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深得老蒋赏识,成了维护老蒋独裁统治不可或缺的人物



1938年8月,原由陈立夫任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改组。原负责调查社会问题和党务谍报的第一处和负责邮政检查的第三处,合并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而原负责军事调查和军事情报的第二处,也就是戴主持的特务处,扩展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戴充当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正局长只是挂名。在军统局改组大会上,戴正式把“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当做军统工作宗旨,号召所有部属以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行动的准绳。这种提法,就如同陈立夫创建党务调查科时所提出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的口号一样,深得老蒋赏识。戴成了维护老蒋独裁统治不可或缺的人物,而从此他也走向了自己的权力巅峰。


打击C.C


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后,戴笠一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像争夺公开机关,建立武装;另一方面也加大打击异己势力的力度,如斗李士珍,C.C系可以说是戴最大的敌人。当时,蒋手下有两大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戴的特务处,前者由C.C系控制,权力、势力都比特务处大。C.C系的大头目陈立夫向来看不起戴笠绑架、暗杀的土匪作风。


戴笠决心斗败C.C。C.C 系特务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共,在与中共地下组织斗争方面,也确有一些手段是戴所不及的,因而得到蒋的宠信。戴只能借助黄埔系和特务处的力量到处与C.C为难。C.C系特务组织要搜捕和处理人犯,要经过各地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戴命令各警局对C.C系的活动进行阻挠、拖延,以便特务处能事先采取行动,抢功邀宠。


戴与C.C的明争暗斗,使蒋介石感到削弱了特工系统的力量,决定将他们统一起来,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局内设3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组部调查科组成,徐恩曾任处长;二处由戴的特务处组成;三处是邮检处,也为C.C控制。事实上,从调查统计局成立的第一天起,内部斗争就从未停止过。邮检是获取情报的重要途径,由于被C.C控制,戴总是吃亏。正在这时,戴笠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黑幕,向蒋告了一状。





1935 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立夫利用C.C的力量操纵选举。选举的票数清点后,陈竟然比蒋还多4票。陈立夫深知蒋的为人,立即亲自在黑板上擦掉了一个“正”字,所得结果只比蒋少了1票。事后,戴笠了解了全部经过,又搜集到许多证据,向蒋奏了一本。蒋介石看到陈的地位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权威,立即下令把陈立夫扣留起来,蒋从此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力量。戴又不断向蒋揭露C.C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蒋终于下令把邮检处划给戴笠领导。


随着军统势力的扩大,戴笠与国民党各派的斗争更加激烈了。1942年戴“擅权嗜杀”孔派门人林世良和C.C系逼杀戴之心腹赵理君就是当时斗争的缩影。


林世良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自恃是为皇亲国戚孔祥熙家族敛财聚富,大搞走私贩运,发国难财。林世良与孔家二小姐情投意合,已发展到论嫁议娶的地步。戴也想借此打击孔祥熙。孔、戴之间原无大矛盾,但抗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孔、宋矛盾激化,波及到孔、戴。二是围绕财政部缉私处的争夺,戴对孔恶感颇深。孔认为,缉私问题,事涉征税补税,应由财政部海关署统一检查。戴则认为,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尤其军人走私,财政部无权也无力加以制止。蒋命戴为处长,受孔节制,以此摆平双方。三是围绕滇缅公路的走私贩运,双方矛盾发展到顶点。




戴笠与蒋手下的实力派胡宗南、汤恩伯关系很深。1943年秋,戴在洛阳龙门石窟牵头组织了他和胡、汤的结盟仪式。这一天,戴把龙门石窟布置成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规定严加保密。对于这次聚会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通过他们所作的一首《盟誓诗》可略知大概,“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是诗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胡、汤、戴要抱成一团,共立大业谋取国民党统治集团最高权力的野心。


结盟实际各有自己的算盘。以戴来说,他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与胡、汤抗衡,但他善于利用胡、汤之间的矛盾,使自己成为“联盟”的轴心。戴在1944年春的中原之行中,了解到汤恩伯以曹操为榜样,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实现霸业,戴极为不满。他当时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戴回到重庆后,便假蒋之手进行打击。不久,蒋亲派汤的冤家对头陈诚对汤的部属大动手术。由此可见戴之毒辣,一旦发现别人不能为自己所用,就毫不留情的给予打击。


这是后话。在当时,三人联盟确是一个极有力量的实力派,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敌陈诚,尚能保持较紧密的关系。


在国民党内部,除了C.C系、政学系、黄埔系这三大派系之外,还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等人各自为核心分别形成的小圈子。在这些派系中,宋子文、何应钦与戴有关系,其他派系均与戴处于对立中,并先后受到戴的无情打击。对陈诚集团,他却始终未敢下手。陈诚备受蒋的宠爱,而且实力雄厚,廉洁踏实肯干,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风气,办事雷厉风行。戴本人也说:“辞修(陈诚字)先生为现任高级将领中不要钱肯苦干者。”


