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何解决不了藩镇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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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


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


牙军废立节度使,始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部将李怀玉杀王玄志之子,推其亲戚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委曲求全,承认既成事实,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说:任命节度使这样的国家大事,朝廷仅派一名宦官,前往有关方镇,名为考察军士情绪,实是迁就纵容,军士想立谁为节度使,朝廷就立谁。“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始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平卢牙军立侯希逸,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朝廷不加制止,其他藩镇的牙军乃有恃无恐,群起效尤。


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其余或世袭,或自立,或牙军拥立。


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 “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


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


朝廷对叛乱藩镇的短暂胜利


公元805年即位的唐宪宗是唐朝后期难得的一位“刚明果断”的皇帝。甫登基,即发愤削平反叛的藩镇。他重用和依靠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等大臣和谋士,不为各种反对意见所动,凭藉稍稍充裕的财力,讨伐反叛的藩镇。


宪宗元和二年(807),天下方镇共有48个,其中15个不向朝廷报户口,不上缴税收。朝廷控制的税户仅144万户,比玄宗天宝年间减少3/4。天下军队由朝廷提供给养的,计有83万多,比天宝时增加1/3。每两户人家得供养一个士兵。在唐朝中后期,朝廷能控制这么多税户,还算是好的。唐宪宗就是凭藉这点财力,开始平叛。


元和四年(809),朝廷调动各路军队共20万,并派出守卫京城的禁军,讨伐反叛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这20多万大军由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统领。此人显然不是帅才,到了行营,威令不行。战争旷日持久,“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也许宪宗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平淮西叛乱时,他就不用宦官为帅。


淮西叛将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儿子。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吴元济不经朝廷任命自领军务。他派兵焚烧、攻掠舞阳、襄城等地,震动洛阳。起先,朝廷各路军队讨伐吴元济盘踞的淮、蔡,“合天下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请自往督战,朝廷任命他为宣慰处置使,行元帅职权。他发誓,不平息叛乱,不回来见天子。农历八月,裴度从京城出发。此前,平叛的各路军队按照惯例,都有宦官作监军,军中重大决策,都不是主将作出,而是由宦官作出。这些宦官将最精锐的部队调作自己的卫队,让战斗力稍弱的部队去前线打仗。仗打胜了,他们抢先报捷;打败了,则凌辱将领们。裴度上奏宪宗,将宦官监军全部撤走。于是军中号令统一,诸将得以各展其才,战争进展顺利。当年农历十月,名将李愬奇袭蔡州,俘获吴元济,淮西叛乱平息。


淮西荡定,黄河南北的藩镇大受震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敛手削地,献德、棣二州”。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大为忧惧,献沂、密、海三州。于是,中央威权,为之一振。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平定淄青十三州。唐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唐宪宗所以能取得平叛的胜利,是因为他自己下了平叛的决心,任用了裴度、李愬等优秀的统帅和将领,改变了用宦官监军的腐朽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场战争。


在取得这些胜利后,宪宗变得骄奢起来,不再有根本解决藩镇割据的抱负。他宠信宦官和方士,并服用方士炼的金丹,不久暴卒。有人说是被宦官毒死。


强藩结束唐朝统治


宪宗之后的穆宗和敬宗都是酒色之徒,无心处理政务。从此,朝政江河日下。专权的宦官随意一次次废立皇帝,甚至毒杀皇帝。朝廷听任几个宦官胡作非为,既没有心思又没有力量跟越来越强大的藩镇相抗衡。朝廷平定淮西等镇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很快就丢失了。


穆宗时,宰相们没有远见,处置藩镇失策。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打算归朝,出发前,将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送至朝廷,请朝廷妥为处置,以绝后患。朝廷本宜宠以虚位,不给实权,或移于他方,控制起来,总之不要放虎归山。宰相崔植、杜元颖等均为庸才,对朱克融等人不能妥善处理,反而让其回到幽州,导致幽州再失。


