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



来源: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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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封面


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是全国的主要战场之一。东北人民解放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在两年多的时间内,解放了东北全境,把蒋介石的军队打得焦头烂额,使其三易主帅,丧师百万。接着,大军挥戈南下,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平津,横渡长江,旌旗所指,势如破竹,最后把红旗插上了海南岛。这支部队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这种不朽功勋的建树,是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也是和司令员林彪同志的正确指挥分不开的。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我们的林总(人们习惯于这样亲切地称呼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的学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在东北解放战争的暴风骤雨的年代里,他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定地引导人民取得胜利。他以他的坚定增强了人们战胜风浪的信心,他以他的智慧引导人们胜利地到达彼岸。


在解放战争近四年期间,我直接在林总的领导下,先后在一、十两个纵队担任过领导工作,身受林总的教益很多,因此,也使我有机会约略了解林总的为人。我不揣文笔的拙劣,把一些片断记忆整理出来,供青年同志们阅读。


吉林一席话


那是暴风骤雨的年代。


1946年5月,蒋介石向东北人民解放军的疯狂进攻,达到了顶点。我们第一纵队在战略要地四平街,英勇地进行了三十三天保卫战以后,奉命撤退。各个战线上的部队也都在撤退。退向南满通化、临江一带接近朝鲜的狭小地区,退向遥远的松花江北岸……


眼看着一大片一大片解放区落在蒋介石的铁蹄之下,我们的心情愤怒而又沉重。当年蒋介石把东北出卖给日本人,党领导东北人民和抗日联军,坚持了十四年游击战争;日本投降前后,党又从延安、华东、华北派遣两万干部、十万军队进入东北。由于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所以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就建立了广大的解放区。但是,蒋介石老贼仇视东北人民获得民主、自由,妄想消灭东北人民解放军,建立他的独裁统治。他从关内开来了三十万美式装备大军,到了东北以后,继续与残余的日本侵略者勾结一起,起用伪警,收编数十万伪军和土匪。他网罗了所有的牛鬼蛇神,一时嚣张万分,从1946年1月起,就不断向解放军进攻,到4、5月间,展开了以四平为中心的大战。在显然占优势的敌人面前,我们暂时避开了它的锋芒,作了大规模的撤退。局势会怎样发展呢?我们急于想从林总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


5月18日我军撤出四平,26日下午我星夜赶到吉林,向林总请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东北的冬天是漫长的,已经5月了,树叶还是那样稀疏,在料峭的寒风中瑟瑟抖动,天空灰暗灰暗的,象一块大石板紧紧地压在头上。街上一队队整装的战士向着东北方向开去,骡马车辆不停地驮运着什么物件,人们匆忙而又严肃。我知道我们很快也要从吉林撤退。走着走着,我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林总住在松花江边上一幢老式的小楼房里。走进办公室,只见四围墙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地图。林总穿着一身黄色的布军衣,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一切,显得那样宁静。


“一路上辛苦了吧!快坐下来休息。”林总含笑地站起来迎接我。在招呼我坐下以后,他转身从墙上取下一个布袋子,倒出一盘子炒黄豆,笑着说:“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来,吃点豆子。”林总的从容不迫和这屋子里宁静的气氛似乎感染了我,不知怎的,我的紧张心情,觉得轻松了许多。我开始汇报部队的情况:部队已经按照命令,从四平撤退,向指定的地点前进,撤退的秩序很好,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连我们的伤员都没有捞到一个。


林总仔细倾听我的汇报,不时满意地点点头,等我说完了,他问了几件事情,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次四平保卫战打得很好,给了敌人大量杀伤,一方面摸了国民党部队的底,另一方面推迟了他们进攻的时间,完成了我们的部署。”林总对我分析当前的形势时,声音不高,明确而有力量。“四平一撤,蒋介石就要占大城市,没有关系,松花江以南的城市都可以给他。”我吃惊地抬起头来。林总看出了我的神情,清癯的脸颊上掠过一丝笑容。“是的,都给他。他占城市,就是背上了包袱。他占了就要守嘛。这么多城市守起来,兵力就分散了,我们可以各个击破。你说,城市拖他的后腿,这不是包袱是什么?他既然愿意背,我们就把包袱都给他,他背得越多越好,越重越好。把他拖得走不动了,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地吃它。”林总把两个手掌迅速合拢,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