陈、戴不合完全是野心的冲突,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外都盛传陈诚是蒋身后最有优势的接班人。陈诚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的合作,为防范军统的渗透,他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不许戴过问。


戴笠是有耐心的,终于在1943年冬等到了一个几乎可置陈诚死地的机会。


1939年10月,陈诚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当时中国抗战形势非常严峻,国军全线溃败、投降主义情绪十分严重。第六战区的一批青年军官决定发动一次“清君侧”的政变,把蒋身边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的精英人才进入高层。某种程度上,他们把陈诚作为理想的人选。这一计划很快被戴笠截获。戴没有立即行动,而是命令继续搜集新的证据。目的是抓住陈诚的把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务们并没有搞到更多的证据,戴也不着急,到1943年,情况有了转机。


1943年2月,陈诚就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第六战区仍由他负责。一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也渗透进远征军司令部。他们的活动还得到了一部分美军人员的支持。戴也已查清他们将在“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举行政变,特别是在这批青年军官中有一名与陈诚关系密切的亲戚。


戴笠认为,打击陈诚的时间到了。于是,戴亲自把这一案件的卷宗交给了蒋,并在暗中透风给何应钦,要他注意提高警惕。蒋闻报后,立即批准戴的行动计划,并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的青年军官交给军统审讯。戴未能逼他们供出“政变”得到陈诚的支持。


蒋虽然宠爱陈诚,并且相信陈不会介入这次“政变”活动,但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之戴笠、何应钦不断的“敲边鼓”,蒋决定解除陈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职务。但不久,陈诚重新被启用,并挤掉何应钦,升任军委会军政部长,再次活跃在中国政坛的中心。戴对蒋如此宠信陈诚,甚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痛击徐恩曾


戴笠一直想把中统彻底击垮,使其不再是军统的对手。戴认为陈立夫一时难以扳动,决定先打垮中统的大头目徐恩曾。徐雄踞中统长达15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与戴齐名的大特工头目。


戴笠的倒徐活动首发于一起“假钞案”。1943年,军统重庆三斗坪检查哨查获中统一辆满载钞票的专车,经送中国银行验明,这批巨额钞票早在抗战初期已被注销作废。戴立即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向蒋亲上签呈。不久以后,中统的伪钞案又被军统抓住。1943年底,军统发现从杭州来的两艘商船满载私货,内中且夹带200万元赝品新法币,商船持有中统局的证明文件。戴查明是徐恩曾所为,再次向蒋告了一状。1944年,徐的前妻大搞走私活动,戴攻击徐暗中指使。 1945年1月,蒋决定免去徐的中统副局长,交通部政务次长,尚留中央执委的空衔。但戴之为做事历来是不留后患的。


与徐相交甚好的吴铁城出于怜悯照拂的心理曾派徐以中央执委的名义去贵阳等地视察。戴为防止徐东山再起,将“徐恩曾用中央党部名义在外招摇撞骗”的材料通过侍从室的渠道向蒋密报。蒋很生气,规定“今后徐恩曾不得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随后又免去他中央执委的资格。


戴笠倒徐成功,本可庆幸一番,但不由得起了兔死狐悲之感。


机关算尽




戴笠一直在考虑如何把军统改造成政党一类的政治组织,这样既可适应抗战后可能出现的民主政治形式,又可形成政治上的独立,作为权力角逐的筹码。这项计划由于在实践中有许多困难,需要理论上的准备,但军统缺乏这方面人才。戴决定从息烽集中营内囚禁的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官吏中,挑选合适的人,由息营主任周养浩组织进行理论研究。


研究的题目是戴亲定的,叫“开展本团体政治工作方案,以“明了趋势,把握可能”八个字作为课题研究的指导方针,研究要点是把军统作为政党的前身来考虑,最终目的是把军统改造成一个独立公开的政党,党魁就是戴笠。这项活动的内容在许多方面触犯了蒋介石,故戴要求严加保密,自始至终只允许周养浩一个人掌握。


为了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戴坚辞中央执委。蒋本来已把它圈定为中央执委,但戴考虑,多年来自己树敌太多,特别要防二陈犯难作对,与其让他们做手脚,不如自己干脆谦让给郑介民、唐纵二人,既抽身退步,洁身自好,又让二陈找不到把柄,还笼络了郑、唐,蒋也会减少对己的戒心。果然,戴的做法受到蒋的好评。


1944年军统进入全盛时期,戴笠也加紧对内部的整肃,增强军统的战斗力,以对付来自各方的压力。伴随抗战进入尾声,戴也加紧策反伪军,在安徽界首、浙江淳安、福建建阳建立了抢夺胜利果实的三大前沿据点,为夺取更大的权力和利益做好准备。


1945年戴升为中将,不久,被蒋任命为军统局局长,从此,戴爬到了他权力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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