅被歼灭。中原会战后,华野主力纷纷回到山东,济南明显成为攻击目标,而国军主力却没有动静,这时的吴化文开始认真考虑自己“何去何从”了。


8月2日,吴化文一反常态,主动约见了中共地下工作都李昌言,表示条件成熟时即配合解放军行动,“解决济南问题”,同时要求解放军等他准备一、二个月时间,吴还为李昌言开具了特别通行证。李立即持证赶赴历城,向中共济南市委汇报,并转报华东局。饶漱石迅速作出指示,并派华东局统战部第1科科长并代管部务的王征明与济南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蒋方宇、市委国军工作部副部长曾定石三人组成工作小组,负责吴化文的争取工作。


实际上,此时的吴化文还处在观望状态,如果在这一、二个月中,国军也大举进入山东,他会采取什么行动还说不定。


8月15日,李昌言向吴化文转达了华东局的指示精神:陈毅司令员、华东局非常关心他的起义动向,过去虽然他与人民为敌,但只要这次深明大义,解决济南,必然功大于过,起义后保证不咎既往,保证他的兵权和地位。并要吴将徐州的父母接到济南以保证安全,同时与解放军建立电台联系。吴表示同意起义,答应将父母接来济南,但对建立电台联系一事却避而不谈。


8月20日、22日,李昌言两次约见吴化文,对其犹豫动摇进行规劝,并约定24日再谈,但吴化文却干脆回避不见了。他一是在观望,二是在要价。


工作小组经过研究后,抓住吴的心理,于28日采取了“强硬”立场,在吴化文的妻子林世英面前“声讨”了吴在当汉奸期间,在临朐制造无人区等劣迹,吓得林世英等家人纷纷对吴相劝。这一着果然奏效,数小时后,吴便将李昌言请去,当面致歉,当晚交付了密码本,并派车将李昌言送出封锁线。


9月6日,谭震林指示:不要吴化文单独起义,而是要他在济南战役发起后再行动,配合我军夺取济南。济南市委又派黄志平、辛光打入进去,协助李昌言开展工作,并建立了秘密电台联系。


9月15日,李昌言将战役发起时间通报了吴化文,同日,吴的父母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从徐州乘飞机来到济南。从歌舞升平的后方把父母接到风雨飘摇的前线,这是一个明显的反常行为,国军情报部门不知是毫不知情还是视而不见,总之实在是失职。


这时,体现了许世友指挥上的高明,先是说解放军云集城西,使王耀武判断我主攻方向在城西,将总预备队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将57旅调入市内,“准备转用于西郊”。接着又说东面的9纵以主攻的“姿态”打助攻的任务,又使王耀武判断我主攻方向在城东,将预备队19旅、57旅从城西调到了城东……9纵是许的起家部队,会打助功?城西机场一带固然重要,城东的茂岭山、砚池山更是王耀武苦心经营的地方,是济南东面的屏障。失守后,王耀武大发雷霆,枪毙了守军指挥官,并将预备队东调,组织反击。


9月9日起,华野攻城集团开始由济宁、汶上、泰安、莱芜向济南逼近。15日抵达济南近郊。16日晚12点,攻城集团在许世友的命令下达后,全线发起猛攻。


18日,吴化文起义。到9月24日,济南解放!


在攻防双方兵力相同,而装备劣于对方的,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克重兵防守的大城市的战役,终于在克服种种干扰后,在许世友的精心安排与指挥下,取得了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