“呵,原来如此!”问题完全弄清除了。我顿时觉得心里格外亮堂,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林总沉思了一会,两道浓眉下射出严峻的眼光。他缓缓地说:“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啊!敌人现在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要准备几年艰苦的斗争,才能打败敌人。要教育部队克服和平麻痹思想,要准备克服困难,准备长期斗争。东北不是电多吗,我们不要依靠它,不要靠电来磨米,要靠碓臼舂米。不要依靠东北的大工业,我们要发展手工业,要准备风餐露宿,战胜东北的严寒。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胜利的信心。敌人的优势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够转弱为强,要不了好久,我们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当前的首要任务,”林总稍稍提高了声音,严肃地提出,“是要扎扎实实建立根据地,千万不能飘浮,要把松花江以北好好巩固起来。先把土匪搞光,派几万干部下乡搞土改,迅速发动群众。发动群众越快越好,越深越透越好。这样,我们对国民党斗争的力量就越大。”他反复强调地说:“要消灭国民党,必须有根据地;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他还说,在发动群众的同时,要加强整军,继续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敌人后方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要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将来配合主力反攻敌人夺取城市。


林总的一席话,给了我无限的信心和力量。我好象突然站得高了,因此望得远了,眼前几十万进犯的蒋匪军,感觉得不过象一群蠕动着的蚂蚁一般。我走在江边的大路上,迎着江上吹来的晚风,浑身说不出的爽快。





在1946年8月份的东北局会议上,林总对于局势的发展更进一步作了一个明确的判断。他说,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这是第一阶段;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这是第二阶段;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这是第三阶段。


林总之所以能够对东北局势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和具有必胜的信心,正是具体运用战无不胜的伟大武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毛主席就全国局势英明地指出:“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我军实行战略撤退,也正是依据毛主席所规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及地方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事实证明,东北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循着毛主席所指出的方向,完全符合于林总的估计。蒋介石在东北使尽了浑身解数,始终逃脱不了林总给他指出的命运:到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为止,就正式结束了他的弹奏了两年的“攻、守、亡”三部曲。林总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也正是深刻地体现了毛主席历来强调的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事实也充分证明,这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最根本的问题。在国民党大肆攻城掠地的时候,我们却以主要力量用于北满根据地的建设。同时,坚持南满游击战争。我们以发动群众与军事清剿相结合,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二十余万蒋记土匪剿灭得一个也不留,因此,北满出现了空前稳固的治安,人民安居乐业。这样,我们就消除了后顾之忧,做到了三面无敌,一面向敌,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剿匪的同时,一万五千干部下乡,他们响应东北局和林总的号召,“脱掉皮鞋,放下皮包,穿农民的衣服,吃高粱米”,诚心诚意深入群众,掀起了一个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空前提高了,打破了正统观念和对蒋介石的幻想,日益转向我们。他们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把蒋介石叫做“二满洲”;他们热诚拥护共产党,把毛主席称为救命恩人。继土改之后,在“保家保田”的口号下,人民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广大青年纷纷自愿参军,以当上解放军为荣,披红骑马,送儿送郎参军的热潮遍及农村,新鲜血液源源不断输送到部队来。部队经常满员,而且新的部队不断组成。到1948年秋天,东北人民解放军已拥有十二个纵队,共一百余万人,正如林总所说的:“我们的力量越来越大了。”相反,国民党军队却象一根燃着了的蜡烛,越来越小,越来越枯竭。1948年困守长春的蒋军,得不到人员、物资补充,他们的“总司令”只好送去十万粒维他命,平均每人一粒,表示“支援”,这在我们部队一时传为笑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着局势的每一步发展,无不证明林总的预见完全正确的时候,我总要情不自禁地想起1946年那艰苦的年代里林总的一席话,我总要怀着敬佩的感情想道:我们林总是多么有远见啊!