也是在穆宗时,亲近朝廷的田弘正由魏博节度使调任成德节度使,考虑到以前跟成德人打过仗,结下了怨仇,故带了2000名魏博军人到成德上任,用以保护自己。他要求朝廷同意让这些魏博军人留驻成德,衣粮由朝廷发给。度支使崔倰拒绝了田弘正的多次请求,无奈,田弘正只得将这些魏博士兵打发回魏博。魏博兵刚走,将领王庭湊即发动叛乱,杀死田弘正。从此,成德遂非朝廷所有。


至昭宗时,朱全忠、李茂贞等藩镇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员)、“北司”(宦官)分别依附于强有力的藩镇,他们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唯强藩马首是瞻。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藩之间还演出了抢夺天子的闹剧。


朱全忠兼并了徐州、兖州等地,并以武力迫使河北诸镇皆服从自己。昭宗天复三年(903),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至此,天下兵权尽归朱全忠。公元907年,势倾天下的朱全忠“顺理成章”地逼唐哀帝“禅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结束唐朝近300年统治的,正是藩镇。


唐朝藩镇割据留给后代的教训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认为,藩镇日趋强大,唐王朝日益衰败,并终于被灭亡,是朝廷决策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也是唐朝军事制度败坏的必然结果。《新唐书·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男子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服兵役,称为“府兵”。平时在家务农,暇时训练。官府征发时,府兵须自备兵器及资粮,分批轮流宿卫京师,守卫边境。统领府兵的折冲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共有634个,大多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仅关内道就有261个。用意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当时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将广,军队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调动、指挥自如。个别有野心的地方军事将领即使反叛,凭其实力也是无法颠覆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从高宗时起,农民因不堪自备兵器及资粮的重负,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渐废驰。至玄宗天宝八载(749),这项制度实际已归于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卫京师的士兵,也是招募来的,都是市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商贾子弟及市井无赖。入伍以后,很少训练,富有者忙着经商牟利,强壮者忙着玩耍:“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綵、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充当天子的禁卫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之脆弱,与藩镇掌握的军队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朝廷几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强将都在藩镇的手里,形成了外重内轻、弱干强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镇作乱,朝廷派有限的、素质很差的禁卫军去平叛,无异于羊入虎口。若是调动别的藩镇去镇压,他们则阳奉阴违,根本就不会卖力。他们不会帮助朝廷去消灭其同类,但会乘机向朝廷额外索要军队给养。朝廷白白送了巨额的钱粮、物资给他们,却没有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新唐书》说:“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唐朝中期以后养了那么多兵,不但没有能防止动乱,相反却成为动乱的根源。


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的历史,留给后代的教训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应由中央政权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不能变成将领的亲兵。


第二,将领的权力不能过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军权以外的行政、财政等权都交给将领,让他们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征收赋税,任意扩充军队。若把这些权力都交给他们,他们便有了搞独立王国的资本。到时朝廷想制约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新唐书》说得好: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朝廷举措失当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将领跟军队,应有合有分。不要一支军队始终归一位将领统领,一位将领始终掌握那一支军队。将领在一地也不能呆得过久。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将帅,将领应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流动。使其无法拥兵自重,无法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军队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第四,要慎择将帅。在委任将帅问题上,就是要实行“疑人不用”。不能委派不可靠的人镇守一方,独挡一面。唐朝用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以致河北三镇不再为朝廷所有,教训太惨痛了。


第五,朝廷要掌握军事将领的任免权,此权不能假人,不能旁落。要做到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节度使还是经略使,一纸命令就能将其调动,或将其免职。


第六,军事将领也要有监督。但唐朝中后期用宦官作监军,却是大大的失策。作为监军的宦官,很快就为藩镇所收买,为藩镇割据推波助澜。文武官员参用,以文制武,或者不失为古代的一个可行的方法。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藩镇乱唐、亡唐,以及五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终于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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