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上海租界的中国官员如何维护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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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上海是国内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它的大街小巷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见证。东方出版中心最新推出的《永不拓宽的道路》一书中,作家陈丹燕以独特的视角,精选了上海著名街道中的18条,着力描写发生在这些街道上的具有标志性的人和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通过一个有关外滩公园的故事,记述了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地方官员为维护领土主权所做的努力。 “两面受气”的上海道台 他是清朝的四品官,官服胸前的补子上绣的是云雁,外袍上绣的是四爪六蟒,顶戴上的珠子是用青金石做的;在那个等级社会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身份

上海是国内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它的大街小巷也因此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见证。东方出版中心最新推出的《永不拓宽的道路》一书中,作家陈丹燕以独特的视角,精选了上海著名街道中的18条,着力描写发生在这些街道上的具有标志性的人和事。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通过一个有关外滩公园的故事,记述了一个多世纪前,中国地方官员为维护领土主权所做的努力。


“两面受气”的上海道台


他是清朝的四品官,官服胸前的补子上绣的是云雁,外袍上绣的是四爪六蟒,顶戴上的珠子是用青金石做的;在那个等级社会里,人们一眼就能认出他的身份。他的肩膀在官服里拧着,后背犟着,四肢在宽大的袖笼和裤腿里想努力撑起样子来,但也不得不顺着衣服对身体的控制,摆成稻草人摊手摊脚的样子。他僵板,他迂腐,还有一种行将就木的脆弱,这就是上海道台。


当上海成为条约口岸,那身穿天青色官服的身影中,一成不变的稳重和权威便一去不复返,他得学着与外国强人打交道,学着在条约制度下工作。通商以后,道台必须自己决定怎么对付那些外国人,怎么保护自己的人民,怎么保全自己的尊严。加上朝廷喜怒无常,所以,在条约口岸当道台实在很难。


1862年,英国领事馆对面的江滩上出现了一块涨滩(泥沙淤积而成的滩地)。工部局的外国董事们这时才发现,按照《土地章程》的规定,外滩的土地是租界,但河岸外的涨滩仍旧是中国领土。他们显然不希望这片土地落到中国人手里。正如英国商人金能亨说过的那样:“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脏……倘使中国政府掌握这块滩地,则任何令人厌恶的事物均可能产生……只有依靠外侨社会的良知才能挽救它。”


上海道台在英国人那里是令人厌恶的小人,他既代表了中国人的狡诈、脏乱和不怀好意,又代表了期期艾艾但不肯袖手旁观的中国政府,英国人恨不得将他像一团污渍般抹去。在上海生活的100年里,他们始终不相信,道台这种小人也配与他们争主权。


这种遭遇却很少能让中国人同情。小刀会起义,不光杀洋人,更要杀道台。上海出了什么岔子,举国愤怒,道台就是朝廷现成的替罪羊和出气筒。上海道台是全体中国人眼中责无旁贷的“狗官”,20年里面就换了17任,没有一个能做得长久。


彼此对立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却在道台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感情基础。


外侨建公园禁止华人游玩


1865年,外侨看中那块涨滩,想在那里造公园。上海道台为此写信给英国领事,为上海的土地发言:“其地虽为工部局所填屯,仍系中国官有……故即以洋商不得或租或贷,造屋牟利为条件,准其豁免钱粮,如不遵守,地即充公,此纸作废,衡情行事。”古旧文雅的词句里,轻轻荡漾着一股生米已被煮成熟饭的无奈;一股为保全面子不得不打起精神的捉襟见肘;一股怎么避让也回避不了的自惭形秽。


在英国人心里,不管道台怎么说理,那块滩地天生就是属于租界的。他们为这个30亩地的小公园专门建立了管理委员会,从英国招募了有经验的园艺师,不仅订购了伦敦出产的铸铁围栏,连灌木都是从英国订来的树种。董事们常常为钱的问题吵架,但一致同意对公园的各项拨款。在它身上,寄托了他们在上海重建英国式生活的理想。


在公园开放的最初几年里,华人未对公园的规定发出任何不同的声音。中国人并不知道,公园的这个“公”,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富人的花园不能随便进去,外国人盖的花园也不能随便进去,似乎理所当然。但道台心里明白,中国实际上失去了对这块土地的主权。那段日子里,他也一直对此保持沉默,但其中带有羞愧和遮掩的意思,就好像一个打破了家里贵重花瓶的小孩通常的态度。


后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开始反对公园章程,道台也帮着中国人“劝说”英国人开放门禁。但这种劝说软弱无力,根本没人将它放在眼里。英国人每次都干脆利落地回绝他,像将他的劝说一把抓起,直接扔回脸上一样干脆。而后者总是很符合他受气包身份地安静下来,直到下一次好似例行公事地劝说与被拒绝。