毛主席说:“战争是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林总正是这样的指挥员,他秉承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中,表现了高超的驾驭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表现了指导战争的娴熟的艺术。


对东北解放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战役,是一个生动的说明。经过我军发起1947年的夏季、秋季攻势和1947年冬、1948年春的强大攻势以后,蒋军被迫退守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大城市和十来个小城市之中,长春守敌九万,锦州守敌十万,作为敌人巢穴的沈阳有敌人三十余万。当时我军主力集中在长春、四平一线。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怎样打?一般人按照通常的打法看来,以先打长春为宜。因为我军主力接近长春,长春之敌遭我长期围困,弹尽粮绝,军无斗志,先打长春有必胜的把握。但是先打锦州又如何呢?当时一般人认为这样作,我军主力南下千里,长途跋涉,敌人以逸待劳,未可必胜;主力南下,后方空虚,长春、沈阳之敌有突围的可能;同时,我军切入敌人防守线的中部,有可能遭受关内外敌人的前后夹击。因此,先打锦州比先打长春艰难、复杂得多,而且有三分冒险。但如能攻克锦州,即可置敌人于死地,东北整个蒋军必将分崩离析,有全部就歼的可能,有全部解放东北的可能。


对于这个关系整个东北战局的关键性的战役,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怎样决定的呢?林总又是怎样指挥的呢?原来党中央、毛主席和林总都深知:临近溃灭的蒋军,战斗力比当年更低,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锦州;以少数部队牵制,也一定能够阻止长、沈敌人突围和截住敌人关内的援兵。先打锦州虽然看来似乎是铤而走险,实际上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险而无危。所以,林总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总的战略计划和具体指示,集中主力先打锦州。于是,从1948年10月1日起,展开了有历史意义的辽沈战役。


辽沈战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是一个好范例,也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辽沈战役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锦州攻坚战,第二阶段,是辽西会战,第三阶段是攻占沈阳。锦州攻坚战开始于1948年10月14日,经过半月激战,锦州为我解放,全歼守敌十二万余人。结果我们卡住了东北的咽喉,完全截断了通往关内之路,长、沈几十万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曾泽生部起义,郑洞国无条件投降,长春即告解放;辽西大捷,廖兵团十万余人,全军覆没。我们乘胜直追,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沈阳。锦州解放后只有十七天,东北全部解放。锦州战事激烈的时候,蒋介石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奔走于平、津、沈、锦及大沽口、秦皇岛与葫芦岛之间,亲自当督战员。据说我军解放锦州后,老贼急得呕血。可见林总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集中兵力先打锦州,正是打到了敌人的致命之处,是加速东北解放的关键性的一仗。


林总所以能够经常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知己知彼。大家都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是要真正做到这四个字,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正是一个指挥员明智和平庸的主要分界线。林总知己知彼,所以他能够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林总是把敌人摸得最透的。他对敌情之熟悉甚至具体地知道敌人营的单位的活动。1947年公主屯大捷以后,我到哈尔滨总部开会。林总对我说:“据前方指挥员报称,敌人有一个营漏网,据守在法库的何家油坊。十纵二十八师离的很近,就便消灭它,我估计不要太长的时间,你看怎么样?”接着,他走到地图跟前,给我指明这个营所在的具体地点,立即下令围歼该敌。第二天,二十八师的捷报就从千里以外送到了总部。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例子。其实,林总从来就是这样精细的,哪里有敌人,人数多少,战斗力怎样,企图是什么,以及一应大小山川河流、地形地物、风土人情等等,他都了如指掌。每一次军事行动之前,他常把这样详细准确的情报直接下达到师,给予部队极大的便利。


