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为经济,为国防,还是为复兴?——中国发展载人航天工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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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大都把”神舟”飞船的发射看成一场全国性的庆典,把航天员高难度的操作当作高科技杂技来欣赏。但直觉告诉我们,耗费巨资搞载人航天不仅仅是为了这样一场”秀”。其背后一定有更深刻的缘由。


不是经济因素。从美国、俄罗斯的载人航天活动来看,载人航天还看不到明显的经济回报,对宇航工业以外的其他工业部门的拉动也极其有限。在GDP排名靠前的国家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都没有独立开展过载人航天活动。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在其他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力。


[赫鲁晓夫与加加林携手参加红场庆典1961.4.14]


不是国防需要。相同的钱能发展更多类似洲际导弹那样的”杀手锏”武器。由人亲自操控的太空武器基地不但前景渺茫而且自身非常脆弱。侦察卫星也比宇航员高效得多。


中国到底能从载人航天中获得怎样的收益呢?让我们看看官方文件怎么说:


《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原则是:”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满足国家需求,体现国家意志。中国将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项强国兴邦的战略举措,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航天事业长期、稳定的发展。”


请注意上文的措辞,中国发展载人航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进对科学的了解(无人航天任务花费更少,但取得的科学发现更多),而是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国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载人航天既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否则苏联的经济将是世界第一),也不能抵御外来侵略。怎么靠它实现大国崛起与国家复兴?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载人航天具有震人心魄的象征意义


按照其所占GDP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超过了金字塔、长城和大教堂以及各时代的奇迹工程。但它对工业经济的贡献又很有限。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主要通过电子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是航天技术。既然回报有限,为何大国还要乐此不疲地搞下去呢?


这是因为载人航天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就像金字塔、长城和大教堂在古代的作用一样。


载人航天是当代的金字塔和大教堂。今人与古人一样,对浩渺苍穹充满敬畏,渴望与主宰生死乃至主宰整个宇宙的力量建立联系。古人云:”通天者王”。过去只有安放法老遗体的金字塔和与上帝沟通的大教堂才能做到这一点,现在,则有载人航天。


载人航天是当代的万里长城。当秦始皇以举国之力完成分隔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藩篱时,他自己也知道,这道墙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用。长城是一个符号,是中原王朝先进生产力的物质载体,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意志象征。它的威慑力量与军事价值同样重要。载人航天也是这样。”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地球 ”。试想在剑拔弩张的年代,总有一个非我族类的优秀代表每隔90分钟就出现在头顶一次,下面的芸芸众生会有何种感受?这种无助感与屈辱感正是当年美国人得知苏联的卫星、苏联的航天员率先飞上太空的真实感觉。这也是《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提及”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原因所在。


载人航天是政治角力的前沿阵地



["政治角力":美国总统肯尼迪(中)在白宫接见苏联航天员蒂托夫(右,他至今都是上太空的最年轻者),美国宇航员格伦(左)作陪,这二位都是该国第二个进入太空的人。1962.5.3]


载人航天的历史是一场角力般的大国博弈史。苏联发射了卫星、把人送入太空,对美国造成”压力”,或者说,是美国感到了压力。落后一方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发射更先进的卫星,把更多的人送入太空。载人航天就是在这样的此消彼长的”冲击–回馈–再冲击–再回馈”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这场竞赛的最高潮就是把人送上月球。美国人赢得了这场比赛,却再也无法下场休息。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空间站、行星探测领域再次展开竞争。都力图证明自己的制度与技术优于对方,都担心在铁幕夹缝中摇摆不定的国家被大幕另一侧的太空成就所吸引。


美国有航天飞机,苏联也要造出航天飞机–尽管从未载人飞行过;苏联有”和平号”空间站,美国也要联合盟国搞”自由号”空间站–它就是今日国际空间站的前身。直至冷战结束,双方才发现合作比对抗更节省资源,交流比保密更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即便如此,两强在空间站合作的问题上也频频打出外交牌,太空政治仍在延续。在这种局势下,中国于1992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方此时对中国充满敌意)启动载人航天工程,绝对不是寻求属于华人的所谓”世界第一”,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一种有限而克制的发展步伐保证中国在太空的力量存在。


中国的太空地位对应着她在地球上的地位


1985年7月,航天界召开了中国首届太空站研讨会。在德高望重的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任新民的倡导下,与会代表达成共识:发展载人航天是大势所趋。会后出版的文集序言中写道:”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到时候就晚了。”


1986年3月,面对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挑战,邓小平在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上,做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1986年11月,中央批准启动了以跟踪国际高技术水平、缩小同国外的差距、力争在我国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有所突破为目标的”863计划”。863计划中与航天技术领域相关的发展战略和关键技术研究成果后来直接转入了”921工程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863计划航天技术专家委员会和主题项目专家组对中国载人航天的技术手段实现手段进行了论证,最后争论集中到”航天飞机方案”与”多用途飞船方案” 的取舍上。”航天飞机方案”的支持者认为:载人飞船作为天地往返运输手段已经处于衰退阶段,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中国的载人航天应当有一个高起点。搞飞船做一个扔一个,”不但不能争光,还会给国家抹黑”。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专家认为,先搞飞船是”用简单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更为可行。最后综合考虑经济投入、技术储备等因素,航空航天部内部达成共识:上马飞船。