中国官员终于不再退让


1884年,情形终于不同了。这一年,公园靠江的堤岸外又出现一块涨滩,才一亩地之多。工部局向上海道台申请填实泥滩,扩大公园面积。工部局以为,这种申请还像从前一样,不过是走过场。所以,等官府真的派人去公园查看时,发现工部局已经在堤岸上打桩了。道台马上照会工部局,指出工部局的行为违反了公园建立之初双方的约定,也违反了上海《土地章程》的条款,勒令其停工。


这位叫邵友廉的道台是举人出身,但他所处的时代,却是李鸿章的“自强运动”已轰轰烈烈进行多年的时代,跟随李鸿章多年的道台们,心里一样埋藏着光复的理想。所以,他们才在上海办英文学校,办翻译馆,办工厂,办官商结合的轮船公司,与英籍的中国海关税务司交涉,渴望着为摇摇欲坠的帝国挽回些颜面。


这一亩烂泥滩,终于让邵友廉抓住了道理,终于让他有机会旌旗翻飞,一招一式地冲向前台。僵持之下,双方上诉上海领事团。领事团出面调解,约定工部局在填实滩地之前,须经上海道许可。已开始的工程没有经过上海道的同意,因此即行停止。


工部局过了不久又擅自开工,接着围田筑岸。在他们看来,整个中国都在被列强疯狂蚕食中,中国人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早已被外国人熟悉。整个中国都落花流水了,还有谁会在乎这一小块自己从江里涨出来的泥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真的将上海道台的态度放在眼里,觉得他不过是在唱戏。


但这次的情况却和以往完全不同了。邵友廉紧锣密鼓,马上照会英国领事和上海领事团,要求执行对外滩公园的约定。工部局败诉,外滩公园的扩张被迫再次停工,连已经打下的桩都被要求立即拔起。中方派往工部局的代表也变得硬朗起来,他们随身带去地图,一英尺一英尺地核准公园的界线。当工部局不得不小心解释自己不是为了公园的扩张,而是出于保护河口,他们才表示满意。但中方仍旧不答应出让那涨滩,甚至不允许工部局在地图上将公园的堤岸线向外弯曲,一定要他们改画成一条直线。


上海道台从开埠以来,一直挣扎在夹缝中,像京戏里的反派小花脸,在鼻子两边被画了两块白。这次他总算一展拳脚,暂时为自己洗去了那个白鼻子。英国领事不得不常常出面协调道台和工部局之间的矛盾,劝说工部局采取妥协的态度。这场一亩滩地的纷争,一直持续了3个道台和3届工部局董事会的任期。上海道寸土不让,工部局也不敢再动工。


华人有了自己的公园


1890年,聂缉上任,他是历任道台里最年轻的一个,35岁就掌了权。他不再只是消极地回绝,而是明确提出:公园可以在上海道的允许下使用那块滩地,但条件是要让华人也能从中得益。他用这种方式逼迫外国人承认主权归属。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英国人终于明白,他们遇到了一名在滩地权益上竭尽全力的中国官员。


终于,工部局提出一个妥协方案:由英方出资填平苏州河边的另一块滩地,在外滩公园扩建完成的同时,在那里为华人建立一座专用公园。接受了这个条件,道台终于同意工部局使用当年疏浚苏州河的淤泥填实那块涨滩。


出现在旧档案里的那些为公园连绵不休的争夺,只是只言片语,像舞台上随锣鼓声翻飞的衣摆和旗角那样稍纵即逝,但那急促的锵锵声不绝于耳。这是属于梦想着有一天能正色面对外国人的上海道台的鼓点。事实上,聂缉是洋务运动在上海最得力的清朝官员,他主持的江南制造局,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仿制了西方的大炮和军舰,为中国在中法之战中取得胜利提供了保证。他鼓励传教士在开设新式学堂,在中西女塾成立时,去为那所专收女生的学校剪彩,并将自己的女儿们送去读书。


华人公园开园时,聂缉喜气洋洋地主持了开园仪式。这是一个比外滩公园窄小得多的西式公园,平躺在河滩上不过百米长,但它也有西式的木条靠背椅,公园的中心有一个白色的大鸟石雕。这位道台还亲手书写了一块“寰海联欢”的木匾,挂在公园门楣上。这个小小的华人公园也有园规,其中照例有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醉酒者不得入内,但没有洋人不得入内的规定。


他与华人和工部局的洋人一起游览了这个小公园。我不知道来自英国的诸位先生是否能理解“寰海联欢”,也不晓得他们经过木匾下面的时候,道台可曾解释过它的含义。无论如何,这位强硬的道台并没有记恨不让华人入内的园规,因为他的理想是世界大同。所以,这个小公园的章程虽然仿制了租界公园的章程,却没有拒绝外国人来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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