林总十分注意调查研究,深入了解敌人的情况,根据这种了解,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他常说:“我们要坚决反对打主观主义的仗,反对打官僚主义的仗,反对打莽撞仗。单凭主观愿望打仗,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必然要打败仗。”但是,他又具体解释:“打仗是要有三分冒险的,一般说来有七分把握加上主观努力就可以投入战斗,就可以打胜仗,要想有十分才投入战斗,那就没有几仗好打的,那是打老爷式的仗,必然会丧失战机。”这是一种军事指挥的唯物辩证法,凡是接受了这种指导思想的,一般都打了胜仗;反之,不是打败仗就是贻误战机。


林总是最了解他的部队的,他熟悉干部的声容笑貌,熟悉部队的军事。政治动态,清楚部队的长处短处,知道他们挑得起多重的担子。他信任部队,部队也信任自己的统帅。在战士中流行这样的话:“林总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执行林总的命令就是胜利。”有时接受任务,明知前面有严重的困难和艰险,但是必胜的信念,鼓舞我们一往无前。锦州解放以后,蒋介石亲自到沈阳指挥在沈阳附近的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共十万人,沿北宁路西进,妄图重占锦州,如不能得逞,则企图改道营口从海上逃回关内。廖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新一军、新六军,更是所谓“五大主力”的两大主力。显然,消灭这股敌人是有重大意义的。当时,我主力尚集结于锦州地区,而为了防止敌人南窜营口,逃往关里,必须在沈阳附近就把敌人截住,林总把阻击敌人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十纵队(我们原是在锦州战役期间在沈阳附近新立屯一带以运动防御战法阻击敌人沈阳援军的)。10月20日接到林总的电报,令纵队星夜兼程由北镇返回黑山、大虎山地区,迅速构筑工事,指出廖兵团必经此地。命我们坚守阵地,不准敌人前进一步,只要守住三天,就能保证主力全歼敌人。我们刚刚到达阵地以后,不出林总所料,24日,廖耀湘兵团蔽天盖地而来,在飞机、坦克、重炮的配合下,猛犯我阵地。我们纵队只有四万人,经过运动防御之后马上转入坚守防御,还没来得及休整,时届严冬,部队连棉衣都未穿上,而敌人则是十万美式装备、夺路逃生的亡命之徒,战斗的激烈是可以想见的。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我们的战士无不以一当百,杀得敌人弃尸遍野、血流成河,而阵地屹立不动。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林总说三天以内消灭敌人,敌人准活不了四天;我们一个纵队吃不了他,我们可以咬住他不放。战斗最激烈的25日,我们又接到林总和罗政委、刘参谋长的第二次电报,表彰部队打的英勇顽强,并指示再坚持一天。传达了林总的电报后,部队的情绪更为高涨了,战士们纷纷表示:“坚决完成林总交给的任务,一定不让廖耀湘跑掉。”于是愈战愈勇。果然,26日早,我主力部队如期赶到,将敌人团团围住,从26日早晨起,展开了巨大规模的围歼战,廖耀湘以下十万余人无一漏网。战斗结束以后,林总和罗荣桓政委、谭主任。刘参谋长来电报表扬十纵阻击敌人成功,认为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才听说,决定十纵在黑山地区阻击廖兵团时,曾经有的同志耽心:“十纵这一下可能打烂了!”但是林总却说:“不,十纵顶得住。”短短五个字包涵着多么深厚的内容啊!林总是多么了解自己的部队,是多么信任自己的部队!他说:“十纵顶得住。”十纵的战士们就说:“我们一定不让廖耀湘跑掉。”统帅和士兵有着共同的见解,有着共同的语言。这样的部队,当然就能够纵横捭阖,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所规定的十大军事原则,是我们打败国内外敌人的犀利的武器。而林总是最善于在实际中运用毛主席这些军事原则,并善于教育部属运用这些军事原则的。


