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最后的五十年:将世界从蒙古铁蹄下解救zt

13世纪,蒙古军横扫欧亚各国,可谓战无不胜,只有南宋成为了蒙古最强劲的对手,蒙古以一个大汗的生命和帝国分裂为代价才征服了这个对手。而南宋的抵抗甚至挽救了西方,使其免于完全被蒙古人占领。不过南宋终究是灭亡了,中华大地第一次完全被异族所统治。回顾双方大战将近五十年的历史,如能从中找出些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精神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从联蒙灭金说起蒙古与南宋两国早在嘉定11年(1218年)就已互派使者进行接触。除了联合灭金的外交来往外,双方也曾有交手。宝庆三年(1227年)蒙军抄掠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南宋弃守武休、仙人、七方三关,关外五州为蒙古所占,史称“丁亥之变”。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为攻金,强“借”宋境为道,攻略等四川广大地区,兴元府、果州、天水军、沔州、等都遭到屠城,南宋军民伤亡巨大。南宋被迫向蒙古军供应粮食,并派向导引蒙古军完成对汴梁的战略包围。蒙古正式向南宋提出联合灭金是在绍定五年(1232年)。在金哀宗逃往蔡州后窝阔台派使者王楫至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处商议夹攻金人。史嵩之奏报朝廷,此时理宗见金已经灭亡在即,便同意联合灭金。蒙古的崛起使得南宋内部在联蒙与不联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早在嘉定四年(1211年)蒙金战争初起时,户部员外郎余嵘使金亲见金军溃败,归后即说:“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耎,有旧辽灭亡之势。”真德秀在稍后也上书说:“宣和旧事,可为殷鉴。”直到金亡前二月权工部尚书赵范仍上书说:“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坚,迄以取祸,其事不可不鉴。”不少历史研究者认同这种观点,认为南宋决定联蒙灭金没有吸取北宋时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的教训,最后同样招致外敌侵略而亡国。王夫之这样评价:“借金灭辽失中原,借元灭金失江左。”从表面上看联蒙灭金就是联金灭辽的翻版,所以很容易得出宋朝被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的结论。其实事实并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南宋方面并非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但最终决定灭金则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从金蒙的力量对比和整个战局来看,在蒙古军的不断打击下,宣宗时期被迫迁都开封尽失河北之地。到了哀宗时金军的主力已经悉数被蒙古消灭,金朝的灭亡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与金联和并不能改变大局,只能得罪蒙古使宋蒙之间提前开战。当时南宋国内民族情绪甚浓,开禧北伐失败后南宋上演了一初宫廷政变的好戏,最后竟然献上韩侂胄的脑袋向金人求和,“宰相传首级千里”这对南宋来讲无疑是奇耻大辱。“靖康耻,犹为雪。”南宋军民一直视中原为故土,此时提到灭金,没有道理去反对出兵,也几乎没有人敢反对出兵。援金并不能挽救金的灭亡,是不是袖手旁观就能免于蒙古的南侵呢?显然不可能。蒙古军既然能远征俄罗斯又怎么会放过离自己更近,更加富庶的南宋?蒙古侵宋是历史的必然,联蒙灭金除延缓宋蒙之战的爆发时间外还可以拓展土地,也不失为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所以说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和北宋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有本质上的区别,海上之盟完全是董贯在河湟小胜西夏后,北宋当权者错误的估计三国力量对比自我感觉良好的产物,而南宋联蒙灭金无疑是客观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而做出的一种最佳选择,因此不能简单将两者一概而论。早在金宣宗时期,金人不顾北方蒙古的侵略和西夏的趁火打劫冒然侵宋,使得南宋朝野上下仇金的民族Z義情绪空前高涨,此后再难与金达成攻守同盟。诚然,基于嘉定和议的立场,南宋单方面停止岁供理亏在先。但宣宗不知轻重缓急,同时对蒙古、西夏和南宋三面用兵,可见其毫无战略眼光,以至徒耗国力更加剧了灭亡的步伐。金哀宗即位后也没有表达出同宋联盟的诚意,在背地里甚至还在打南宋川蜀的主意。绍定六年(1233年)八月,金哀宗命秦州元帅粘哥完展在九月中会师饶风关,攻取兴元府,向四川拓展生存空间。同时在唐、邓的金将武仙也攻打南宋的光化,以便为哀宗入蜀开路。当时驻军枣阳的西京兵马都监孟珙在光化、顺阳等地大败武仙军,孟珙收降其部众七万余人,并乘胜攻克唐、邓等州,粉碎了哀宗入蜀的计划。此时的金朝已经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哀宗终于派使者入南宋约和:“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乃于宋。脣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哀宗这番话有理有据,但已经太晚了。面对金朝欲占领川蜀的图谋再联系到宋金两国的历史积怨,南宋也就只剩下联蒙灭金的这一种选择。绍定六年九月,蒙古军以塔察儿为统帅围攻蔡州,灭金战役正式打响。十一月,宋将孟珙带兵两万、米三十万担至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合,宋军受到蒙古主将塔察儿的欢迎,双方约定由宋军攻南、蒙军攻北,互不侵犯,同时相互配合攻城。蔡州之战进行得相当惨烈,从蒙古围城起至破城的三月间城中粮食用尽,城内军民百姓竟以人骨和菜泥为食,哀宗杀御马二百匹作为军士的食物。马是重要的作战工具,哀宗杀马为食可见已经是山穷水尽了。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十日,哀宗传位给东面元帅完颜宗麟,希望他能杀出蔡州以图恢复。就在宗麟即位受百官朝贺之时,南宋攻破南门,随后蒙古军也从西城杀入,哀宗闻此消息遂自缢身亡。守将完颜仲德率精兵一千与宋蒙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后听说哀宗自缢而死,仲德也投汝水而亡。末帝承麟被乱军所杀。金朝自太祖阿骨打建国,传六世九君,一百二十年,至此为宋蒙联军所灭金朝灭亡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和诸多战利品回到临安。南宋上下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由于宋蒙联手灭金时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蒙古军北撤后河南成了无人占领区。此时赵范、赵葵兄弟提出了“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趁机收复包括三京在内的中原故土,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一建议得到了刚代替史弥远出任相位的郑清之支持。但以主持灭金之战的兵部尚书史嵩之为首,包括参知政事乔行简、刚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持反对意见。反对派认为:首先,河南在金朝和蒙古的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军队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自己运粮费时费力得不偿失。其次,南宋军队战斗力有限,不具备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展开防御的能力。第三,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第一条和第二条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是问题,如何防守才是关键所在。但第三条理由占不住脚,因为蒙古军想要南下总能找到借口。尽管反对派颇有道理,但从理宗在灭金后的四个月内三次派出使者到河南拜谒祖宗“八陵”的举动来看,他早有夺回祖宗基业的意思,因此在理宗的主导下收复三京的计划最终拍板。


