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裕仁登基典礼长达十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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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国家历史》 1928年11月10日,日本京都紫宸殿,年仅27岁的裕仁天皇缓步踏上面南而设的御座。在2236名王公贵族、观礼使节的鞠躬中,他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宣读起了即位敕语:"……朕赖祖宗之威灵,敬承大统、恭奉神器,兹行即位之礼,昭告尔有众……" 作为第124代天皇,此时,裕仁已接掌皇位近两年。然而,按照皇室的千年惯例,即位典礼分作"践祚仪式"和"登基仪式"。为昭显日本国运、皇室威仪,一年多以前,内阁就决定操办一次史无前例的登基旷典。因此,这个典礼过程之漫长、手笔之浩大,让全世界为之侧目。

《国家历史》


1928年11月10日,日本京都紫宸殿,年仅27岁的裕仁天皇缓步踏上面南而设的御座。在2236名王公贵族、观礼使节的鞠躬中,他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宣读起了即位敕语:"……朕赖祖宗之威灵,敬承大统、恭奉神器,兹行即位之礼,昭告尔有众……"


作为第124代天皇,此时,裕仁已接掌皇位近两年。然而,按照皇室的千年惯例,即位典礼分作"践祚仪式"和"登基仪式"。为昭显日本国运、皇室威仪,一年多以前,内阁就决定操办一次史无前例的登基旷典。因此,这个典礼过程之漫长、手笔之浩大,让全世界为之侧目。



几乎是"昭和"年号刚刚颁布,以天皇的弟弟载仁亲王为总裁、以"五摄家"之首近卫文磨公爵为长官的"大礼使"官衙就宣告成立了。大约六百名官员被抽调到这里工作,分管包括典仪、营造、调度以及车马、铁道、会计在内的工作。1928年1月17日,天皇和皇后先后祭拜了神殿和贤所,"奉告列祖列宗",揭开历时十个月、席卷大多数日本臣民的典礼序幕。到当年深秋,仅天皇与皇后亲自参加的礼仪活动,就高达44次之多。


11月6日,大典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这一天清晨,裕仁与皇后久迩良子分坐六驾与四驾马车前往东京站,他们的随行队伍浩浩荡荡,长达594米;从二重桥到银座大街,沿途的几十万臣民不断欢呼,不断发出"万岁"的呼喊。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喜悦与荣耀:仅仅两代人的时间,这个蕞尔小国已经代表亚洲,晋身为世界"五强"之一;而裕仁的年轻、神秘与尊贵,也似乎象征了日本的未来。


没有人觉察到,天皇年轻、矜持的笑容深处,依旧闪烁着一种近乎先天的阴郁。


无论在哪个意义上,裕仁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之骄子:作为四代单传的皇室长孙,出生前夕,千万日本家庭就为之焚香祈祷;作为天生残疾、绰号"白痴"的皇太子之子,几乎还在蹒跚学步时,从明治大帝到芸芸众生,几千万国民无不对他寄予厚望。他接受了名目繁多、涉及几十个门类的专门教育,他在生物学方面的天赋,甚至让"最后一位元老"西园寺公望惊喜交加、夸赞不已……


他的选妃惊动了整个国家,以至于《皇室画报》畅销一时;他年仅21岁就出任"摄政",事实上担负起了国家的重任。然而,就是他被尊称为"摄政宫"前后,这个国家清新、蓬勃的气象,已经一去不再复返了。它的暗流汹涌、动荡复杂,让年轻的裕仁不断感受着如同海风的腥咸味道。


摄政之初,他为西伯利亚派遣军的惨败痛心疾首;而次年,"关东大地震"不仅夺去了十四万臣民的生命,东京也沦为一片废墟。此后,"大逆案"、金融危机、政党丑闻、皇姑屯事件……一时之间,这个"其兴也勃"的国家似乎暮霭沉沉、悲风骤起。如果说,西伯利亚失利是日本新式陆军的首次战败,而关东大地震是一场空前浩劫的话,那么,"大逆案"则使他为自己的角色悲伤不已。终其一生,裕仁始终清楚地记得,当那个出身望族、名为难波大助的青年朝他开枪射击时,他的表情是何等仇恨。他忘记了裕仁与他同龄,与他一样干净、清白;他更忘记了,在过去的三千年里,裕仁的家族始终代表着这个在樱花树下踏歌饮酒的民族。


一波又一波的危机,恍若大海的波涛的话,更可怕的则是底层的暗流。明治大帝留下了一份伟大的家业,然而,尊王还是攘夷?复古还是维新?保存国粹还是文明开化?……对这些命运性的话题,他似乎没有过多回答。甚至,他还留下了这么一个历史悖论:一个世袭的、君主大权独揽的"宪政"国家。


这貌似是一个文化的、"价值观"的问题,但它正是解读近代日本的关键钥匙:它的主要企业是官商色彩浓重的"财阀";它的现代政党迅速沦落为弊案丛生的"党官僚";它的兵工厂来自西方,而它的军人却近似古代武士;它的城市是西洋式的,但它的乡村依然停留在幕府时代……它是一个奇特的、对立分裂的混合体,以东方的心嫁接着西方的脑。而这一切,正是他执政以来所有烦恼和忧愁的根源。


换而言之,它并没有解决"国是"问题。而在此之后,由于大正天皇的残疾、弱智,曾经高高在上的君权,又一次微妙地、病变式地蜕化了。长达十余年的"六大元老"辅政,原本是从权之举,却埋伏下了裕仁无所适从的病根:他该效仿祖父的亲历亲为呢,还是父亲的无为而治?


不得不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天性决定了此后日本的命运:他以"贤明君主"的姿态,事事倚赖重臣,处处置身事外;即使在最重大的、需要他"圣裁"的问题上,他也不断窥视着、权衡着,力求迎合大多数人,力求博取最好的名声。他的这个特点如此明显,以至于众多历史学家认为他不应承担战争责任;而他的宠臣木户幸一后来也谈到,他一生只做过两个决定,一是镇压"二二六兵变",另一则是投降。


他似乎忽略了,日本的贫富分化已如此严重,西式政党已如此败坏,而陆军的"复古"潮流已如此汹涌。他的理智上支持前者、而情感上倾向后者,只能导致一轮又一轮的暗杀、政变与盲目侵略。而这正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主题。


他本身就是混沌、分裂的日本的产物。因此,他注定不能领悟:在他祖父的时代,以日本之心、兴西方之器,可以兼得二者之优,这正是日本崛起的关键;而到了他的时代,"非此即彼"开始成为历史的需要,继续混合日本之心与西方之器,只能兼得二者之劣。所谓"时者,势也",正是对历史之"无常有续"的一句精辟感叹。这才是历史。这才是政治。


他的政治,仅限于先高后低、抑扬顿挫的声调。1928年11月10日,在京都紫宸殿,他正是以这样的声调,宣读着他的即位敕语;而十七年以后,同样的声调让七千万日本人刻骨铭心:他宣读起了《停战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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