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当高德先生计划到中国去的时候,有些瑞士人夸张地说:“到那里你坚持不了2个星期就要死了”。没想到,到南京的第3天,他就决定在中国常住。


中国最吸引他的是平和,他闹不明白,月薪如此之少的中国人,怎么还可以乐呵呵地生活;而在最富裕的国家瑞士,人却像天气一样灰蒙蒙。


高德(Claude Halter,克劳得·哈勒特)先生很早就对亚洲萌发了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位著名的动画制作艺术家,曾多次出差到日本、香港、台湾等地。2002年,巴黎的一位朋友说,中国南京的一间工作室很棒,他就计划到中国考察3个月,没想到,来了,他便留下了。


工作室的兴衰


初到中国,他开始在这家30多人的动画制作室工作。他从欧洲带来项目,然后将中国人的制作带回欧洲。高德先生对swissinfo的记者说:“这是一家高水准的公司,动画制作水平不错。但渐渐地,欧洲出品商发现,中国人制作的作品,质量有高有低,有时很好,有时要返工10次,还是不能达到欧洲人的要求”。


带着疑问,高德开始了调查,最终的答案出人意料:“中国人就是不做!”“为什么?”在记者的追问下,高德慢条斯理地讲述了他的发现: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中国人的动画注重表现各种动作,而欧洲有许多幽默、小细节、格言,需要重点表现,但中国人听不懂,或者不能理解,因此完全忽略了,就是再多改几遍,也还是原样重现。


就此高德萌生了希望更多了解中国人独特思维、帮助中国人认识西方世界的念头。此时他在中国动画教育界也小有名气,最终在众多邀请他的大学中,选择了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任教。


中国的学生


“我很喜欢中国的学生,”在游历过欧美众多国家,在不同学校任过教后,高德感慨地说到,“甚至超过对欧洲学生的喜爱”。


中国的教育比较讲究理论,但他秉承西方的传统非常注重实践。在他任教的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他教授动画制作时,喜欢以小组的形式放手让同学实践。同时他也注意将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介绍给中国的学生。


他觉得中国的学生水平较高,很“健康”,不像欧洲的学生有时受酒精或毒品问题的困扰。中国的学生经常谈及父母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学生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往往是父母那一代根本没有经历过的。父母的话要听,但不可全听。


他为学生的未来想得很多,在教学中,他着重教授网络的动画制作。他说:学生今后的工作可能要经历动画事业的高潮和低谷,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大的影视制作公司工作。从小作品开始,做一些适合在网络上发表、传播的作品,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更实用。


中国的动画事业


最近上海同济大学也有意聘请他担任动画制作的老师,但他更喜欢南京。同济大学的同仁也问过他,未来的动画世界,会不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悠久,也与众不同,但目前还缺乏适宜的方式,将这些文化转为艺术产品,确切地说,转为让“外人”接受的艺术产品。


他举例说,目前他正在研究朱元璋和明孝陵的历史文化,可他在瑞士才宣讲5分钟,就有人不耐烦了。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太遥远而复杂,要让西方人接受,必定需要一些小的、有意思的契机。


但和同济的同仁一样,他认为10年后,迅速发展的中国一定在动画领域也能够迎头赶上。


当记者问到,中国是不是“动画工业”的“后院工厂”时,高德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前那种西方人出创意,中国人出制作的模式已经走向没落。首先,中国的人工涨了几倍,价格高了,水平并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增长;其次,以前动画以绘图为基础,但现在以计算机为核心,中国在这方面还较欠缺。


另外中国的管理模式也让西方人费解:在欧洲,如果雇员不胜任工作,那么早就改行干其他事情了,或者在其他领域会很擅长;而在中国,通过关系,很多不称职的人留在位子上,这会导致工作环境的恶化。中国人还喜欢压价,这样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他想说,如果质量好,欧洲的买家绝对不怕价钱高。


西方和中国


在中国教书时,高德保持了瑞士人纯朴、实在的本色,说话实事求是。奥运期间,在与同学就西藏问题讨论时,他以一个瑞士人的角度讲述了欧洲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说:“我承认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只是介绍一些瑞士人的看法”。当有人批评他不该和学生讲这么多时,他说:“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的学生走出国门后,必然会面对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给他们讲述,就可以让他们有所准备,知道今后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高德非常热爱中国,也很尊重中国。他曾为多家西方媒体撰图,他说:“如果我表现中国的积极面,他们不要;如果我介绍消极的一面,他们就抢着要”。但这样表现中国他不会做。有的时候,他会讲一些在中国发生的滑稽的事情,有些媒体也希望发表。但他说:这些事只是在朋友之间讲的,把它介绍给大众,我不做。


高德有些为中国的下一代担忧,四川地震校舍倒塌和三鹿奶粉事件都震动了他。他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本来下一代的人口就有所减少,他真心地希望中国的孩子们可以得到真正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