林总具体运用十大军事原则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四快一慢”等战术。“一点两面”就是进攻时先在敌人阵地中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正面进攻和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就是每个班还分三个战斗小组,每组三至四个战士,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这样队形疏散,减少伤亡;“三猛”就是猛打、猛冲、猛追等。这些战术,都是林总根据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对部队的实战经验,加以提炼集中的结果。它们都服从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总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这一基本原则。部队实际运用这些战术的结果,常常是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敌人,敌人常常是上自司令官下到普通士兵全被我们一网打尽。歼灭廖耀湘兵团时,所有的高级将领差不多都被活捉了,我问那个所谓“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军长李涛服不服,李涛忿忿地说:“你们共产党打仗狡猾。”敌人所说的“狡猾”,正是说明我军战略战术的高明。


运用这些战术,不仅使我们在和蒋介石的正规部队作战中总是占居上风,1949年我们纵队到湘西运用这些战术剿匪,也获得了巨大的胜利。湘西区二十二个县,居然有十万土匪,上级要求三年内肃清,当地有一“社会名流”对我们说:“湘西匪患自明朝以来就没有断过,不要说三年,就是五年也难以肃清。”我们对他说:“共产党不同,根据我们的看法,两年以内保证肃清匪患。”此人哂笑而退。在剿匪中,我们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力加强政治攻势;在军事清剿方面,则是贯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例如古丈县是个百里小县,有土匪三千人,我们集中了四个团,一个半月就搞光了。与此同时,我们发扬三猛精神,把土匪地主武装,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只好投降。在我们严重的军事打击之下,土匪土崩瓦解,如凤凰县的两千余名土匪集体自动放下武器。结果不是两年而是一年零两个月就彻底肃清了匪患。那位“名流”这时不胜钦佩地说:“解放军智勇双全,古今少有,吾兄真是洞若观火啦!”


林总善于抓住两个战役的间隙整训部队。林总整军的特点是先从政治开始,整思想,搞阶级教育,政治思想提高之后,然后组织军事训练,总结与学习实战经验,教场即战场,教育部队勤学苦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已成为群众性口号。因而训练成绩优良。与此同时,补充兵员,进行组织调整。这样整训一两个月,部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都大大提高了一步。于是部队求战心切,一上战场有如生龙活虎一般,没有不打胜仗的。我们十纵队二十八师是个老部队,但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打好仗。1948年4月间军政干部会议结束后,林总找我去专门谈二十八师的整训问题,从晚上十一点谈到下一点。他精辟地指出,二十八师的问题是保守思想作怪,政治思想工作不强。他说:“打仗就是打政治,一个没有政治的部队是打不好仗的。”他提出整训的具体方法步骤应该是通过阶级教育,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围绕着几次没有打好的仗,彻底揭发部队的问题,让每个干部和战士都和部队的缺点见面。让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提出改正缺点的意见。而在这些工作中,中心环节是加强支部工作,党员的觉悟提高了,发动了,群众也就带动起来了。我们依照林总的指示,把二十八师集中在开源整训了一个月,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该师在黑山阻击战中担任主要阵地的防御,打得十分出色,敌主力新一军、四十九军、二零七师轮番猛攻,阵地虽然多次易手,但最后他们仍然顽强地守住了阵地。


林总在领导整个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思想上,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上,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思想方面,以致最后打败敌人,都是由于林总精辟地、全面地研究了毛泽东同志思想的结果,林总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行动指针,结合当时东北的具体情况,加以运用的最成功的典范。林总领导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谁能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谁就能取得胜利;谁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能够战无不胜。历史表明,林总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党的正确路线、毛泽东思想最坚决、最忠实的执行者。


