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审案程序细则及县衙里的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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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里的刑具


享受着国家优厚待遇的知县,自然要对得起这份工作。古代知县基本是全活儿,要不然人们也不会叫知县为父母官,他既要“决狱讼”,还要劝农桑、宣教化、掌礼仪、管赋税。


甭管知县有多少工作,在老百姓眼里,或者说与老百姓密切联系的,就是县官审案,像《七品芝麻官》、《十五贯》等在老百姓心里扎了根儿的戏剧等,说的都是县官审案的事儿。


实际上,审案确实是知县分量较重的工作,想想吧,现在一个县有专门管治安、犯罪的公安、法院、检察院等,而在古代只是一个衙门来做这事儿,而且要知县亲自过问,那是什么概念?


在县衙里,专门设有刑房,主管全县民事、刑事案件,负责堂审记录、现场勘验、拟差票、放文牍、收贮刑事档案等事务。


刑房下属有管年、狱卒、刽子手、仵作、稳婆等。下设招房,负责原告填写表格、笔录、口供,为知县判决提供依据。刑房还负责协助知县勘察案发现场,填写《尸格》、县衙的拘传、催科等公务,衙役必须执有吏房开出的差票方可执行公务。同时负责拟写刑案公文,并办理在押犯人清册、治安状况详文及自理案件循环簿卷宗。结案后整理通案材料,入档封存。


民刑诉讼的主要途径:一是由当事人自己或被害者家属直接到官府告发,称为告。叶县县衙大门东侧有一鼓架,鼓架上放大鼓一面,这是专供告状人击鼓喊冤用的。如没有人命案或大冤,告状人是不能随便击鼓喊冤的;但告状人击了堂鼓,知县就必须立即升堂理事。二是由监察御史或司隶校尉“察举非法”、“举劾犯罪”以及官吏之间互相纠举。古代司法实践中重口供,被告的口供往往是定罪量刑的凭据。在古代,用刑是合法的,公堂上常有县太爷大喝“不动大刑,量你不招”。重刑之下,罪犯招供画押,知县往往凭罪犯的口供,便可当堂定罪,这样就难免有屈打成招冤案的发生,如《卷席筒》、《窦娥冤》中的主人公,莫不是受刑不过而屈招画押。


古代知县公堂常用刑有:杖、夹棍、拶子,施刑者为三班中的皂班人员。刑审之下,很难保证案件客观公正地审理。尤其碰上昏庸无能的知县,草菅人命便不足为奇了。


取得口供后,三日以后再复审,以观其供词是否相同,复审以后进行判决,并向被告宣读判词,叫“读鞫”。判决后,允许犯人请求复讯,即乞鞫,期限为三个月。


在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均有举证责任。审讯结束后,要求犯人书写状纸、画押,作为判决的依据,即当堂画押。对于死刑犯,在判决后执行前,由上级司法监察机关专差官吏,对在押犯进行审录,称为“录囚”,经过“录囚”认为无误方可执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复核”。执行死刑时,知县往往要当监斩官。


对于诉讼期限,宋朝开始有了明确规定:大事不过二十五日,中事不过二十日,小事不过十日。

审判后,犯人就被投入监牢,根据案情戴枷或钳、等刑具。


监狱内也设有临时的羁押场所,即羁候所。凡与案件有干系的证人、乡邻、尸亲、嫌疑犯和初审后须审转复核的人犯,均为临时羁押处所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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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的看守所


实际上,古代也有复审制度,叫做秋审。秋审是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种制度,源于明朝,因在每年秋季举行而得名。古代执行死刑大多在秋季,于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古代执行死刑大概是受儒家“天人感应”、“顺天行诛”的理论影响,认为秋末冬初,天地一片肃杀之气,此时执行死刑是“顺应天意”。但是,也有例外,凡朝廷遇有登基、死葬、灾异而实行大赦,赦乃德化之道、仁政之端,也包括死刑犯。西汉200余年,大赦达80次。但“谋反大逆等罪”不包括,更不受秋后问斩的时间限制,往往斩立决。


对于“政治犯”的处罚,明朝是十分严厉的。当然,那些扰乱社会稳定的盗贼,也属于严厉打击的对象,并且总结出了一些缉拿盗贼的方法。在古代,有经验的捕役通常采取如下方法使盗贼归案:


一是因时因地随时改变缉捕方案。按照人们平常的思维,盗贼都应在夜间作案,且来去不超过10公里,因此多在案发地点附近访问侦查。二是对于缉捕到堂的盗贼,察言观色,严审细问。有些罪犯,特别是惯犯,面对捕役的审问十分冷静,且谎言编得天衣无缝。此时,有经验的捕役并不轻率地施刑,而是反复审问,调查落实,以期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追查出真赃实据,才对其量刑定罪。三是对真正的同案犯、窝主,一经发出拘捕令,捕役就立即带人捉拿、拷打。不然,让其搬走赃物,失掉证据,案子就不好破了。


古代正式规定破案的期限,包括通缉在内,是三年零四个月。超过规定期限而未抓获的,就要受到官吏的弹劾。如果有意隐瞒、遮掩、拖着不办理,以后如经告发,或是上司查访出来和别的悬案破案时附带破案,依照规章条文,受理官员应当予以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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