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何许人也?我们能够确切知道的是他名翟(di),其出生地因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一直没有确凿的说法,倾向性的意见是鲁国人或齐国人。具体生卒年月,后世学者们作了多方考证,推知他大约生活在西元前466 年至西元前400 年前后,应在孔子之后,孟子之前。

就是这样一个来历不甚明白的人,世纪伟人毛泽东称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大作家鲁迅誉之为“中国的脊梁”;大学者胡适说:“墨子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近世哲学家冯友兰也认为“墨子为中国历史中一甚大人物”;著名思想史学家蔡尚思说:“中国出了一个墨子,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毛泽东可不是随便夸人的,尤其是历史上的人物。毛泽东的夸赞,有我们未曾悟透的深意在。

如此卑微的出身与如此高的赞语,集中于一人之身,就使得墨子具有了传奇色彩,引起我们探索的兴趣。

墨子创立的墨学在春秋战国时代曾与孔子创立的儒学并驾齐驱,是那个时代博爱众生、救世济困、制暴扶贫、道德重建的重要力量。《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吕不韦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尊师》)庄子也较为客观地评说墨子道:“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这些评说都出自与墨子相距不远的名家之口,可信度极高。

但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个人的生活状态却超乎我们的想像。用某些现代人的标准看,墨子一生活得其实很不“潇洒”。他出身平民,家境并不宽裕,估计也就是一个下岗再就业的水准。后来他因为才华出众,在当时的政治、思想、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占有显赫地位,有不少王公君主向他求教,有很多人追随他,可以说是大“火”了。可他却不懂得利用自己头上的“光环”和别人对他的尊重为自己捞好处,过养尊处优的上等人生活,而是依然与弟子们一道穿粗衣,着草鞋,日夜不休。或游走诸候各国,宣传兼爱非攻的主张;或精研守城之术,为弟子授业解惑;或专注于数理逻辑,培养科学的态度和精神。他不会像孔子那样摆“圣人谱”,也不会像庄子那样“玩潇洒”。在他身上,真正体现出了艰苦朴素、勤奋刻苦、务实肯干、不怕牺牲、勇于创造的民族精神,而这,正是中国人至今仍在倡导的优秀传统。

墨子一生做了许多大事,其中他从一个儒门弟子,发展到“非儒”,进而自立门户地独创标炳千秋的墨学,颇耐人寻味。墨子对儒家的不满,一是礼仪制度的繁缚,二是厚葬重孝的危害。儒家的这两大弊端,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发展,造成了民生的贫困。墨子以民众的要求和意愿为出发点,率先举起了非难、批判儒家的旗帜,并进而生发出墨家学派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为核心的一系列原创性的思想。

《墨子.公输》中“止楚攻宋”的故事,是墨子将思想付诸行动的典型记录。他用软硬两手将一场一触即发、你死我活的战争化为无形,其智勇双全的形象跃然纸上。当年墨子辩说于庙堂之上,斗智于城垣之前。其智败公输的韬略,提前设伏的惊险,救百姓性命于火水的功业,至今想来仍令人荡气回肠!

墨子身后,墨家在一定时期得到了发展,“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后来,墨家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比较确实的记录是《韩非子.显学》:“自墨子之死后,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也有今世学者认为后期墨者分为“墨侠”和“墨辩”两大类(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或认为分化为“游侠、论辩和游士”三派(邢兆良《墨子评传》)等。但好景不长,到了汉代,墨学已至中绝,连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对墨家学派的情况也不甚了了。清代墨子研究集大成者孙诒让,在《墨学传授考》中说:“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

除了先秦诸子百家所共有的一些特性以外,如,共同的思想学术主张,都有一个著名的创史人和学术领袖,都以授业讲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等等,墨家学派还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特色。

其一、墨家团体组织最为严密,有最为严格的法律,有绝对权威的领袖(即“巨子”)。《吕氏春秋》记载:巨子腹醇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被秦惠王赦免,但腹醇认为不能不行“墨者之法”,终于杀了自己的儿子偿命。讲信义、重然诺、守纪律,是墨者共同遵循的做人准则。

其二、在墨子倡导下,墨家成员有世所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庄子介绍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乔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

其三、墨家既是一个学术派别,又是一支独立于官府的作战队伍。墨家有完整的军事防御理论,有高超的守城器械,作战勇敢顽强。《淮南子》记载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其四、墨家成员大都有手艺加工、机械制造的才能,他们从生产劳动中总结出了许多力学、光学、几何学的原理,这是《墨经》中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的主要来源。