战争与和平


敌人的本质是狼,但它有时装作“羔羊”的样子,借以麻痹人们,乘你不备时,它会猝然扑上来咬断你的脖子。识别张牙舞爪的狼易,识破披着羊皮的狼难。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已经决意发动内战,但他为了掩护发动战争和争取调度力量的时间,曾经多次玩弄“和平”的花样,例如虚伪地签定“和平协议”,宣布“停战令”,“重申停战令有效”,甚至在濒于灭亡的前夕还搞什么“和平谈判”等等。蒋介石的鬼把戏是不难识破的,但是也确有一些天真的人们对他曾经抱着幻想,幻想对他“忍让”就能取得和平。


林总认为,和平麻痹思想,乃是对敌斗争中的严重危险。他认为必须教育全体军民打破和平的幻想。他在1946年就尖锐地指出:“和平在蒋介石的脑筋里,根本就没有这两个字,他只是在要进行欺骗时,才偶尔用它一下。”“东北人民应当高度警惕起来,不要一次再一次地上当,应当严密防范蒋介石在“和平”烟幕下的偷袭。今天,我们只有一心一意地坚决抵抗,使这些向我们进攻的蒋军,得不到调整、补充和调动的机会,疲困他们,打击他们,歼灭他们,这样,才能阻止和粉碎蒋介石的新的进攻。”


在对部队进行教育时,林总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多次反复强调指出:我们和蒋介石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矛盾是绝对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妥协是暂时的。蒋介石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所谓的“和平”,实际上是消灭我们的一种手段。在蒋介石的枪口上要和平,无异于“与虎谋皮”,只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害。我们只有打,打到底,把蒋介石打倒了,才会有国内的和平;如果帝国主义敢于发动战争,我们就坚决和他打;只有世界上没有帝国主义了,才会有世界的永久和平。我们军队的职业就是武装斗争,要树立和敌人势不两立的思想,要把刀时刻磨得雪亮,而不能让它生锈。


林总的关于通过斗争赢得和平的思想,正是深刻地体现了毛主席的“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的伟大思想,它成为我们教育人民和军队的有力武器。由于我们进行了巨大的思想教育工作,由于蒋介石一次又一次亲自撕破了自己的不值钱的“和平”伪装,事实本身教育了人们。这样,和平麻痹思想迅速得到克服,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思想牢固地树立起来。这种通过斗争赢得和平的思想,我认为在今天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和战争,不论它弄何玄虚,玩何花样,都是改变不了这种本质的。今天,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不敢发动战争,那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十分强大。民族主义国家主张和平中立也反对战争,全世界人民坚决反对战争,要求和平。但是,狼总归是狼,它是决不可能真正变成羊的。帝国主义者并未放下屠刀,他们仍在集聚力量,扩军备战,拼命发展火箭和导弹,一有机会,它就会发动侵略,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任何时候都要丢掉和平麻痹思想,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特别是武装力量。只有我们的力量无比强大了,才有可能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我们力量愈强大,帝国主义就愈不敢发动战争;如果帝国主义丧心病狂,敢于发动战争,我们就有力量用战争消灭战争,把帝国主义从地球上铲掉,取得世界的永久和平。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我曾经想:林总为什么从来都是正确的呢?他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呢?我留心观察的结果,发现他有几个显著的特点:林总是一个苦学深思的人,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是一个要求自己特别严格的人,是一个最善于向毛主席学习的人。


我见到林总少说也有几十次了,除了开会而外,我见到他的时候差不多都是看见他在读书。他的屋子里堆满了书,他自己则真正做到了手不释卷。有一次,我有事情要请示林总,一进门,只见林总躺在一条板凳上,身子朝前伏着看书。原来他坐着看累了,故此改换一个姿势。林总的身体是很弱的,平型关大战时,他亲临前线指挥,负了重伤。但是多少年来,他不仅忘我地工作,而且一直顽强地坚持学习。据接近他的同志说,林总常常读书到深夜,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林总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他读的多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军事著作,他是“学以致用”的,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把别人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就难怪他的知识是那样渊博,他的见解是那样卓越了。