应该说收复三京的计划在战略上是可取的,趁蒙古灭金后北撤的机会增加纵深领土加大防御纵深,为即将到来的宋蒙之战做积极的准备,收复的河南土地只要能延缓蒙古南下的步伐,为南宋强化秦岭到淮河一线的的防御争取时间就已经达到效果了。值得说明的是,无论赞成收复三京计划的大臣还是反对派都不是完全出自为国家整体战略考虑的目的,其中搀杂了太多的个人利益的成分。这就为以后南宋军队在收复三京行动中互不协调、各自为战,而损失惨重埋下了伏笔。


端平元年六月,尽管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拒不发兵配合,收复三京的计划仍然开始实施了。时任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在六月收复南京归德府(商丘),七月上旬进入汴梁。半月后,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抵达汴梁与全子才会合。这两支部队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废之城,所以进军如此的迅速。赵葵在到达汴梁后便责问全子才为何不向洛阳进军而在此滞留半个月贻误战机,得到的回答竟是“粮饷未集,无法进兵。”原来,京湖方面在史嵩之的暗中支持下迟迟不供应粮饷。尽管宋军面临缺乏补给的窘境,但赵葵还是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开赴洛阳。两军各带了五天的口粮就匆匆上路了。


七月末,当徐敏子进入洛阳后才发现,偌大一个洛阳城仅剩下三百余户。就在南宋完成收复三京的壮举第二天,负责接应的杨谊就在洛阳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杨谊部几乎全军覆没。蒙古军趁势进攻洛阳,宋蒙两军在洛阳城下混战一场,谁也没能占得便宜。八月初,洛阳城内宋军在断粮四日的情况下被迫撤军。蒙古军趁机追击,宋军损伤十之八九。