《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记录。一部分是墨子自著,另一部分应是墨子弟子对他言行的记录和后期墨者对墨子思想的阐发。此书原有七十一篇,流传至今的有十五卷五十三篇,大体可分为四部分:

1.经说,即后人所谓之“墨辩”和“墨经”。这个部分中包含了墨家丰富的自然科学思想和独特的逻辑思想体系,唯先秦诸子著作中所仅见,是内涵最为丰厚而又最难解读的。

2.论说。系统记录了墨子对政治、经济、社会、人生的看法和观念,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原创性思想,展现出一个伟大的平民思想家的风采。

3.墨语。是墨子和弟子及友人相交的言行记录,是墨子生活经历的宝贵史料。

4.战备。集中反映了墨子怎样把科学知识应用到军事防御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防御学著作。

在灿若群星的先秦思想巨子中,墨子是既人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


人乎其内,是说他与众多圣贤一道,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创造了那个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墨子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杰出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物理学家,在《墨子.经下》中,就光影成像问题,他说:“景:光之入照若射,下者之入也高,高者之入也下。足蔽下光,帮成景于上。首蔽上光,帮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当代学者对此解说道:“这一条全文不过六十余字,把针孔成像这个光学上最著名的现象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且正确,在世界科学史上是非常突出的。”(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代光学书上要说明光是直线进行的性质,就是用针孔像匣的实验来说明的,而我们祖先却在二千多年前已经发现这个光的基本性质,并加详细的描述了。”(钱临照《物理通报》第一卷第三期:《古代中国物理学的成就》)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出乎其外,是说墨子从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者、学问家和传道者,在先秦诸子普遍轻视下层体力劳动者的情况下,他却始终不脱离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并在实践中产生出众多的发明创造。墨子是一个手艺精湛的匠人,顷刻之间,削三寸之木,能制成一个载六百斤重的车轴。他研制的木鸢,能够在天空中飞翔,令他的学生们赞叹不已。


墨子还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军事战略家,“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四不守也;畜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墨子.杂守》)。他不仅在思想上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地践行其思想主张,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取得丰硕的成果。他组织起能征惯战的“墨家军”,专为弱国守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创举。


墨子突破了大多数思想家局限于政治道德的思考范式,将社会意识与自然规律作综合一体的观照,将实践知识当成验证思想学说的尺度。因而,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打上了深深的下层劳动者的印记。


在墨子生活的时代,像他那样拥有如此丰厚的思想、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建树、专业的团队和熟练的手工技艺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连庄子也称赞他是“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庄子.天下》)在墨子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酸气、迂气、呆气和狂气。用现代的话说,墨子是一个集劳动者、思想家和科学家于一体的全能型人才。


读《墨子》,我们会感到墨子说话写作和他做人一样,朴实无华,本色天成。墨子的文章不像庄子那样汪洋姿肆,美艳华丽;也不像孔子那样摆圣人架式,以卫道者自居。平实、自然、论辩、说理,是墨子文章的基本风格。故清代学者孙诒让作《墨子间诂》时,说他“质而不华,务申其意,而不驰骋其辞。”


墨子文风与他的写作目的及人生目的都是直接相关的,琢磨几句华彩辞章以传之后世,或者文词蜚然已求其高雅,这不是朴实无华的墨子所乐意为之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楚王问墨家弟子田坞说:墨子是著名学派的领袖,他努力实践自己的学说主张是很有一套的,可是他的言论却毫无文彩,这是为什么呢?田坞在讲了“秦伯嫁女”、“楚人膏珠”两则寓言之后说:墨子的言论,是宣传先王之道,论述圣人之言,要把它们明白地告诉人们,假如巧饰其辞,人们就会留意于它的文辞,而忘掉了思想上的作用。而且,墨子知道他的听众和读者,只有少数是学富五车的贵族或士人,面对整天为生计奔波的农人和匠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说话是最为重要的。墨子文风的纯朴,实在是其处世原则的一种表现。


刘向《说苑.反质篇》记载过墨子与其得意门生禽滑厘的一段对话,与墨子一贯言论思想相一致,应视为可信史料:


墨子曰:“今当凶年,有欲予子随侯之珠者,不得卖也,珍宝而以为饰;又欲,予子一钟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将何择?”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穷。”墨子曰:“诚然,则恶在事夫奢也?长无用,好未淫,非圣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


由此可知,墨子也不认为文饰绮丽本来就不好,“文”也是一种好,但须“先质而后文”,事务繁多时,就要化繁为简,文意不畅时,就要通俗易懂,冯友兰先生说,墨子“非不知‘文’之为一种好,特无暇于为‘文’耳”(《中国哲学史》)。当为知人之论。