林总的作风很实际,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工作。他总是尽最大可能了解敌人的情况,在重要战役和重要战斗中,常亲临前线,了解敌情,勘察阵地,和部队首长共同研究作战计划。林总一贯重视深入群众,听取群众的意见。他是一个十分谦和的人,没有一点架子,他和部下谈话时,仔细倾听对方的意见,从不轻易打断别人的谈话,有什么不对之处,他总是采取商榷的口吻指出来,然后,他有系统地从思想原则到具体方面对问题加以详尽、精辟的分析,直到你弄清楚为止。有一件小事使我铭感很深。按说他对我们较熟悉,但是每一次接见我以后,无论怎样忙,林总都要亲自送到大门外,我有时过意不去,劝他留步,他都是执意要送出来。对我如此,对别人也如此。这是一般的客套吗?不,这充分说明林总待人的平等精神。林总的生活作风简朴得惊人,他自己的“点心”是炒黄豆,招待客人也是炒黄豆,有客在坐,饭菜也很平常。数年来,我见他总是穿着一套灰布军衣和那件粗呢子军衣。1958年我在昆明见到林总时,他也是穿着很普通的旧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钉。林总和士卒同甘共苦,以非凡的毅力艰苦工作,在战役进行的时候,他常常在指挥室彻夜不眠,很少休息、林总就是这样一个公而忘私的人。宋朝范仲淹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的林总正是这样的人。


林总要求自己特别严格,还主要不是表现在待人接物和生活方面,使我感动最深的是他的自我批评精神。1947年夏季攻势中,我们十纵队和其他纵队奉命攻克敌人一防守异常坚固的城市(四平),在战斗中,我们毙、伤、俘敌一万多人,后因敌人援军赶到,最后没有打下来。这次战役未打好的责任主要在前线指挥机关和纵队一级的指挥机关,主要是部署和战术上存在若干缺点:例如集中兵力、火力不够,阻击援兵不力等。在战后总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林总却把责任完全承担下来,他先后站起来三次,诚恳地检讨说:“这次这个城市没有打下来,不要你们负责任,完全由我负责。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不马上攻,以围城打援为最好。先消灭敌人的援军再攻城,就肯定能攻下来。另外,这次攻城还暴露了我们攻坚的战术差,这也主要是我平时研究得不够。”林总对自己要求得这样严格,使我们深为感动。我觉得直接指挥的责任不在林总而在我们,但他为了接受这些经验教训,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正是为了把对城市攻坚战术的钻研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林总重视这个问题,正是解决一系列攻坚战术问题的开始,预告了敌人走向崩溃的边沿。林总的这种榜样,使我和部队的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的教育。我回部队传达以后,干部都纷纷主动地进行检查,勇于承担责任。之后,在部队干部中,自我批评成风,对战术的检讨和研究,真如雨后之花,遍地开花,人们的心情,都十分舒畅。自那以后,林总致力于攻坚战术的研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等战术就逐步提出来了。最后,形成了一整套攻坚战术。上面说到的那个城市,仅在八个月以后,就被我军在二十三小时内一举攻克了,万余敌军无一漏网。此后,东北所有敌占大城市,都在林总的攻坚战术指导下逐个攻克了。


林总的非凡的天才,渊博的学识,以及他的谦虚、平易、简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巨海般的胸怀,使得林总在部队中、在东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全军上下,无论干部、战士都愿意见到他,都愿意接近他。我们纵队干部,常常争着到总部去开会,都愿见到林总,因为到了总部,见了林总,就能够更多地了解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而林总的一言一行,也都可以使自己学到许多新的宝贵的东西,去总部开会去见林总就是“取经”“取宝”。古人说:“三十而立。”在林总领导下的四年,正是我三十挂零的壮年时期,林总的谆谆教诲,使我们在最基本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等方面受到很大的教育,从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至今,他的这些教导,仍在我思想上,继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林总不仅是我们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怀念着四十年代那四年不寻常的日子。(作者为周赤萍中将,1960年7发表于《中国青年》,后来周赤萍到福州军区当政委,又在福州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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