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二千年前孔子被骟,谈儒学造就可怕“心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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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itiexue.net/pics/2008_9_20_36869_7936869.jpg[/img] 孟德思鸠说:“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就是奴道主义,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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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思鸠说:“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那个大陆的全部历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点自由精神的痕迹,只能看到奴隶制的耀武扬威”;“在中国的全部历史中,连一点标志自由精神的痕迹都找不到,人们只能见到奴役的壮举”。

中国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恶因素就是奴道主义,人性的一切内容都已彻底腐烂。即使外部压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义的阴魂依然不散。何况那奴隶主的空缺,及时可以递补。因为我们是全民皆奴。广大的奴隶队伍乃是产生奴隶主的最好资源,每个奴隶都可在一夜之间成为当之无愧的奴隶主。中国大地只有丑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尸一样遍野横陈,而绝对没有人格可言。

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为不自由(君王)而死的“英雄”。心奴们心甘情愿地为主子而死。在殷与西周时期,君主与社稷即国家政权是合二而一的。这种观念直到春秋时期仍为相当多的人所坚持。如楚大夫克黄说:“君,天也。”由此认为,生应为君之臣,死应为君之鬼。赵盾的门客(奴才)程婴、公子杵臼舍命救护赵氏孤儿,前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后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婴十几年忍辱偷生,直至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为赵家复仇后,自尽而死。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后,为使太子丹无泄密之忧,自刎而死。

《吕氏春秋.忠廉》记载: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爵禄者鹤也;所富贵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曝”;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未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

翻译为白话:卫懿公不理国政,一天到晚侍弄一群白鹤。上等白鹤食大夫之俸禄,次等白鹤食士人之俸禄,出门坐轩车,号称“鹤将军”。卫懿公九年即公元前661年,北狄翟人进犯卫国。卫懿公忙命人组织军民抵抗。可国人拒绝参加战斗。卫懿公大惑:何不愿意抵抗侵略?众人答:可派“鹤将军”去啊。翟人杀卫懿公并吃了他的肉,而抛弃了他的肝。卫国的大臣弘演,看见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决定自杀后让人挖出他的内脏,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安葬。受到了国君桓公的赞颂。

在“八王之乱”中,嵇绍(其父嵇康被司马昭所杀)以身护仇人之孙、“何不食肉糜”的昏君晋惠帝,挡乱兵之刃而死;乱平后手下人要洗那件血衣,惠帝说:“勿浣,此嵇侍中血”;这句话还被文天祥写进《正气歌》里。

弘演纳肝,不过是以己腹为祸国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过是用躯体为昏庸之主挡箭。均何足称,然历代均视为做人之典范。以君为国,为君捐躯,为鬼亦雄;盖欲众人效忠于一人,作为独立的个人无复有也,只有奴隶存焉。

古罗马思想家塞涅卡认为,奴役只有两种:外在的奴役仅涉及人的肉体,人的精神仍然可以是自由的;内在的奴役是人成为自己情欲的俘虏,这是真正的奴隶。所以,一个披枷戴锁的人可能是自由人,一个骄横的帝王却可能是奴隶;一个奴隶可能有自由人的精神,而主人却可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奴隶状态”中。

梁启超把奴隶分为两种:身奴与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所谓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就是以奴隶的口吻道出了对“地主”无限的感恩,因为:涌泉÷滴水=∞。这表明奴隶一无所有,连“一滴水”都需要他人的恩赐,多么的凄惨!奴隶主以所谓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要求奴隶,实质上是要求中国人做心奴。梁启超将“心奴”归为四大类:第一为尊古,做古人的奴隶。第二,为世俗之奴隶。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第三,为境遇之奴隶。第四,为情欲之奴隶。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拥有能不断满足其欲望的条件,他就会去满足其永无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隶。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财产被劫掠时,他说还有自由;自由被剥夺时,他说还有生命;生命被扼杀时,他还谢主龙恩。即使眼前一无是处,他也能找到赞美的一万个理由。他认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迁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异之举。