赵葵与全子才在汴梁本就粮饷不济,在得知入洛部队惨败的消息后,也被迫撤出汴梁。蒙古军又掘开黄河水淹宋军,宋军狼狈败退。理宗轰轰烈烈的收复三京计划就这样闹剧般的收场了。历史上称宋军的这次行动为“端平入洛”,“端平入洛”之后宋蒙之间的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就在宋军收复三京计划实施的同时,灭亡了建国以来最大敌人的蒙古在答兰答巴思(鄂尔浑河上游)召开了规模巨大的诸王大会。大会的目的是为蒙古重新制定战略目标,因此极其重要。窝阔台甚至颁发条令:“凡当会不赴而私宴者,斩。”在大会上窝阔台对木华黎的孙子塔思说“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回答道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被说中了心思的窝阔台大喜当即下令塔思随王子阔出南征。此次大会召开的时间也是端平元年七月,蒙古方面还不知道南宋军队北上的消息。尽管在蒙古军南下前夕窝阔台派使者指责南宋背盟,但“端平入洛”并不是蒙古南侵的真正原因,无论南宋军队是否北进,宋蒙在端平年间开战都是不可避免的。

端平二年,蒙古在东侵朝鲜西征欧洲的同时,分兵三路入侵南宋。东路由口温不花率领攻两淮,中路由窝阔台三子阔出率领攻荆襄,西路由窝阔台二子阔端率领攻四川,南宋与蒙古终于展开战了。


东路蒙古军进入淮西后从光州长驱直入,一度打到真州(江苏仪征)城下,由于真州是长江的门户,蒙军多次进攻均未成功,只好撤退。嘉熙元年(1237年)蒙军转攻安丰军(安徽寿县),南宋安丰守将是老将杜杲,他在安丰期间挖壕筑城早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蒙军围城期间以炮攻城,城墙多被洞穿,杜杲组织宋军随毁随补。蒙军又以戴金属面具、穿牛皮甲胄的敢死队攻城,杜杲组织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再次挫败敌人的进攻。时逢吕文德前来救援,与杜杲里应外合大败蒙古军。蒙军在安丰城下损兵一万七千余人,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安抚使,庐州知州(安徽合肥)。嘉熙二年,蒙将察罕大军攻庐州,被杜杲击败于城下,宋军乘胜追击,毙敌两万六千余。理宗加封杜杲为淮西制置使,负责两淮防务,东线战事告一段落。


中路蒙古军从河南入侵,唐州的全子才弃城而逃。赵范坐镇襄阳荒疏军政,朝夕饮宴。以驻守襄阳的北方军队为心腹,排挤南方军队,使得襄阳南北两军势同水火。南方军将士屡屡上书朝廷,使得北方军将领王旻等深感不安,竟然焚城降蒙。南方军将领李虎等人不救火,不平叛,反而趁火打劫,扬长而去。襄阳自岳飞从伪齐手中收复以来,一百三十年间一直是南宋的边防重镇,如今毁于一旦。蒙古军因此突破京湖防线占领襄阳。虽然阔出在占领襄阳后不久死于军中,但蒙古仍继续进攻。随、郢二州及荆门军失守,端平三年蒙古军直逼江陵,饮马长江了。

孟珙奉命驰援江陵,他以疑兵计迷惑敌人,命部队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夜间列火炬照江达数十里。趁蒙古军迟疑之际接连攻破二十四寨,夺回被掠民众二万人,遏止住了中路蒙古军的攻势。江陵保卫战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孟珙,于是孟珙开始着手收复荆襄。嘉熙二年,张俊收复郢州、贺顺收复荆门军。十二月,刘金在冢头、樊城、郎神山击败蒙古军。嘉熙三年,信阳军、樊城、襄阳、光华军、蔡州也相继收复。这是宋蒙战争以来南宋第一次有计划的收复失地,对于保卫南宋有重大的意义。襄阳收复后孟珙还多次主动派兵深入河南作战,在孟珙镇守襄阳期间,蒙古军也不敢轻易南侵。西线阔端军先破沔州(陕西勉县)后围青野原,南宋利州路统制曹友闻率军支援,击退了蒙古军,然后他又在大安(陕西宁强)击败蒙古军先锋汪世显部。端平三年,蒙古军加强了攻势,阔端接连攻克武休、兴原府、入阳平关。曹友闻认为应该拒险设伏击敌,但赵彦呐不听,命曹友闻去无险可守的大安拒敌。友闻无奈,只好决定夜间突袭歼灭敌人薄弱一部,或可冒险取胜。不巧遇见大雨,耽误了行军速度,曹友闻与其弟友万战死,宋军大败。曹友闻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十二世孙,友闻死后四川再无可以抵抗的良将,利州、成都、潼川三路五十四州县相继陷落,直到阔端在得到阔出病死的消息后掳掠一番,从成都退军。这是四川第一次遭受蒙古的洗劫。


