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官是怎样对付“儒家洁癖”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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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居正集权讨人厌,海瑞清廉惹人嫌”说起


张居正和海瑞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是在嘉靖皇帝当政时步入政坛。而且两人有过交往。《明史》记载:“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


此时,两大名臣的权势是天壤之别,张居正以帝王师的身份为首辅,权倾天下,万历皇帝几乎是个摆设。而海瑞在官场却是空前的寂寞,作为以耿直忠贞之名闻于天下的道德楷模,海瑞的作用仅仅是个符号,他在政坛没有朋友,更不可能有党徒,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实现的平台。


张居正因为害怕海瑞的“峭直”,尽管面对舆论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为此后人很是诟病张居正,认为他心胸狭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压海瑞。


我以为张居正作为明代见识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坛上炉火纯青的权术,海瑞望尘莫及,以海瑞这种个人道德高洁得让人不敢亲近的官场异类,在那个大染缸里面,不可能威胁张居正的地位。张居正根本不用担心海瑞这个政坛的“低能儿”在权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担心的是,这个连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头,一旦进了中枢,又是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政治,对张居正的政策横挑鼻子竖挑眼,闹得朝野都知道,而且同情或支持海瑞。有道德洁癖的人,很容易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真正去办大事,可能处处碰壁,从而一事无成。


张居正对海瑞的弃而不用是理智的,在封建官场中要干大事,仅仅凭道德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点张居正深有体会,他在官场上的发达已证明了要有大的作为,是不能保持个人品德的高洁,有时还得不择手段,自污名节。


对张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评价不高。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横亘在他面前的石头,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为首辅。于是他又私下里结交司礼秉笔太监冯保。“神宗即位(万历帝),保以两宫诏旨逐拱,事具拱传,居正遂代拱为首辅。”


可见,张居正的政治品德实在不怎么样,怎样对自己有利他就怎样干,毫不在乎什么名节。在个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样。他好色纵欲,因为常服春药,大冬天都满脑袋冒热气,不能戴帽子。父亲死了后,为了权柄不落入他手,和冯保共同策划,促使皇帝下达了“夺情”的旨意,在父丧期间依然紧握手中大权。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丧后,必须丁忧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属下的官员贿赂他的财物不计其数。


就这样一个公德和私德一无是处的人,却是奠定大明短暂中兴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条鞭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明史》载:“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评价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


当然,因为二十一岁以前的万历皇帝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阴影下,对他有着父亲般的畏惧,所以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于爆发了,抄没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权威,终于在死后引起了祸患。


张居正是个悲剧人物,无论是他生前的作为还是死后的子孙的遭遇。可是在那个时代,张居正不这样做,他能掌握权柄,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说明,个人的品德只有符号意义,在权力场中是苍白、不堪一击的。张居正死了,应该没人挡海瑞的路了吧。可是,“帝屡欲召用瑞,执政阴沮之,乃以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素偷惰,瑞以身矫之。有御史偶陈戏乐,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


就是放到当代,张居正这样的官员,也没人喜欢他,只能弄到南京去做个闲官或干脆让他提前退休养老算了,谁在他手下当差谁倒霉。海瑞这样的人更加注定是“瓠瓜”,系而不用。


因为,自孔孟以来,中国儒家所推崇的道德伦理价值观,让人在现实生活中和政治目标的实现都是矛盾的。儒家对士人有着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为道德完人,在政治场上基本上肯定不会有什么作为。


更何况人在生下来或成长的道路上,屁股总是不那么干净的。为此,孔子和孟子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也就成了必然,如果他们真的像张居正、海瑞正那样掌握了极大的权力,还会说:“仁者爱人”,“吾养吾浩然之气”吗?可见儒家的道德洁癖已到了何等的程度?不过,孔子有一句话说的不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晚整整5个世纪的耶稣说的:“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意思相近,这也就是西方称之为“黄金律”的东西。张居正、海瑞就同此理!


记得孔子“偷生讲义”的故事:


孔子被围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整整10天没有饭吃。有时连野菜汤也吃不上,真是饿极了。


学生子路偷来了一只煮熟的小猪,孔子不问肉的来路,拿起来就吃;子路又抢了别人的衣服来换了酒,孔子也不问酒的来路,端起来就喝。可是,等到鲁哀公迎接他时,孔子却显出正人君子的风度,席子摆不正不坐,肉类割不正不吃......


于路便问:“先生为啥现在与在陈、蔡受困时不一样了呀?”孔子答道:“以前我那样做是为了偷生,今天我这样做是为了讲义呀 ”。


综上所述,道德是最靠不住的,尤其是有道德洁癖的人。不是狂人,就是疯子,因为你不知道他或她什么时候会发神经,又不可能用一辈子去照看他或她,其他什么也不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其置于疯人院。当然,这里的疯人院专指“法制”而非其他。否则,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让身在其中又无法逃脱的更多的人跟着一个接一个的发疯,甚至于“全体”或“全民”,尤其是当你被情感、家国等“爱”字束缚了的时候,暨便你属于那明白的少数一部份,也无济于事。换言之,遇到这种情况,孔子都只能“偷生”,孟子也就不会“讲义”了,包括去听一个有道德洁癖的人讲什么“中庸之道”,用时下的话说:这不是信仰问题,是信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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