为什么需要心奴呢?因为独裁者仅凭自己一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隶,这就产生了对奴才——心奴的需求。除了一部分地位下降的统治者充当独裁者的仆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从奴隶阶级中提拔起来的。奴才分两类:文才和武才。文才是借三寸不烂之舌和笔头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舆论欺骗的奴才;武才则是那些仗恃蛮力给主子看家护院、弹压奴隶、保卫专制政体的奴才。这些奴才,一遇所谓骚动之类,便会凶相毕露地演出一幕幕血腥镇压的惨剧。

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若干诸侯,这些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奴才;诸侯又在自己的领地中安排若干文臣武将,这些文臣武将包括相到县大夫,他们就是中级奴才;至于那些奔走于相和大夫车旁马后的各种士人,便属于低级奴才了。

那个替信陵君出窃符救赵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赵成功前夕便自杀了。这低级奴才以死效忠顶头上司。还有那个锤杀老将晋鄙的朱亥,后来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国。秦庄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国当将军,朱亥坚决不答应。为了治服朱亥,秦庄襄王把朱亥关进老虎圈子里。老虎见有人进圈,正要扑过来,只见朱亥怒眼圆瞪,对着老虎大喝一声:“畜生,你敢!”朱亥的吼声犹如睛天霹雳,竟把老虎骇得连连倒退,然后趴在地下不敢动弹。秦庄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幺也不放朱亥出秦国。朱亥见自己无法脱身,便拔剑自杀了。

象侯生、朱亥这类人为什幺对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诀就在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奴才依附性,紧跟曾给他恩惠的顶头上司。侯生是魏国大梁看城门的老头儿,已70多岁了,又穷得叮当响,很受人轻视,但信陵君却对他特别好,请他在家宴上坐首位,还让侯生坐车,自己亲自驾马招遥过市……至于朱亥,本是卖肉的,信陵君把他当作贵宾对待。所以这两个人便把信陵君当作自己唯一的主子,以死相报。

韩非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娱主”惊人的奴才样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幺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幺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所以,被君王砍脚杀头,就是无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荡!

多么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韩非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才。韩非认为:和氏、商鞅、吴起为了向帝王献宝而付出重大代价是值得的。他把《韩非子》一书当作宝贝献给嬴政,一天重用也没有得到,被师出同门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杀于监狱之中。《韩非子》此后成为两千多年中国酷政的最高宝典,其卑鄙无耻、冷血无情,比世界政治学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还要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法律和道德的长久灌输下,一部份家奴,已渐渐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为主尽力、尽忠是其本份。这些驯服的家奴,在主人势盛之时,是欺压善良的恶仆。在主人衰败之日,则是乞食养主的义仆。主人有难,自甘顶替,主人当然诩之为忠仆。

儒家不是“人”,而是心奴

中国数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为人。无独立之人格,无生命、财产之保障,更无个人自由之可言。中国文化认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扩大化、制度化。历代统治者都把孔教定为国教,并不是专制者选择了孔子,而是儒学天生就是为专制服务。孔子是没落贵族,骨子眼里充满了高低尊贵的等级观念。这种人创立的学说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统治阶级所看中、所利用呢?孔子主张,“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应当事君”,这显然是专制奴隶哲学的思想。儒家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惟“臣事君以忠”最重要、最本质。“忠”是奴才对主子的单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对父母的单向度臣服。人与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诚。一个人无条件的单向度臣服于另一个人,不叫“忠诚”,而叫“奴性”或“愚忠”。由于“忠”已深入人心,“文革”时自然而然就演绎为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儒家的“人”就是“奴”。儒家的“人性”是指认同君臣父子等级制的奴性,否则就是非人也的禽兽。儒家推崇的《诗经》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臣”的本义是奴隶。儒家认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隶。儒家认为人生意义,就是成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词,“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词。儒家还进一步把“人上人”美称为“君子”,把“人下人”贬称为“小人”。把同为奴隶的“君子”、“小人”强作分别,然后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别于“小人”,不过是儒家的自我贴金而已。