航空航天部在1991年1月转呈给邓小平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中写到:”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的。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面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得来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


在此处,除了培养、储备航天人才,发展航天技术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理由外,保持和发展航天大国地位成为重要的诉求点。


1992年1月8日,中央专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载人航天问题。中央专委认为:”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考虑,立即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是必要的。我国发展载人航天,要从载人飞船起步。”在这里,政治因素排在第一位。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专题审议载人航天工程问题,中顾委老领导杨尚昆、万里、薄一波列席了会议。常委们从国家利益和凝聚民心的高度,肯定了发展载人航天工程的必要性。认为载人航天,中国应占有一席之中央正式批准实施载人航天工程。


[东风基地中的宣传画:三代领导人对中国航天的寄语。赵洋 摄]


邓小平曾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如果说在20世纪60年代人造卫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的话,那么在21世纪,载人航天就是与之类似的实力代表。为了继续保持并发展中国的国际影响与地位,中国选择了发展载人航天。


中国载人航天的政治意义


增强软实力


载人航天是一个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体现,短期内不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回报,它注定是一种纪念碑似的工程,通过不断的科技突破吸引国民和世界的目光。不少国家都具备开展载人航天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储备,但国会不会通过这样一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浩大工程。只有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和拥有强大政府主导力的国家才有能力实现这一国家行为。实施这一工程赢得的赞许和凝聚力反过来又可以加强这种国家行为。按照约瑟夫·奈的理论,国家的软实力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得到大幅提升。


进行国际合作,促进国家安全


历史上,谋求国家独立与安全、发展经济等愿望以及外国势力的介入、社会动荡等因素都曾左右过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命运。载人航天技术的命运也不例外。在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前提下,载人航天必将为国家的外交目标服务。


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计划分三步走,第三步是”建造20吨级的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应用问题。”有人据此认为中国不会在太空技术上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至少不会在空间站技术上合作。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


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对外技术政策的主题是自强、开放。中国的航天工业也是在苏联向中国进行了技术转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史证明,一旦中国闭关自守、哪怕只对部分先进国家锁国,中国便不会真正强大。载人航天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也要在”中国融入世界”这一百年母题下做文章。


载人航天技术高度复杂,中国在证明自己有能力完成这一壮举后,下一步就是要让国际社会在这一技术制高点上接纳自己。现在中国航天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不可忽视的一极,并开展了卫星出口、卫星服务业务。在载人航天领域,中国尚未对外开放。但这不意味着不会开放。在载人航天领域,美俄早已与其他国家开展技术合作与商业合作,并将这种活动作为实现外交方针的推手。现在,美国虽已给出航天飞机退役的时间表,但绝不会放弃国际空间站。因为这是其力量在太空稳定存在的标志。但新的”猎户座”载人飞船还不能很快从图纸变为现实。从2010年往后的几年内,NASA可能不得不依靠俄罗斯的”联盟号”飞船和” 进步号”货运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人员与物资。善于在各方力量间搞平衡的美国不会希望把鸡蛋都放在俄罗斯这一个篮子里。中国的”神舟号”飞船具备与国际空间站通用的对接口,这决非偶然为之。与中国有卫星技术合作的国家如俄罗斯、法国、巴西等国也是国际空间站上的合作伙伴。对于立志要发展空间站的中国而言,证明自己有太空行走和交会对接的能力后,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为国际空间站提供载人航天服务,开展”航天外交”,进而接触空间站技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长远看,人类总要开发月球资源、登上火星。这些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科技项目非一国之力所能完成。与其到时再加入其中,不如现在就展开合作。



[历史性的握手,阿波罗-联盟号对接任务,苏美指令长在近地轨道上握手,这次任务的目的在于缓和冷战气氛,1975.7.17]


航天合作历来是国际关系的晴雨表。美苏曾在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阶段进行过”阿波罗”与”联盟号”飞船的对接活动。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美国曾同意让中国发射敏感的铱星系统(美国向中国提供了卫星分配器,此技术被认为有助于研制洲际导弹分导系统)。历史未必不会重演。


当世界上最具力量的国家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太空这一”高边疆”展开合作时,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将变得微乎其微。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载人航天的国际合作,也是巩固国家安全的措施之一。


国家崛起的象征


如同太空行走是把人送入开放空间一样,载人航天也是开放的象征。如果曾经封闭的中国在这一高度敏感而又困难的领域都能与西方展开合作,那么这对其它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将其到莫大的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载人航天也是中国实现技术跨越和产业升级的开路先锋。


载人航天是国家实力的象征。高成本是载人航天的特征,并将是未来的基本特征。从长远看,只有科技、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才有能力把人送上其它星球,才有能力建造巨型对撞机去解释宇宙创生的奥秘,才有能力去征服瘟疫……载人航天俱乐部是一个只有大国才有资格加入的组织,其成员都是地球的领导力量,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从事那些耗资巨大而又注定会名垂青史的事业。任何一个致力于崛起的大国都无法经受这种不朽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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