由于蒙古军的战略重点放在西征,所以蒙古第一次南侵未尽全力,同样南宋方面也没有做好全面防御的准备。宋蒙之间真正惨烈的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绍定六年(1233年)权相史弥远病故,理宗旋即改元为端平。在沉默了近十年之后,理宗终于开始亲政了。史弥远专政二十五年南宋“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疗之难为功”。面对南宋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理宗决心整顿朝政,改变南宋日渐衰落的颓势,于是就有了“端平更化”。


端平更化首要的内容就是罢免史党,理宗任用洪咨夔等人做监察御史,将台谏的任免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他们对史党的弹劾流放了时称“三凶”的梁成大、李知孝、莫泽,袁韶、赵善湘等史党也遭罢免,被史弥远排斥于朝廷之外的真德秀、魏了翁则被理宗召入朝内。这一举措深得民心,真德秀入朝时百姓自发的夹道欢迎,这一情景让人联想起北宋元丰年间司马光入朝时的往事。


官冗是一直困扰两宋的问题之一,在朝内往往是多个候补官员等待一个官缺。国家要拿出钱去养那些闲官,而这些候补官员为了能尽快得到任用往往会去行贿,从而造成吏治败坏。因此理宗通过控制取士人数和严格升迁制度的方法来加以控制。从端平元年开始,平均每次科考的取士人数为四百五十人,而在此之前,平均每次考试的取士人数达六百人。在严格升迁制度方面,理宗规定无论朝官还是在外官都不得徇私举荐官员,没有担任过州县官员不能入朝做郎官,已经当上郎官的必须外放,补上州县这一任。理宗的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冗余的问题,但由于改革力度不够,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还是治标不治本。

理学做为正统官学的面貌出现正是从理宗一朝开始的。为了确立理学的历史地位,两宋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纷纷入祀孔庙。理宗早在宝庆三年(1227年)就封朱熹为信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他又分别加封周敦颐为汝南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张载为郿伯。到了景定二年(1261年)理宗最终排定了两宋入祀孔庙的名单,他们是: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邵雍、张拭、吕祖谦。这份名单中除司马光外,剩下的都是理学代表人物,理学的官学正统地位正式宣告确立。


在抬高理学大师的同时,理宗还开始重用理学之士。真德秀、魏了翁入朝就是这一举措的表现。真德秀和魏了翁不但是当时的理学领袖,也是有出色政绩的地方官,召他们入朝并不是单纯为了确立理学的正统地位,理宗同时还希望在他们的主导下能改善南宋混乱的财政状况。


理宗亲政时面临物价飞涨的问题,当时会子的发行量超过三亿贯,贬值严重。南宋朝廷在停止发行新币、回收部分旧币、严厉打击伪币的同时,动用库存黄金十万两、白银数百万两平抑物价。在物价整顿的初期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使南宋军费开支上升、端平末年又逢特大灾荒,南宋不得不大量发行交子以缓解府的财政压力。经受了一系列打击,南宋的经济整顿计划彻底失败了。经济改革连连受挫使民众大为失望,当时有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若欲百物践,直待真值院。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锅面。”平心而论,这首民谣把矛头对准真德秀是不对的。因为真德秀在升任参知政事后两个月就去世了,与他一同入朝的魏了翁也屡遭排挤,而自求罢归故里。


端平更化的各项政策一直持续到纯祐年间,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当初的一腔热情早已烟消云散。1253年理宗改元宝佑,后宫的阎婉容晋封为贵妃。阎贵妃恃宠干政,宦官董宋臣因巴结阎贵妃而大受理宗恩宠。理宗命董宋臣管办祐圣观,董宋臣趁机大兴土木,建梅堂、芙蓉阁,改造香兰亭,擅夺民田,假公济私,搞得民怨沸腾。人们都称他为“董阎罗”董宋臣见理宗好色,就引许多娼妓艺人入宫,讨好理宗,使之纵情声色。