子贡形容孔子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特质,孔子又强调,人应该有“恭、宽、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刚、毅、木、讷”、“讷言、敏行”的性格,这些所谓理想人的特质与性格,难道不是一种适合“身为奴仆家臣”最好的特质?诚如闻一多所说,孔家店的货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儒教”是奴才的宗教,是皇权的奴才而不是神的信徒。在三大宗教的领域,所有的王权都期盼着教宗加冕或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合法,就连狂傲的拿破仑大皇帝也不例外;“儒教”的教宗正相反,他眼巴巴地期盼每一个新皇上敕封,以免遭灭顶之灾。一句话,“儒教”精神贵在失去自我,它的最低纲领是当奴才,它的最高纲领是当好奴才。中国人被儒家阉制成了“无脑”的愚民(相当于“雷峰”,“第一种忠诚”——愚忠,愚忠的诸葛孔明至今仍被视为人格的楷模)或有“小脑”的文死谏的儒家士大夫(相当于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谏忠)。

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指出:判断善恶的标准不是“利”,而是“仁义”,即先君后臣的等级顺序而已。事实上儒家没有判断善恶的客观标准的,孔子反对公布成文法,强调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断善恶的大权交给统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猪羊。

孟子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心奴。俗语云:“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善”就是受人欺压的奴性。

美籍华人说:起初,在美国的中国餐饭遭抢劫时,美国警察也是在三五分钟内赶到现场,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报复,不敢站出来指证,警察只好把抓到手的强盗当场放掉。劫匪看到中国人好欺负,在光天化日下一般只抢中国商店。更为气人的是,来自中国的劫匪也选择中国餐馆动手!“善”、“删”、“骟”,都同音“shan”,因它们之间有共性,即“好”的意思。善良是好,删掉错字也是好;把猪骟了更好,可以长更多的肉嘛。

儒家文人为了获得荣华富贵与权位,以出卖自己的良心、人格与能力的方式,来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些文人,将自己当成工具,出卖给统治者,他们是一群待价而沽的心奴。在儒家成为主流意识之前,儒生孜孜以学见用于列国封王,所以儒家具有当阉奴的天生的路径。李世民搞科举,手舞足蹈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知识者被装进了皇上的口袋,被阉割了独立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举制不过是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就象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科举制表面上是考试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试的结果却把人分出等级,按分数的高低来决定官位和收入,象范进中举做官后就迅速腐败,从而加剧了人间的不平等。公元10世纪,中国南汉的皇帝刘岩建都广州,他认为太监最无私。他的孙子南汉王刘继兴下了圣旨云:“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方能当官”。自此,在南汉当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没鸟的,而且规定想考科举的都要先把“鸟儿”割掉。规定下达后,当官的人并没见少。可见,儒生们对阉割习以为常了,实行起来一点也没有操作上的难度。

当代科学家通过阻止猴子大脑中一种叫“D2”物质的作用,切断了猴子行为动机和回报知觉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种生理联系的猴子,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给定的任务,而忘记索取任何“报酬”。这种任劳任怨的猴奴对主人是多好啊!

奥尔德斯.贺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虚构了一个阶级社会,那个社会的最上层是特权族阿尔法族(Alpha),最底层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脑被药物麻木,他们作为奴隶承受着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并对此毫无怨言。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有饭吃。

汉族早就被孔学麻醉成了埃普斯隆——奴隶族,儒学就是麻木大脑使人心甘情愿做奴隶的药物。儒家是为皇帝制造奴隶的工程师,孔子要求人们“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把人们的自由自主的个性删了、骟了;统治者当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为至圣先师,让儒生们当奴隶主的帮手。当满清下令不要裹脚时,汉人奴习不改、照裹不误。满清统治者只把汉人当奴隶,从不把汉人当人;所以,慈禧太后说:“宁与洋人,不予家奴”。

到了民国,辜鸿铭留着着小辫子在北京大学教书。他虽十分熟悉德国文化,但满脑子的奴隶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禧。他竟然说:“洋人不会因我们割掉辫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们”。辜鸿铭已忘了汉人不留辫的历史,竟习惯做亡国奴!绝大多数汉人对自立、自主、自治的自由主义一窍不通,做了几千年奴隶而不自知,真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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