从现代写作理论上说,墨子的观点不能说没有偏颇,华而不实固然要不得,但必要的艺术形式却可以使文章富有感染力。我们没有理由用现代人的一相情愿去要求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先贤。


像墨子这样一个克己实用的人,不可能设想他在文章里会追求华丽的词藻、浪漫的情调和绮靡的文风,去雕饰,戒浮躁,少伪装,以逻辑严密、质朴本色、明白晓畅为标准,便显得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为什么曾如日中天的墨家到了汉朝就淡出历史舞台了呢?以至于墨子生平事迹几不可考,《墨子》一书几度散失,至今仍有多篇失佚。孙诒让《墨子传略》中说:“墨氏之学亡于秦季,故墨子遗事在西汉时已莫得其详。……..先秦诸子,自儒家外,老、庄、韩、吕、苏、张、孙、吴之伦,皆论列言行为传,唯于墨子,则仅于孟荀传末附缀姓名,尚不能质定其时代,遑论行事。”


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如日中天,道家后来居上, “儒道互补”构成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墨家却无可奈何地被挤出了中华文化之河的主航道。


这是为什么?


墨学的命运悲剧,在具象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十条二十条,过往和时下贤者对此也多有阐发,或以为思想偏激,不为社会所容;或以为待已过苛,他人不可接受;或以为替弱者守城,大多力战而亡,等等。但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上看,他的被轻视、被支解、被淡忘、被淹没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


墨子以“非儒”起家,反叛不平等的现有秩序和各种侵略行径,成为贯穿他的整个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条主线。他总是无保留地站在弱小者的一方,成为社会既得利益集团最大的思想障碍和行为障碍。


他主张“非攻”,反对以武力胁迫对方,殃及广大无辜百姓。这只能为被强大的诸侯国打得溃不成军的弱小国家拥护,正四处扩张的强势国家显然是非常恼火他的。他主张“节葬”、“节丧”,坚决反对生前死后铺张浪费,反对将宝贵的生命虚度在漫长的服丧期内,这为想通过“厚葬久丧”显出尊卑贵贱之分的上层社会所不容。他主张“节用”,认为一切生活器用以切合实用为原则,如衣食能温饱即可,房屋能避风雨即可,舟车能使用即可,过分的装饰都是应该废除的。他反对王公大臣养三妃六妾,让天下的女子享受人间的幸福。这显然又让纵欲无度、锦衣玉食的王公贵族们气得牙痒痒。他主张“尚贤”,要求社会做到能者上,无能者下。试想,好不容易打下江山正欲享尽荣华富贵的权贵们,听得进他那刺耳的话吗?


在统治阶层中有人讥评墨学为“贱人之言”,荀子更是嘲讽墨学为“役夫之道”,这一点也不奇怪。正因为此,历史上总有那么一部分占尽便宜的人惧怕他,嫉恨他,甚至抵毁他。而儒道两家,则与那些上等人的想法吻合得多,其思想主张听起来要顺耳得多。在统治集团和文人雅士的人生格局中,进则以儒治国,退则以道养身,儒道互补,多么令人惬意呀!


由是,儒道二家便坐上了历史文化的正席,在与统治集团的默契中霸占着文化的话语权,逐渐在人们的意识中沉淀下来,并历久不衰地形成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这样,墨家的草根意识,实践中的忍苦精神,终于随着封建大一统社会机制的成型和稳固,变得“大音稀声”了。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特质是一种人伦文化,热爱自然科学、关心物质运动的人被划人“劳力者”阶层,这种近乎本能地看轻自然科学的意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国历史上,自然科学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么多发明创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奇迹。无论是循规蹈矩的儒生,还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过是求得一己的安宁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够真正摆脱各种社会势力的纠缠和引诱,从力学、光学、几何学、逻辑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去把握生命的本来含义,认知世界的真相,从而形成寻求真知、注重实践、自励自强的可贵品格。然而,在特定的时代,这对墨学又都注定不是福音。


墨学的沉寂,实乃中华文化犯的一个大错误。


我们现在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走向墨子,靠近他的思想、性格,倾听他沉潜舒缓的低诉,我们将顿悟生命中的大智慧,洞见历史深处的大光明,获得对自身及周围世界别样的感受。因为,中华民族己经走到了一个全面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新时代。有理由相信,墨子的和平思想和贫弱哲学,墨子的东方智慧和平民信仰,墨子的自律行为和务实作风,墨子的健全人格和创造天才,必将抚去厚厚的历史尘埃,放射出耀眼的真理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