萧山县尉丁大全因娶外戚家婢女为妻,也搭上了阎贵妃这条线。他极力巴结阎董二人,因此得到了重用,很快丁大全就被升为右司谏。丁大全与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同为谏官,但他们却缄默不言,无一谏劾。于是人们在他们名字中的大字旁加点,戏称他们为“三不吠犬”。


保佑三年,理宗任命董槐为右相兼枢密使。董槐向理宗进言,以为当前有三种行为危害政纲:一是皇亲国戚不守法,二是执政大臣擅做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约束士兵。皇亲国戚不守法则法令行动虚设,导致朝廷丧失权威;执政大臣擅做威福则正邪不分,导致奸邪肆虐,正直的人不愿出仕;军纪松弛则士兵骄横,容易生变。这三种行为不革除,政令难以贯彻。理宗听得将信将疑,在理宗身边的小人们就已经坐不住了。


宝佑四年是南宋政治上的多事之秋。首先是丁大全派门客向董槐行贿,希望能结交董槐,但遭严辞拒绝。丁大全见董槐不买他的帐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还没等丁大全下手董槐就丁大全企图贿赂自己的事报告理宗。董槐认为丁大全奸佞不能信任,但理宗不听,反而认为董槐多疑。也许董槐为赌一口气,也许董槐想迫使理宗罢免丁大全,他以自己与丁大全不能同朝为由上了辞呈。找到了机会的丁大全趁机弹劾董槐。让董槐没想到的是,理宗站在了丁大全这边。不过,理宗的诏书还没有下,丁大全居然用御史台的台檄调动士兵百余人,手持利刃包围董槐的府第,胁迫他去大理寺。一行人走到北关,士兵们便呼嚣着散去,留下了董槐一个人,等董槐慢慢走到大理寺时免去他宰相的诏书才刚到。擅自派兵胁迫宰相,这是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丁大全此举震惊朝野,一时间舆论大哗。丁大全并未因此获罪,反而当上了谏议大夫。太学生陈宗、刘黼、黄镛、曾唯、陈宜中、林则祖等六人,伏阙上书斥责丁大全专擅不法,反被其爪牙诬陷,将这六人削去学籍、编管远州,时人称这六人为“宝佑六君子”。宋廷又在三学(太学、武学、宗学)立碑,禁止学生妄议国事。不久后丁大全又签枢密院事,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丁又做了右相。


与丁大全同时当上执政的还有马天骥,丁马二人都是巴结阎贵妃起家的,于是他们相互G结专擅朝政。有人在朝门上写了八个大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指则阎贵妃、丁大全、马天骥三人乱政,南宋将亡。理宗得知后心中不悦,但这种事也无从查起,只能不了了之。在当时有人作《钉诗》一首讽刺朝政顽矿非铜钢样坚,寒坑才热便趋炎。


千遍捶打方成器,一得人拈更欲钻。


不怕斧敲唯要入,全凭钻引任教嫌。


休言深久难自拔,自有羊蹄与铁钳


也许是对朝野上下的不满有所察觉,理宗在宝佑五年,马天骥执政八个月后就罢免了他。开庆元年(1259年),理宗趁有人上书弹劾丁大全的机会将其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将他流放海岛。丁大全在流放途中被押解官员挤入水中溺死。贾贵妃则在景定元年病死。


理宗晚年任用奸佞,使朝纲大乱,贪官污吏横行,民众苦不堪言。就像吴潜在《许国公奏议》中所言:“耕夫无一勺之食,织妇无一缕之丝,生民熬熬,海内汹汹。天下之势譬如漓胶腐纸粘破坏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触之,则应手堕地而碎耳。”而就在南宋日渐衰败之际,北方大漠上的马蹄声再一次响起了。


南宋四川战区自曹友闻战死后已没有一支能抗击蒙古侵略的军队,蒙古军多次深入四川腹地进行劫掠。嘉熙三年(1293年)蒙将塔海率兵进攻四川,成都、重庆等多数州县均告失守,塔海准备从川东出夔门。一旦让蒙古军顺江而下,深入南宋后果不堪设想。南宋方面调遣孟珙紧急入川增援,宋军在归州(湖北秭归)、巴东成功阻击蒙古军,蒙古军受挫后不得不退兵而去。


在击退蒙古军后,孟珙向朝廷建议在夔州设制置副司,负责涪州(重庆涪陵)、万州(重庆万县)的长江防御,形成第一道防线;在鼎州(湖南常德)、澧州(湖南醴陵)各屯兵五千做为第二道防线;在辰州(湖南沅陵)、沅州(湖南芷江)、靖州(湖南靖县)、郴州(湖南郴州)、桂阳军(湖南桂阳)构筑第三道防线。这三条防线不但能够防御从四川进攻的蒙古军,而且能防御来自西南的威胁。也许孟珙早就预计到蒙古军有可能迂回到大理国向南宋的腹地发起进攻吧。


嘉熙四年,孟珙升任宁武节度使,又兼四川宣抚使和京湖安抚制置使,统一指挥四川、京湖两大战区的防务。四川制置使的陈隆之与复使陈大雅不和,孟珙写信责备,并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事例规劝二人,于是二人重归于好。孟珙在任时不但整肃贪污、革除地方弊政,而且还招揽流民、兴修水利,以恢复生产。此外孟珙还创办了南阳、竹林两个书院,招揽因战乱流亡的知识分子。南宋末年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就是在这个时候崭露头角的。当时中原归附的民众络绎不绝,连蒙古大将范用吉也秘密同款来降,但南宋朝廷拒绝接纳。孟珙因此叹道:“三十年来收复中原之志,难以克伸了。”淳祐六年(1246年)孟珙在江陵病逝,享年五十二岁。南宋追封他为吉国公,谥忠襄。《宋史》上如此记载:“是月朔,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薨之夕,大风发屋折木。”


孟珙出身将门世家,早年抗金,是南宋与蒙古联合灭金时南宋方面的主将。金亡后又成为抗击蒙古的绝对主力,多次挽狂澜于即倒。在南宋历史上,孟珙是可以和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并列的人物。


淳祐元年,蒙古军再次进犯四川。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坚守成都,城破后全家死难。次年,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制置使,置司重庆,全面负责四川防务。得到任命后,余玠在理宗面前发誓说:“不出十年,当手执全蜀地归还本朝。”


余玠入蜀后便以恢复失地为第一要务,他设招贤馆“集众思,广忠益”,王坚、张钰等人才都愿意效命。余玠采纳了播州冉连、冉璞兄弟的建议,在合州(重庆合川)钓鱼山依山筑城。


钓鱼山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下通长江,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钓鱼城筑成后,余玠就迁州城于此。


随后,余玠又将依山建城的经验推广到全蜀。沿嘉陵江、沱江、渠江、长江共建城十余处,其中著名的有剑门苦竹、金堂云顶、万县奉节、宜宾登高等。以后的继任者王坚、张钰又继续修筑山城,其总数共达八十多处。这些沿江的山城构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点线结合、严密有序的防御体系,这一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的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余玠又减赋税、通商贾、组织军民屯田,在余玠的经营下四川抗蒙的形势出现了转机。到了淳祐十一年,余玠已可以率军在兴元府(陕西汉中)与蒙古军交战了。这是十几年来宋军第一次在蜀地以外作战。淳祐十二年,余玠在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击退犯的蒙古军,四川出现了自蒙古第一次南侵以来最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

余玠决定在此基础上逐步清除跋扈的大将,以统一四川的军政。他乘到嘉定府之机,首先将当时也在嘉定的利州路都统制王夔处死,但移驻云顶山的利州都统制司,却自行推举统制姚世安接任都统制之职。余玠率部至云顶山下,派金某上山任职,但遭到姚世安的抵制。姚世安又通过避居云顶山现任宰相谢方叔的侄子,向谢方叔诬陷余玠,谢方叔便在理宗面前参了余玠一本。


四川远离南宋政治中心,理宗唯恐四川生变,所以对余玠也起了猜疑之心。于是在宝祐元年下诏召余玠回京,改任资政殿学士。余玠得诏后抑郁不乐,不愿进京,遂服药自殺。余玠死后,继续受到攻击,还受到追削资政殿学士职名的处分,直至宝祐六年余玠才得以平反。余玠之死是南宋的一大损失,此举无异于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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